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不題撰人。一百回。成書于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存萬歷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崇禎刊本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清康熙刊本《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等。



書敘宋徽宗朝，天下失政，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賊，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以致百姓倒懸，天下騷然，反了宋江、王慶、田虎、方臘。

陽谷縣壯士武松景陽岡打虎后，在清河縣就任巡捕都頭，并尋得其兄武大。武大之繼妻潘金蓮憎嫌丈夫，賣弄風月，勾引武松，遭武松斥責，繼而由王婆牽線，與西門慶成奸，事發，藥死武大。時武松受知縣差遣去東京未歸。

西門慶乃清河縣一破落戶，在縣門前開生藥鋪，使得好拳棒，后來發跡，專在縣里管些公事，交通官吏，調占良家婦女。滿縣人皆懼之。其妻室早逝，繼娶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吳月娘，為妾者乃有妓女李嬌兒、卓丟兒 (早亡)、孫雪娥等。正值武大身亡，西門慶欲娶潘氏為妾之際，先娶得富商遺孀孟玉樓為三房，獲大筆財物。

西門府緊鄰乃花子虛家。其妻李瓶兒舊時為梁中書之妾。梁山英雄李逵等血濺梁家，李瓶兒帶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出逃，花太監使媒說合，與侄男花子虛為妻。花太監死，錢財全落子虛手。花子虛眠花臥柳，不理家事。西門慶與李瓶兒隔墻密約，終于成奸。花子虛被內臣家房族中告家財入獄，李瓶兒出六十錠大元寶，計三千兩，托西門慶尋分送禮，又將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帶等軟細金銀寶物交西門慶收藏。西門慶求其親家陳洪通過東京八十萬禁軍提督楊戩，轉央內閣蔡太師下柬帖與開封府尹楊時，花子虛得釋。但銀兩、房舍、莊田損失殆盡，由氣致病身亡。

西門慶正待娶李瓶兒為妾，北虜犯邊，兵部失誤軍機，給事中宇文虛中劾倒楊戩。黨惡人犯中有陳洪及西門慶。西門慶即差人進京，重賄蔡京之子蔡攸及李邦彥，遂將案卷上之西門慶改易為“賈慶”，免除一死。為避禍，陳洪之子、西門慶之婿陳經濟帶著許多箱籠前來投靠，陳洪又送銀五百兩。

李瓶兒聞西門慶正在難中，遂招贅醫生蔣竹山，并湊銀三百兩為蔣開一生藥鋪。西門慶甚為氣惱，事平之后，即雇人打蔣氏。李瓶兒復戀西門，逐蔣出門。西門慶遂娶李氏為第六房妾。西門慶連得橫財，家道更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成倉、騾馬成群、奴仆成行。除生藥鋪外，又開一解當鋪。

西門所結十兄弟，皆為幫閑篾片，幫嫖貼食。每月輪流會茶擺酒，結伙宿妓嫖院。西門慶梳籠李桂姐，半月不歸，又出銀包占。李桂姐又接杭州客人丁二官，西門慶大鬧麗春院。后又與仆婦來旺媳婦宋惠蓮私通。事發，來旺兒醉謗西門慶，揚言欲殺之。西門慶聽信潘金蓮之言設計陷害來旺兒。夏提刑、賀千戶收西門慶一百兩銀賄禮，將來旺兒痛責，遞解原籍徐州為民。宋惠蓮忍氣不過，痛罵西門慶后自縊身死。西門慶送三十兩銀子與知縣了結此案。宋惠蓮父宋仁欲上告。西門慶勾結知縣，反問其打網詐財，借尸圖賴之罪，遭毒打身亡。

揚州鹽商王四峰，被安撫使送監在獄，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轉央蔡太師討人情釋之。蔡京受賄，即下書山東巡撫侯蒙了結此案。

時蔡京壽誕日近，西門慶派專人去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綿繡蟒衣，打造四陽捧壽銀人、金壽字壺、玉桃杯等，差來保、吳典恩上東京送壽禮。蔡京大喜，即時僉押了一道朝廷欽賜空名告身札付，填入西門慶名字，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仆人吳典恩得清河縣驲丞、來保得山東鄆王府校尉。其時，李瓶兒生一子，取名官哥兒。官歌兒滿月，西門慶盛開華宴，慶賀者有薛劉二內相、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張團練等，席間演王勃院本，小優彈唱。次日又請本縣四宅官員飲酒，搬演《韓湘子升仙記》。

