《三國演義》是歷史小說,作為小說,它要塑造典型環(huán)境的典型性格,作為歷史小說,它又不能背離歷史上的環(huán)境和人物性格。《演義》塑造曹操,總的說來,即主要的故事情節(jié),依據(jù)歷史;次要情節(jié)和生動細節(jié),按照想象或集中概括,所以《演義》中塑造的曹操的人物形象,既是歷史的,又是小說的典型人物。
《演義》第1回毛宗崗評語:“許劭曰:‘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此時豈治世耶?劭意在后一語,操喜亦喜在后一語。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懷好意。只此一語,便是奸雄本色。”這是評《演義》寫曹操往見許劭,“問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聞言大喜。”《演義》在開頭選擇許劭的評語來寫,就點出曹操是亂世之奸雄。在《三國志·武帝紀》里沒有引用這句話,這里看出《演義》選擇材料的用意,即要把曹操塑造成奸雄的典型。
再看《演義》第4回“謀董賊孟德獻刀”,寫曹操向王允獻計,謀刺董卓,向王允請七寶刀,來見董卓,董卓坐在床上接見他。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側(cè)身而臥,轉(zhuǎn)面向內(nèi)。操急掣寶刀在手,不想董卓在看衣鏡中照見曹操拔刀,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為?”操即持刀跪獻寶刀。毛宗崗評:“好權(quán)變,的是奸雄。”操出相府,逃往東南方,在中牟縣,為守關(guān)軍士所獲。縣令陳宮夜審曹操,曹操說要回鄉(xiāng)起義兵號召天下,共誅董卓。陳宮拜服,棄官與操同逃。到了成皋,操要去看望其父的結(jié)義弟兄呂伯奢,借宿一宵。到呂家,伯奢親自接待,要去村西沽酒相待。操聞莊后有磨刀聲,又聽有人語:“縛而殺之,何如?”操仗劍入內(nèi),殺死八人,至廚下,見縛一豬欲殺,陳宮曰:“孟德心多,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路遇伯奢驢鞍前懸酒二瓶,手攜果菜而來,操又殺之。宮大驚曰:“適才誤耳,今何為也?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毛宗崗評:“到此忽然說出奸雄心事,此二語是開宗明義意第一。”這里點出曹操極端自私的心理,指出他是奸雄。陳宮默然,因此離開了他。在第19回“白門樓呂布殞命”里,寫陳宮后來投在呂布手下,呂布不用陳宮計,兵敗被殺。陳宮也被曹操殺死。這里看出陳宮放曹操,曹操卻不肯赦他,顯出曹操的殘忍。再看歷史,《三國志·武帝紀》稱:“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guān),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zhí)詰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曹操到了呂伯奢家,《三國志》注引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樣看來,曹操用寶刀來行刺董卓而獻刀的事,陳宮放曹操的事,都是沒有的。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事,細節(jié)不同。《演義》里寫的,是創(chuàng)造,這種創(chuàng)造,要顯示出曹操的狡猾、多疑與殘忍,是集中概括的寫法。歷史上記他“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極顯出他的自私。這是歷史上記載的。《演義》是結(jié)合歷史與創(chuàng)造來寫的,要寫出曹操的奸雄來。
在歷史上,曹操有愛才而有度量的美德,《演義》保留歷史的某些記載,又加以改變,來顯示曹操的奸雄。《三國志·關(guān)羽傳》:“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三國志》注:“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喜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裴松之這樣贊美曹操是正確的,倘《演義》照歷史寫,在這件事上,曹操有王霸之度,不成其為奸雄了。因此,《演義》第27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guān)斬六將”,寫得完全和歷史不同。毛宗崗評:“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于關(guān)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文憑不即給予,使關(guān)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或死于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guān)將吏也。’己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演義》的用心,寫曹操表面上是有度量,骨子里還是奸雄。這一回中,寫守關(guān)將卞喜的伏兵,王植的縱火,在歷史上都沒有。《演義》寫這一回是離開歷史的虛構(gòu),即通過別的歷史上有過的伏兵、縱火,集中概括到這一回中來,來寫出曹操的奸刁。這樣虛構(gòu),是不是背離了歷史上曹操這一人物的典型性了呢?不是的。曹操在這件事上雖有王霸之度,但他在別的事上還顯出他的殘忍猜忌,顯出他是奸雄。在這件事上顯出他的王霸之度,因為劉備正在漂泊中,關(guān)羽去投劉備,不引起他的猜忌。因此,《演義》在這件事上寫他的奸,是符合他的主要性格的,也符合作為奸雄的形象。
