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圖公案》解說與賞析

佚名

《龍圖公案》是明末產生的白話短篇公案小說集。其中包含一百個斷案故事，大多數是寫包公斷案的公正與神奇。其實，那里面只有一篇 《割牛舌》的本事見于《宋史》包拯傳，九十九個都是別人的或虛構的。所以，人們常說，戲曲、小說中的包公形象是一個“箭垛式人物”，“滾雪球式人物”。

包拯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廬州合肥人。從《宋史》、《宋史新編》、《東都事略》、《隆平集》、《名臣碑傳琬琰集》、《包拯集》乃至包拯墓出土的墓志銘等信史資料來看，戲曲、小說中如數家珍的諸多包公故事都是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如包拯出生后并未因怪胎被父母拋棄，因而也沒有被嫂子拾回撫養之事，更不曾干過很多粗活。他生于官宦家庭，自幼受父母鐘愛，幾乎是一帆風順的。他六十歲時，因長子先卒，未留后人，感到年老難望有嗣，乃放其妾自由，此妾其實已懷身孕，只得告訴長媳，于是另行安置，不久果然生子。從這里倒可以看到有關包拯的童年傳說的一點影子，這不正是老嫂救小叔么? 又如：戲曲舞臺上的包公只在開封府衙里大顯威風，其實他只在“首都市長”任上干過幾個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只要我們翻翻他的信史資料，就會明白，在象征的意義上，這個黑臉畫得確實恰切，當時人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后的“過陰”判“冥案”，恐怕就是這么來的。)例如：他彈劾宋祁時指出，高級官吏貪贓枉法要罷官;尸位素餐，無所建樹，也應當免職，或調任降黜，或光榮退休，意見尖銳得很。他彈劾張堯佐時，指出張堯佐是張皇后的伯父，飛黃騰達，掌實權，居要職，不僅不利于朝政，就是對皇帝本人，也因“私于后宮”而“有損圣德”，意見異常犀利，甚至為此與皇帝當面爭吵失態。他一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詩說：“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遺來者羞。”

就這樣，早在南宋時期，說話人就開始“滾動雪球”，演說包公的故事。現今可見的最早的包公斷案故事是《三現身》。此后，“包待制”在元雜劇舞臺上大顯身手，“智斬魯齋郎“、“三勘蝴蝶夢”、“陳州糶米”、“合同文字”……上管皇親，下管黎民。入明，今可見最早的包公故事是《成化說唱詞話》，那里面的包公上承宋元話本、雜劇，下開明代公案小說之風，中心內容仍然是打擊皇親國戚惡霸豪強，為國護法，為民申冤。但這一時期的包公故事有了新的傾向，著重描寫復雜的刑事案件，包公成為一個明察秋毫的清官形象。到了晚明，出現了一大批公案小說專集。這批專集的時間順序現在還不能完全排定，根據傳世的版本看，較早的就有萬歷二十二年(1594)刊行的《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安遇時選編，10卷一百則，目錄前題作《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增像包龍圖判百家公案》，書口則出現“包公傳”字樣，通常簡稱為《百家公案》。全書包含九十七個故事，有四十八個故事被晚出的《龍圖公案》因襲。《百家公案》繼宋元話本、雜劇之后，以包拯一人為中心人物，統領十六萬言、一百篇故事，成為現今最早的一部公案小說專集，開風氣之先，應大書一筆。唯文字極為粗糙，人物乖張失度，情節此差彼錯，見出作者篳路藍縷之艱，兼功力不逮之窘。小說中的包公較前后諸書更神化，凌駕于人間帝王、天地神鬼之上。

這當中，比較晚出且較為優秀的包公斷案小說是上承《百家公案》，下啟晚清章回體長篇小說《龍圖耳錄》、《三俠五義》、《七俠五義》諸書的《新評龍圖神斷公案》(簡稱《龍圖公案》，或《包公案》，上述四部包公題材小說往往也被如此簡稱，常易混淆)。

《龍圖公案》是包公小說的頂峰。小說一問世，立即掩過其他公案小說，廣受歡迎，歷久不衰，至清末，刊本已在二十種以上。這些版本大體分為兩個系統：一百則本和六十則本(六十僅為概數，有六十二、六十六、七十二之別)。部分本子附有“聽五齋”評語(或謂“聽五”為“聽玉”之誤，非是。按《周禮》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語。取此齋名批書，意在鼓吹“慎刑”思想)。

《龍圖公案》較諸專集晚出，實為多書之集納，計：選抄自《百家公案》四十八篇，《廉明公案》二十二篇，《詳刑公案》十二篇，《律條公案》三篇，《新民公案》一篇，共八十六篇。其余十四篇多為公案形式的社會問題諷刺小說，風格與八十六篇迥異，或為編者補撰。編者對采自它書的篇什作了不少潤飾，判官一律改為包公，文題改成兩兩對仗。

《龍圖公案》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塑造了一個具有無限權威與睿智的審判官形象。剛毅無私，公正廉潔，是這個清官形象的前提。一個貪官，必然也是一個昏官，本來不昏也只得昧著良心裝昏了。可是，“廉潔”之官，卻未必就是一個“明察”之官。應當看到，“明察”是在“廉潔”基礎上更高的要求，“明察”型的包公形象是“廉潔”型的包公形象的深入發展。元雜劇中的包公，主要是剛正無畏，明代的公案小說中的包公，主要特征是睿智明察。《龍圖公案》中的包公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富有人情味。包公對那些因愛情發生“私情”的青年男女充滿了同情，總是站在他們那一邊，諒解他們或庇護他們; 公正地處理了遺產之后，不像“三言”中那位滕大尹，趕緊把一千兩銀子裝入腰包，而是留給那位可憐的側室出身的遺孀，備養老之需。這些實際反映了市民的愿望與要求。

第二，題材豐富多采。小說中有許多觸及社會重大問題的題材，如行賄受賄，殺邊民冒充殺敵以請功，科舉考試中有才落榜、無才高中等等。小說著重描寫包公智破奇案的種種故事，雖然比不上反映現代社會生活的偵探小說那樣錯綜復雜，但在明清時代，人們讀了是夠味的，好奇心的滿足，智慧的增益，都使人產生審美快感。就是今天，人們欣賞這些先哲前賢的睿智，也是十分有趣的。總之，無論從案情角度，從斷案角度，《龍圖公案》題材都是多樣化、夠質量的。

第三，結構簡單明了。小說中的一百則故事大部分都是正敘，先寫案情，后寫破案、判案，末尾判詞或有或無。少部分使用了倒敘、插敘手法，先寫破案，案情隨破而出，結構一清如水，而不是令人眼花繚亂。例如第74則《木印》，先寫包公旅途發現淺埋無名男尸，當場仔細勘驗，發現尸身腰間有賣布蓋戳記的小木印，乃取下帶回。然后寫包公假作大量用布，命布商廣泛持布供挑選，從中發現了蓋有尸身木印之布，案破。這是一起圖財害命案。

《龍圖公案》曾被查禁一次。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將《龍圖公案》列為榜首。其理由大約是它寫了“奸盜詐偽”。實際上，《龍圖公案》著重寫的是破案、判案過程，并不過分渲染案情，性描寫極少。與同一書目中的“媚史”、“艷史”、“浪史”之類并不相同。但丁日昌下達命令的背景是太平天國剛剛亡國，清政府對于“近來兵戈浩劫”正多方搜求原因，故而特別敏感。江蘇是傳統書業重點地區之一，丁日昌怎能不格外費心呢?于是，黑臉老包就與張生、鶯鶯、寶二爺、林妹妹同遭了一次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