湖州客人何官兒急欲告歸，西門慶以四百五十兩銀子賤買了他五百兩絲線，即在獅子街開設絨線輔，一日亦賣數十兩銀子。

西門慶伙計韓道國之妻王六兒與兄弟韓二通奸，被車淡等幾個光棍所捉。韓托應伯爵說情。西門慶乃反誣車淡輩非奸即盜而痛責之。幾家兄父湊銀四十兩央應伯爵說情。應又通過書童央李瓶兒向西門慶說情，乃放歸。事畢，每人花費約百十兩銀子。

蔡京假子、新狀元蔡蘊回籍省親，道經清河，同行者有進士安忱。西門慶竭誠款待。臨行，贈蔡狀元白金百兩，安進士白金三十兩，另各有禮物。

蔡京府大管家翟謙托西門慶尋一小妾。西門慶為其尋到韓道國之女韓愛姐，并為其備辦一應衣服、首飾、妝奩、箱柜，與了二十兩財禮，派人送到東京。翟管家甚是歡喜，送西門慶青馬一匹，封了韓伙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

西門慶與韓道國妻王六兒通奸，出銀四兩為其買得使女錦兒，又使一百二十兩銀買一所門面兩間，到底四層房屋居住。韓道國一任其所為，以圖其錢財。

李瓶兒生子時，西門慶許下一百廿分醮愿。正月初九至玉皇廟修齋建醮。吳道官親自為其做齋功，主行法事，官哥寄法名稱吳應元。

正月初九金蓮生日，晚夕吳月娘等聽大師父、王姑子說因果，唱佛曲兒。王姑子答應給吳月娘弄坐胎符藥。

喬大戶娘子請西門女眷吃酒看燈，席間為官哥兒和喬大戶之女長姐定親。西門聞知，言“不搬陪”。喬為白衣人，而西門乃官戶。潘金蓮插言，被西門慶毀罵不已。潘甚惱，責打丫頭秋菊，指罵李瓶兒，李忍讓之。

揚州員外苗天秀去東京途中，被家人苗青勾結艄子陳三、翁八害死。家童安童被打落水中，幸得不死，狀告陳三、翁八于提刑院。陳、翁供苗青為同謀。苗青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托王六兒央西門慶說情。西門不從。苗即發賣贓物得銀一千七百兩，西門慶得一千兩賄賂，遂放苗逃回揚州。西門慶分五百兩銀給夏提刑，穿通一氣，只將陳、翁問成死罪，而縱苗逍遙法外。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查明此案，一面差人行牌捉拿苗青，一面上本參劾夏與西門受贓賣法。夏與西門出銀五百兩及銀壺等物賂蔡京，京即將曾本扣壓。其時蔡京奏行 “罷講議財利司”、“更鹽鈔法”等七件事。曾巡按見本上去不行，知二官已有所打點，心中忿然，遂赴京復命，表劾蔡京所陳之事; 京怒，上奏朝廷黜曾為陜西慶州知州，又陰令陜西巡按御史宋盤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煉成獄，將曾除名竄于嶺表。

西門慶迎請新點兩淮巡鹽御史蔡蘊與新任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喬年，一席酒宴耗銀千兩，又贈以金銀禮品二十抬，蔡御史答應西門慶淮鹽三萬引，可比別家鹽商早掣取一月，使其獲利稅倍增。西門慶又道及苗青事，蔡御史答應見宋巡按了結此事。西門慶于永福寺為蔡餞行，偶遇胡僧，求得淫藥。西門慶試藥于王六兒、李瓶兒。

四月二十三日壬子，吳月娘服王姑子整治之頭男衣胞并薛姑子之坐胎符藥，承歡求子息。

蔡京壽誕，西門慶自往東京拜賀。道間相遇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者、進生辰扛者不計其數。西門慶進賀金銀重禮計二十杠。京喜甚，認西門慶為干兒。西門慶更身價百倍。

李瓶兒生子后，西門慶日見親近，潘金蓮嫉之甚，乃馴養一貓名曰雪獅子，必欲唬死其子，使李氏寵衰，西門復親于己。一日貓抓官哥致使搐風不已，求神問卜、太醫診治皆無效而夭亡。潘金蓮百般稱快，指桑罵槐，李瓶兒著了暗氣，加之煩惱憂戚、心神恍亂，亦病。

重陽節令，西門氏合家慶賞，接申二姐來唱曲。李瓶兒患崩漏暈倒房中。請各名醫診治。婦科趙太醫竟診成男病。李瓶兒夢見花子虛索命，西門慶請五岳觀潘道士解禳。李氏病甚，安排后事，囑月娘好生看養，休要似她心粗，吃人暗算。李氏亡故，西門慶撫尸大慟。安靈畢，西門不忍遽舍，來李瓶兒房伴靈宿歇，卻與奶子如意兒成奸。