他在什么事上,顯出他的殘忍猜忌呢?《三國志·崔琰傳》:“魏國初建,拜為尚書。”琰薦楊訓(xùn),曹操用了。曹操為魏王,楊訓(xùn)稱頌功德,“時人或譏訓(xùn)希世浮偽,謂琰失所舉。琰從訓(xùn)取表草視之,與訓(xùn)書曰:‘省表,事佳耳! 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于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遂賜琰死。”琰無罪見殺,當世冤之。《琰傳》附孔融,注稱《魏氏春秋》:“十三年,融對孫權(quán)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載曹操上表,稱荀彧的功勞,說與袁紹在官渡相持,“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guī),更超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敵,覆取其眾。及紹破敗,欲南討劉表。彧復(fù)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兇族,克平四州。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曹操對荀彧兩次獻計這樣推崇,使曹操“以亡為存,以禍致福”,應(yīng)該怎樣重用他才是。可是當董昭要曹操進爵魏國公,備九錫,密以咨彧。彧以為不宜,曹操恨之。曹操南征,留荀彧于壽春,賜彧食,發(fā)之乃空器,彧會其意,于是飲藥卒,把荀彧逼死。
《演義》第40回,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出兵討伐劉表、劉備、孫權(quán)。太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quán)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quán),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操大怒,盡取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孔融是有當世大名的人,崔琰是曹操尊重的人,荀彧是替曹操建立大功的人,都因使他不快,被害死,孔融全家被殺,更為殘酷。他們都無罪被害死,這是曹操對待同僚或下屬的態(tài)度。
再看曹操對待上級。《后漢書·伏皇后紀》:“后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伏不敢發(fā)。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令華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演義》第66回 “伏皇后為國捐生”,寫曹操殺了伏后,又殺了伏后所生的兩皇子,這是曹操對待上級的殘暴。
再看曹操對待無辜百姓。《通鑒》卷六十初平四年六月: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瑯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yīng)劭迎之。嵩輜重百余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于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戰(zhàn),謙兵敗走保郯。初,京洛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shù)十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fù)行人。”曹操父曹嵩一家,被陶謙部下士兵所殺。攻陶謙報仇是可以的。百姓何罪,殺數(shù)十萬口,墟邑無復(fù)行人,這更顯出曹操的殘暴。《演義》第10回“報父仇曹操興師”:“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仇不共戴天! 吾今悉起大軍,洗蕩徐州,方雪我恨!’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殺戮,以雪父仇。”《演義》同樣寫出曹操的屠戮百姓。
從官渡之戰(zhàn)看,《演義》寫曹操主要情節(jié)本于《通鑒》,是歷史的。但像寫曹操怎樣尊敬許攸,暗示曹操之奸;曹操不信張遼之疑,以示曹操的英明,這是《通鑒》所沒有的,是小說的集中概括,是創(chuàng)造,所以是小說。正如《三國志》注里寫曹操的看重關(guān)羽,放他去尋劉備,為有王霸之度。《演義》寫曹操不給通行證,暗示曹操之奸,這也是小說的創(chuàng)造。因此《演義》寫曹操,有本于《三國志》、《通鑒》的,這是歷史;有新的創(chuàng)造,這是小說。因此《演義》中寫的曹操,是歷史小說中所塑造的典型人物。
歷史上的曹操,既是極端自私的,又是猜忌殘忍的,又是暴虐的,這是一方面。又是知人善任,有度量的,這是又一方面。又是多謀善斷,有智計,英勇頑強的,這是又一方面。《演義》寫曹操,把他塑造成奸雄,掩蓋了他的王霸之度,不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這是為什么?曹操殺死呂伯奢全家,殺死孔融全家,逼死荀彧,都是罪惡,但這些罪惡,不能掩蓋他平定北方,實行屯田,恢復(fù)北方殘破經(jīng)濟的功績。但他為了報父仇,殺死幾十萬無辜百姓,這一大罪行是無法掩蓋的。因此,《演義》的思想傾向是尊劉貶曹,把曹操塑造成奸雄的典型,完全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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