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三·十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六·二十二]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七·二十一]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七·三十五]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十一·十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鑒賞〕 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古代世界,孔子的神道設教的思想顯示了非常高超的智慧。孔子實際上是個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他說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見天就是大自然,不是人格神。在西方的《圣經》中人們到處都可以看到上帝的顯現(xiàn)、喜悅、發(fā)怒、許諾、發(fā)令、創(chuàng)造奇跡等等,而在《論語》中沒有一個地方人們可以看到人格神的出現(xiàn)。當然,他也曾說“獲罪于天”(《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欺天乎(《子罕》)”,“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等,但是仔細體味其意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都是當時的日常話語,是表達感情的一種修辭方式,猶如今人說“謝天謝地”、“天誅地滅”,并不真的相信有個人格神在天上主宰一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句中一個“如”字泄露了天機,它清楚地表明,孔子深信,祭祀時沒有什么鬼神會降臨,只是為了要以一種肅穆的感情和虔敬的態(tài)度來祭祀,你要想像鬼神來到了面前。
但是,孔子對于鬼神問題有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做法,他從不明確地否定鬼神的存在,他對這一問題采取一種機智的態(tài)度: 存而不論,所以《論語》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然而在古代絕大部分人對鬼神的存在篤信不疑,他們熱衷于談論鬼神,孔門弟子中子路就是如此。他向孔子問“事鬼神”的問題和死后的事情,對此孔子也竭力加以回避,并且加以積極引導,教他關心人事和生命。
對鬼神的存在的問題孔子諱莫如深,這進一步顯示了他不信鬼神的立場,唯其如此,他才會對這個問題非常厭惡和反感,感到沒有任何意義,實在不情愿去討論它,不然他不必如此。在兩千五百年前,在那鬼神迷信大行其道的時代,他很難采取鮮明的無神論的立場,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明智的態(tài)度是對這一問題加以回避。
從積極的方面看,孔子的存而不論的做法是為了因勢利導,用鬼神觀念教化百姓,增強人生活動的精神性。先秦的墨家也企圖用鬼神觀念來引導人們向善,但是他們肯定人格神的存在,認為任何人的行為都逃脫不了冥冥之中鬼神的監(jiān)視,鬼神能夠獎善懲惡,所以人們必須按照道德規(guī)范行事而不能胡作非為。與此不同,儒家是用鬼神的觀念培育人們的虔敬的情感,以增強他們的精神性。孔子的鬼神觀服從于他關于禮的主張。禮是孔子治國安邦、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培育人們的美好的思想感情、規(guī)范他們的言行的主要手段,禮有祭天、祭祖之禮,有喪禮。《論語》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說認真地辦理喪事,虔敬地祭祀祖先,人們就會恢復厚道的美德。這是因為沉痛地悼念死者,追思他們一生經歷中的種種曲折和艱辛,懷念他們的功業(yè)、德行、恩情,不僅能增進人們對崇高的思想、行為的仰慕,形成友愛、和諧的人際關系,而且還能從人們心靈中激發(fā)一種最深沉的感情,使他們更加熱愛生命,以更虔敬的態(tài)度對待人生。正如荀子所說:“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荀子·禮論》)
孔子特別重視通過各種祭祀活動來激發(fā)和表達人們的美好感情。他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他要人們不要只關注禮樂的外在的、形式的、次要的方面,應該努力達到它們的最深層次,即由禮樂所培養(yǎng)的內在的、純真的感情,進入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即仁。孔子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八佾》)這里所說的“敬”就是指行禮者應有的虔敬、真摯、恭敬、肅穆的情感。禮原來是宗教祭祀的儀式,本來就是用以培養(yǎng)圣潔的宗教意識和情感,激發(fā)對神靈的虔敬之心。禮世俗化之后有社會功能,但是虔敬之心仍然是禮的應有之義,所以孟子說:“恭敬之心,禮也。”(《孟子·告子上》)西方的基督教通過宗教活動來培養(yǎng)人們對于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引導人們完善自己的精神和人格;中國文化則是通過禮樂來培養(yǎng)、增進人們相互之間的純真、友愛、恭敬之情,來促進人的精神的升華。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類的日常生活是平凡的,但是,人們總是不滿足于人的自然生命,不滿足于生兒育女的自然行為,因此儒家通過祭祖、祭天的活動體悟家族生命的綿延不絕,體驗生命的永恒性,把個人的生命同最崇高的超越者天相聯(lián)系,尋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通過禮,把人們的日常平凡的生活圣潔化,使之具有神圣性。
與西方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仁、禮觀念最重視的不是外在的崇拜對象,而是內心的感情純正,人的精神的圣潔。正如《禮記·祭統(tǒng)》所說:“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樣,對于喪禮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關注死者在陰間的生活,而是祭者的情感,所以《論語》說:“祭思敬,喪思哀”、“喪致乎哀而止”(《子張》),孔子強調:“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荀子也說過同樣的意思:“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荀子·禮論》)。在儒家看來,情感的純正和精神的圣潔對于形成理想人格、尋求理想的生活方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對于智識水平高的人來說,在祭祀中虔敬感情的產生不是非要感覺到鬼神降臨不可的,但是,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如果想像鬼神降臨,就會促進虔敬感情的發(fā)生和增強。所以北宋程頤在解釋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思想時說:“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轉引自朱熹《四書集注》)這一解釋深得孔子之意,非常準確地揭示了孔子對鬼神存而不論和神道設教主張的意義所在。
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我們自然不必提倡孔子的神道設教的做法,然而,當今世界上仍然有許多人盲目崇拜人格神,或為了某種功利的目的而求神拜佛,有鑒于此,兩千年前孔子對鬼神存而不論、主張神道設教就顯得特別的難能可貴,并且能夠給現(xiàn)代人以很多深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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