西門慶已為蔡京門生心腹，因得升遷，轉正千戶掌刑。東京本衛經歷司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火速進京，趕冬至令節見朝引奏謝恩。

西門慶益加貪贓枉法、貪淫樂色，不期油枯燈盡，飲藥逾量，髓竭脫陽而亡。

西門亡故，李嬌兒趁亂偷走五錠元寶及一應物件，被月娘打發歸院; 應伯爵投靠張二官，又與張二官牽線，使李嬌兒成其二房。韓道國、王六兒乃拐銀千兩，逃往東京，來保偷盜船上價值銀子八百兩貨物。

為還愿，月娘往泰山進香。岱岳廟道士石伯才窩藏殷天錫，賺引月娘，調戲之。月娘逃出，為岱岳東峰雪澗洞普靜禪師所救。翌日行進間，又被清風寨王英所虜，后為宋江所救。

潘金蓮與其婿陳經濟私通日久，同奸者乃侍婢春梅。吳月娘識破奸情，先賣出春梅與周守備為妾; 又打陳經濟而逐之，令王婆將潘金蓮領出待聘嫁。其時太子立，大赦天下。武松遇赦回清河，乃佯娶潘金蓮，出銀一百兩買得而殺之，并殺王婆，劫其財，投梁山而去。

其后，孟玉樓再嫁李衙內; 陳經濟兩度入監而淪為乞，后與春梅通而為人所殺; 龐春梅在守備府得寵，終因縱欲而亡; 西門大姐不忍陳經濟凌辱而自縊身死; 孫雪娥盜財與來旺私逃，被官府抓獲，后變賣為娼。西門府昔日之繁華煙消云散，所余者唯吳月娘一人伴西門慶靈床凄惶度日。

此時天下大亂，金滅遼后兩路進犯中原。吳月娘攜孝哥往濟南投奔云離守，途遇普靜禪師點破，知孝哥乃西門慶轉生，遂允孝哥出家，法名明悟。月娘歸家，改玳安為西門安。玳安承受家業，侍奉月娘壽年七十而終。

從總體上看，《金瓶梅》寫的是我國十六世紀新興商人的歷史悲劇，它通過西門慶及其家庭的興衰，他的廣泛的商業活動、社會交往和個人私生活，特別是他如何暴發致富、又如何依附封建階級、最后又如何縱欲身亡的歷史，表現了晚明時代我國商人的崛起，他們的雄心和孱弱、野性和獸性，以及最終走向自我迷失和毀滅的過程。西門慶首先是個商人，他的全部活動都是以商業為基礎，以對金錢和女色的占有為目的。他的祖業原只有個生藥鋪，資本并不雄厚;后來他把攬訴訟，說事過錢，又騙娶了富孀孟玉樓、太監侄媳李瓶兒，發了兩筆橫財，資金才逐漸雄厚起來。他又通過賄賂官府興販鹽引，上納香蠟，包占朝廷坐派的古器買賣，比一般商人更方便地牟取暴利。于是，他用這些資金放高利貸，開解當鋪、綢絹鋪、絨線鋪，又在外邊江湖走標船，把設店經營與長途販運相結合，經商規模越來越大，商業資本越積越巨。他正是憑借了腰纏的萬貫金錢，不僅整日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且躋身于官列。他既有能量影響其他官員的升貶，更有能量侵擾封建社會的秩序，令制度和法律失去效用。這一切正反映了我國十六世紀后期急劇發展的商品經濟對于封建社會的沖擊。但是，由于當時畸形發展的商品經濟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更由于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超穩定性，決定了先天不足的中國商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甚至也不具備起碼的獨立的人格力量，而只能充當封建階級的附庸，以金錢作為交換條件，以維持和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內的生存和發展。他們或是通過金錢向權勢攀附，或是利用金錢縱情聲色，因而最終跌入了自我迷失、異化和毀滅的深淵。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嶄新歷史內涵和意義的古典小說，它的價值主要還不在暴露封建黑暗，而在描寫商人悲劇，并通過這一悲劇反映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我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動。

我們說 《金瓶梅》寫的主要是商人的歷史悲劇，這并不妨礙我們承認它在暴露晚明社會黑暗方面所具備的歷史價值，這一價值同樣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吏治腐敗是晚明黑暗政治的一大特點，就以作為 《金瓶梅》歷史背景之一的嘉靖朝來說，其間嚴嵩專權凡二十一年，“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明史》); 而當時一般官吏 “入官視事，循例取索”，“假公用而科任情斂……文書非賄吏不行”;司法機關則 “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 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于酷吏”(《明嘉靖實錄》);這一切在 《金瓶梅》里都得到了真實的充分的表現。在小說所展示的藝術世界里，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各級官吏，賄賂成風，鬻爵公行，貪贓枉法，腐敗透頂。西門慶本人的官，就是用送生辰禮買得的，并因此蔭及他的妻兄和伙計; 山東巡按宋喬年、兩淮巡鹽御史蔡狀元，因其常受西門慶經濟上的接濟，便憑借權力給西門慶提供一般商人無法享受的特權，使其帶上了濃重的 “官倒”色彩，大肆牟取暴利;西門慶還通過賄賂買通鈔關錢主事，在其車船貨物過稅時大筆的偷稅漏稅; 而兵馬荊都監為了升遷，竟然要用二百兩銀子來打通西門慶的關節……用錢不僅可以買官、謀私，而且還可以枉法。朝廷權臣楊戩壞事，原來要治的親黨名單里有西門慶，西門慶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帶了禮物送給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邦彥，李 “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 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 殺人犯苗青謀財害死了主人，案發后 “打點一千兩銀子送至西門慶家里”，于是照例 “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揚州鹽商王四峰被送監獄中，“許銀二千兩”，央托西門慶轉求蔡太師 “人情”，果然不日盡行釋放……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在這里，金錢是法律的主人，公道是人情的奴隸; 整個封建的國家機器，唯有金錢和人情是其運轉的潤滑劑! 在家庭內部，同樣投下了晚明社會黑暗的陰影。無論是妻與妾之間，還是妾與妾之間，幾乎在任何一個細小的問題上都進行著激烈的明爭暗斗，并隨時爆發為一場公開的辱罵和爭吵。其中特別是潘金蓮和李瓶兒之間，爭斗尤其尖銳，其結果，是導致了李瓶兒和她孩子兩條無辜生命的結束。而妻妾爭寵，最大的受害者還是奴婢，在 《金瓶梅》里，毒打丫鬟、買賣丫頭的事時有發生。妻與妾的爭斗，主對奴的壓迫，到處一樣的糜爛和黑暗，各自不同的苦惱和傷悲，這一切交織在一起，從多方面向我們剖視了那個時代社會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以及財產私有制度所造成的罪惡與不幸!

《金瓶梅》作為我國十六世紀后期社會的風俗史，還對當時的社會風尚、世情冷暖、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等各個方面作了全方位的反映。在《金瓶梅》里，我們看到了晚明時代窮奢極欲、去樸尚華的城市風尚，官吏和商賈們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乃至于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湘鞋，紗裙細褲，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焉勿振。像西門慶，整日就是花天酒地，沉溺于犬馬之好，逐歡于酒色之間，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一席酒往往 “就費夠千兩金銀”;他家中妻妾成群，在外卻還要包占娼妓，奸人妻女……這種絲毫不加掩飾的窮奢極欲的生活，正是晚明時代社會風尚的真實寫照。其他如幫閑常時節窮得揭不開鍋，老婆在家餓肚子，但在他得了西門慶周濟的十二兩銀子后，卻化六兩多銀子到街上為老婆 “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綢裙子，月白云綢衫兒，紅綾襖子兒，共五件; 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兒，丁香色綢直身兒”，真所謂 “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巢林筆記》)，多么形象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風尚!在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上，也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上等貴族夫人林太太，為滿足自己的本能需要，愿以自己半衰的姿色去取得西門慶的歡心;富孀孟玉樓，寧愿嫁與西門慶為妾，不愿嫁給尚舉人為繼室; 還有那些太師、巡按、御史、狀元、太監、皇親，都不惜屈尊與西門慶交往，甚至結為干親和親家。至于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在小說中同樣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在這里，人的靈魂能用冰冷的白銀來收買，人與人之間的情義全隨權勢的有無而消長; 一切曾經是那樣火紅、熾熱，人們趨炎附勢，勝過崇奉上帝; 但一切又都是這樣冷酷、無情，每一個人都被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里……這是一個多么丑惡的世界，又是一伙多么自私的人群!

綜上所述，《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嶄新和深刻思想內涵的文學巨制。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描寫了十六世紀中國商人的歷史悲劇，并通過這一悲劇反映了當時我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動; 它以真實的筆觸，廣泛暴露了晚明社會的黑暗與罪惡，顯示了對那個社會的官僚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以及財產私有制度的批判; 它廣闊地展示了它所屬的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為整整一個時代留下了五光十色的畫卷和極可寶貴的資料。這一切，都是現實主義在我國的勝利，也是我國小說走向成熟的標志。

《金瓶梅》里寫了好幾百個人物，其中重要的也要以十數。這許多人物，幾乎都是活躍于當時社會的真正的現實人物，他們具備徹底的現實品格，沒有或很少再有神化和半神化的痕跡。同時他們也不再是那種抽象出來的好人和壞人的淺薄圖解，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處于人生騷動中的精靈和生命。無論是西門慶，還是他的眾多妻妾，以及那些過往官吏，走狗幫閑，奴仆伙計，丫鬟奶子，乃至三姑六婆，和尚道士，流氓光棍，優伶娼妓，他們都充溢了人的七情六欲，他們是真正的人，活生生的人。這和以往古典小說中那種帶有強烈傳奇色彩的人物相比，無疑體現了現實主義在我國的深化。

西門慶是小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國古代藝術畫廊里具有嶄新歷史意義的藝術典型。他是一個兼有官僚、惡霸性質的商人典型。他本質上首先是個商人，他的思想性格的主導面，首先表現為商人的特征。

西門慶自幼就是個浮浪子弟，經商使他逐漸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以至 “富比王侯”。他對他巨額財富的支配，首先是用作商業投資和高利貸資本。在騙娶了李瓶兒，獲得一筆財富之后，他想到的是兌出二千兩銀子來開個解當鋪; 兩邊鋪子里賣得了六千兩銀子，他統統用作了擴大再經營的資金; 他不僅肯借一千兩銀子再加五百兩銀子的貨物與別人做生意，自己賺利息; 還敢于套購外地客人急等出脫的滯銷細貨，以待日后營利……他重視的是資本周轉流動和不斷增殖，并敢于冒風險，有膽識，而不是像守財奴那樣，死抱住金錢寸步不離，這正是商人的最本質的特征。其次他還用以賄賂結交官府。賄賂的目的除了為買官以光耀門楣，更為了取得官商的特權，進一步牟取暴利。他這樣亦官亦商，用攫取一部分權力來發展自己的方式，也典型地表現了我國十六世紀商人的封建性。再有就是用以滿足他個人的生活享受。西門慶揮金如土，基中既有奢侈揮霍的一面，也有仗義疏財的一面; 這也典型地表現了商人的性格特征，和 《儒林外史》 中嚴監生之類的封建守財奴適成鮮明的對照。

作為一個暴發戶商人，封建制度的那套道德教義也被他撕得粉碎。雖然封建貴族、官吏、鄉紳們也納妾，也享樂，但他們表面上都道貌岸然，一切都被溫情脈脈的紗幕掩蓋著。西門慶則不同，他對女色的占有完全是赤裸裸不加掩飾的，帶著野獸般的淫濫和瘋狂。對于封建的禮教秩序和尊卑等級，他表示了公開的蔑視。因此，即使是享樂和縱欲，西門慶和歷來封建階級不同，帶有明顯的暴發戶商人的特質。

當然，無庸置疑的是，在西門慶身上又確兼有著官僚和惡霸的特點。在他還是一個鄉紳時，他就已 “在縣里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成了提刑所理刑副千戶以后，他更是利用職權，貪贓枉法，玩國法于股掌之中，典型地表現了一個官僚惡霸的性格特點。小說作者正是把官僚惡霸和暴發戶商人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有機地揉合在一起，從而創造了西門慶這樣一個嶄新的藝術典型。

很顯然，像西門慶這樣一個人物，正是時代的特定產物。晚明時期，我國還是封建社會，封建經濟還占統治地位，但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呈空前活躍的態勢。后者帶來了城市的繁榮，商業的興盛，商人的崛起。但在強大的封建勢力抑制和包圍下，我國十六世紀的商人面臨了一種難堪的抉擇： 想不要封建階級的庇護以求獨立，事業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發展; 若要依附封建階級以求得發展，就勢必陷入自我迷失和自我異化的絕境。《金瓶梅》里的西門慶正屬于后一種情形，在這個人物身上，集中體現了我國前資本主義時期商人中的一部分和封建勢力特殊結盟的事實： 前者從經濟上接濟后者，以取得政治上的特權; 后者則從政治上扶持前者，以獲得經濟上的接濟; 于是就產生了像西門慶這樣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一個兼有官僚、惡霸特征的商人典型。再往后，便是 《紅樓夢》里“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和薛家，它們正是我國近代官僚資產階級的前身。

除了西門慶，潘金蓮和李瓶兒是作者通過對比所著力刻畫的兩個主要人物。潘金蓮是我國古代淫婦、妒婦、悍婦形象系列中最富有性格光采的人物，她的全部思想行為的出發點只有一個，就是爭寵。除此之外，她似乎沒有任何體現自我價值的坐標了。她爭寵的對手除了吳月娘，就是李瓶兒了。因為李不僅帶過大筆財富，特別是當李瓶兒生了兒子之后，潘見 “西門慶常在她房宿歇，于是常懷嫉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一次趁李瓶兒不在屋里，故意把孩子“舉得高高的”，使孩子受了驚嚇，睡夢中驚哭;以后，又三番兩次借打罵丫鬟唬孩子，氣瓶兒，竭盡潑婦罵街之能事。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她為“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己”，竟陰險詭譎而又不露聲色地借一只“雪獅子”貓嚇死了孩子，使李瓶兒也因氣惱傷心離開了人世，一下子斷送了兩條性命!而每每爭寵失利，她便遷怒于丫鬟，把丫鬟打得皮開肉綻，還把臉和腮頰用尖指甲掐得稀爛。這個除爭寵外不知任何世事的女性，真可說是個嫉妒狂、虐待狂!

與此相反，李瓶兒則是有名的好性格兒。她面對潘的不斷挑釁，總是一再忍讓，以至明知自己和孩子遭了暗算，也只是暗自飲泣，終至飲恨而亡。她對自己的奶子丫鬟從不曾“大氣兒呵著”，更不消說粗聲打罵，臨死之前對她們的出路想得是那樣周全! 按照我國傳統的禮教規范，李瓶兒大概也只能列入“淫婦”之列，與賢婦、節婦無緣，但在她身上，分明有著我國傳統要求于婦女的忍讓美德和溫順性格。她和潘金蓮完全是屬于兩種不同性格的女性。

但在李瓶兒和潘金蓮身上，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對于人的本能欲望的需求和覺醒。在我國封建社會，女子歷來被男子視作玩物，她們的本能總是受到扭曲壓抑，她們只是被動的男子情欲的發泄對象，而不是主動的求愛者。古代在性愛方面男女之間實在是極不平等的。但在《金瓶梅》里，潘、李二人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她倆對于性愛都表現了一種公開的渴望和主動的追求，只是程度和表現方式不同而已。潘金蓮的永難滿足的性饑渴，李瓶兒的先后不滿足于花子虛、蔣竹山而屬意于西門慶，都是出于人的本能需求的驅使。她們絲毫不掩飾這種需求，不自我壓抑這種需求，這對于封建禮教無疑是一種挑戰，帶有很大的破壞性。正因為如此，所以她倆最終都為這個社會所不容。潘金蓮害死了李瓶兒，她自己最后也被吳月娘像趕一只狗一樣趕出了家門，落了個橫尸刀下的結果。情欲的放縱相對禮教的禁錮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同時帶來了道德的淪喪，又是一種歷史的退化。潘金蓮和李瓶兒正是這樣兩個具有復雜歷史內涵的人物。

《金瓶梅》寫了數量眾多的下層市井社會人物，這在古代長篇小說中可謂首屈一指。這許多人物當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當首推應伯爵。他原是個破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嫖沒了，專一跟著富家子弟幫嫖貼食，在院中頑耍，諢名叫做應花子。他是西門慶的十個酒肉朋友之一，沒有任何正業，每天就是跟著西門慶屁股后面轉，閑時幫閑，忙時幫忙，或趁口食吃，或混些錢用。作為幫閑，他善取鬧打趣，脅肩諂笑，奉承拍馬，是個席間少不了的人物，也是個以此吃白食的行家。他有事無事常來西門慶家里坐著，一坐下就不走，非得等到有吃的上來; 一吃開就不放筷，非得吃個“凈光王佛”才罷休。他雖專吃白食，卻不讓人十分討厭，因為他有打諢趨時的特殊本事。西門慶加官以后，在家準備官服頂帶，看匠人釘帶，正好應伯爵走來，他乘便賣弄問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便即眉飛色舞地極口稱贊夸獎了一番，使西門慶通身舒坦，爽快地答應了應氏代吳主管借銀一百兩的請求，連利錢也不要，應氏自己還坐得了十兩保銀。一天，西門慶穿了何太監送的一件五彩飛魚圖案服，應伯爵看到，先是“唬了一跳”，接著又極口夸獎道：“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不愁玉帶蟒衣，何況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諸如此類的夸獎奉承，雖是廉價，卻很得西門慶的歡心，這是作為職業幫閑的應伯爵的當行本色。

但這個當初受西門慶之恩最多、最檀奉承拍馬的家伙，也是個忘恩負義、趨炎附勢的道地小人。西門慶一死，他就掇竄李嬌兒鬧將出來，先是重入妓院，后又嫁與張二官做二房娘子，并無日不在張處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還獻策要張二官將潘金蓮也娶將過來。作者用他那支犀利的筆，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一個幫閑子弟、勢利小人的丑惡嘴臉!

《金瓶梅》還寫了當時社會的形形色色，都無一不是活躍于當時生活舞臺的真正的現實人物。高爾基在評價十六世紀前后的英國文學對歐洲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貢獻時曾指出： “正是英國文學給了全歐洲以現實主義戲劇和小說的形式，它幫助歐洲替換了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所陌生的世界——騎士、公主、英雄、怪物的世界，而代之以新讀者所接近、所親切的自己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把他的姑姨、叔伯、兄弟、姐妹、朋友、賓客，一句話，把他所有的親故和每天平凡生活的現實世界，放在他的周圍。”(《俄國文學史》)十六世紀的英國正是產生莎士比亞及其偉大作品的時候，《金瓶梅》大致也出現在那個時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金瓶梅》，給了我國以近代現實主義小說的形式，幫助我國替換了當時市民所陌生的英雄和怪物的世界，而代之以他們所熟悉的平凡生活的現實世界。

《金瓶梅》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這里只就以下四個方面作一簡略的分析：

一、對生活細膩而逼真的描寫。在《金瓶梅》之前誕生的 《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游記》，擅長于通過十分夸張的行動和曲折離奇的情節來吸引讀者，雖然它們采用這種手法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不免在很多細節上脫離了生活的真實，經不起人們細細的咀嚼和推敲。《金瓶梅》則不同，嚴謹的現實主義風格，使我們幾乎不感到它的夸張，生活就好像按原樣自然而然滲透到了紙上。在我國小說發展史上，可以說從《金瓶梅》開始，小說創作才徹底擺脫了傳奇和志怪的影響，而走上了平實地再現生活的新途，從而為我國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深化開避了道路，并為最終產生 《紅樓夢》 那樣的偉大作品準備了條件。

《金瓶梅》作者是善于觀察和再現生活的巨匠。他所要再現的是整整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但他并沒有正面去描寫這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斗爭，而是通過家庭這個最基本的社會細胞，即通過一個在當時最具典型意義的商人家庭，為我們展示了豐富而復雜的現實生活畫卷。作者并沒有寫什么很重大的事件，也不滿足于對生活作粗線條的勾勒，而是把筆觸伸到了生活的每一個細微而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舉凡家庭的日常起居、飲食宴筵、社會交游、喜喪禮儀、算命卜卦，以及家庭內夫婦之間、妻妾之間、妾妾之間、主奴之間、奴奴之間的爭寵斗強，迎奸賣俏，都在小說中得到了細膩逼真的摹寫，顯示了小說作者細致地觀察生活、具體地再現生活的能力，構成了 《金瓶梅》 的一大藝術特色。

二、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白描原是我國傳統繪畫的技法之一，指的是用墨線勾描物象、不著顏色的畫法。后來這一技法被廣泛運用于小說和其他敘事性文學作品的創作，成為我國一種普遍的、傳統的表現手法。這種手法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是：使用最簡煉的筆墨，不加烘托和陪襯，勾勒出鮮明生動的形象。我國戲曲舞臺上那種不講究實物布景的表演藝術，也正是這種表現手法的生動運用。

《金瓶梅》里處處顯示著我國傳統白描手法的豐富表現力。小說里的許多人物，作者并沒有對他們的外貌和內心作那種油畫式的層層敷彩和細細雕琢，而往往只是通過人物的言語行動，寥寥數筆，聲態并作，勾勒出人物之神。潘金蓮、李瓶兒、應伯爵……這些人物的成功就多得力于白描手法。限于篇幅，這里僅舉李瓶兒生子時潘金蓮的表現為例：



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里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檐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話。 說道： “耶! 緊著熱剌剌的擠了一屋子里人， 也不是養孩子，都看著下象膽哩!”

一會兒接生婆來，孟玉樓讓潘金蓮一起往屋里去看看，潘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 頭里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里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

正說著，又見吳月娘屋里的丫鬟抱了草紙、繃接并小褥子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 潘金蓮聽了，又道：



“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 又道：“仰著合著，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 玉樓道： “五姐是甚么話!” 以后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腦，只低著頭弄裙子，并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著庭柱兒，一只腳跐著門檻兒，口里磕著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后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里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 “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 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 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卜的拉鹽擔子，攘咸嘈心。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 良久，只聽房里呱的一聲，養下來了。



這一段描寫，不僅李瓶兒生子一事白描如畫，而且金蓮妒口也白描入骨，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手段。張竹坡評語說得好：“讀 《金瓶》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自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來。”這可謂是熟知小說三昧之談。

三、潑辣酣暢的文學語言。《金瓶梅》在語言方面的造詣也是相當高的，它突出地表現在人物語言的生動傳神和大量方言俗語的運用上，整部小說的語言顯示了一種潑辣酣暢的風格。

《金瓶梅》里的人物對話都個性鮮明，生動傳神，完全可以由說話看出說話的人來。這里有兩層含義： 一是人物的說話都有各自獨特的個性，一聽就知是誰講的，混淆不得。像潘金蓮的語言，就只能是屬于她一個人的，所謂“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瓶兒不得，作玉樓、月娘、春梅亦不得”(張竹坡評語)。二是語言生動傳神，僅由說話就可想象出說話人的神態模樣來。通常所說的“如畫”、“如聞如見”、“合眼如見”，就是指這種藝術效果而言，這在 《金瓶梅》 的評點中隨處可見。

大量運用方言俗語是《金瓶梅》語言的又一個特點，它極大地增強和豐富了語言的表現力，同時對形成潑辣酣暢的語言風格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小說所寫主要是一些市井俗人和下等社會女子，因此作者很注意運用口語俗諺，其中既有山東土語，也有吳地方言和一般小說用語，其數量之多，運用之妙，在我國古典小說中實屬罕見。像一些常被引用的名言，較早就出自 《金瓶梅》：諸如“烏眼雞”、“沒腳蟹”、“花麗狐哨”、“殺雞扯脖”、“雌牙露嘴”、“小眼薄皮”、“左話兒右說”、“一雞死了一雞鳴”、“雀兒只揀旺處飛”、“不看僧面看佛面”、“女人不穿嫁時衣”、“蒼蠅不鉆沒縫兒蛋”、“破著一命剮，便把皇帝打”、“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要這命做什么，活一百歲殺肉吃”、“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等等，都大大豐富了語言的色彩和表現力，使小說的語言節奏充滿了一種生命的韻律。

四、恢宏渾成的藝術結構。在《金瓶梅》之前的幾部長篇小說，一般多是采用單線發展的線形結構形式。《水滸傳》、《西游記》就是比較典型的兩部，它們大都由一些相對獨立的情節組成，然后用一根線把這些情節貫串起來，就像算盤上的珠串。這種結構形式頭緒簡單明了，線索清晰分明，故事與故事之間既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又是一環扣一環，呈線形向前發展。《三國演義》的結構形式與上述兩部小說不同，它采用的是多頭緒、多層次的網狀結構形式，整部小說人物眾多，事件復雜，頭緒紛繁，但它巧妙地以劉蜀政權為中心，以曹魏和孫吳政權為一個扇形體的另兩端，縱橫交錯、井然有序地展開了三國之間的軍事和外交斗爭。全書結構就如同一張蛛網，左右勾聯，前后貫串，堪稱是一個完善的藝術整體。但《三國演義》的結構不是全圓形的，而只是網結一面，呈扇形形式。就是說，它展示的僅僅是三國政權之間的軍事和外交斗爭這一個側面，并沒有也不想從更廣闊的范圍內去再現那整整一個時代的社會歷史風貌。

《金瓶梅》繼承和發展了這種網狀結構形式，它巧妙地以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細胞——家庭為圓心，其中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構成了一條縱的主軸，這個家庭與社會的上下左右聯系則形成了一條條眾多的經線; 而西門慶和金、瓶、梅幾個主要人物的命運就好比一條橫的主軸，其他次要人物的命運則形成了一條條眾多的緯線，縱橫交錯，便形成了一種全方位的圓形網狀結構。作為圓心的雖然是一個家庭，但其圓周和圓面則是整個一個歷史時代的社會風貌。它大開大闔，首尾貫連，圓如轉環，天然渾成，是我們通常稱之為 “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巨制最理想的結構形式。以后的 《紅樓夢》也是采用這種結構形式，只是它比 《金瓶梅》規模更恢宏、構造更渾成。

以上我們高度評價了 《金瓶梅》在思想藝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這是首先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樣無庸諱言的是，它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局限和缺陷，正是這些局限和缺陷至今妨礙著它在群眾中的廣泛流傳。

在這部長達百回、規模宏偉的長篇巨制中，沒有一點理想，沒有一絲光明，有的只是黑暗、罪惡和丑行。整部小說沒有一個可真正稱得上是具備起碼人格的人。以西門慶為代表的商人，同時兼有官僚、惡霸的特征，干盡了貪贓枉法、巧取豪奪的勾當，在他身上雖然有著空前豐富深刻的社會歷史內涵，但他作為一個真正的人卻是不夠格的，他更像一只追逐金錢和女色的瘋狂野獸。而作為供其蹂躪的婦女，也沒有一個在更高層次的人性上有任何覺醒，更談不上有什么反抗和斗爭 (宋惠蓮這個人物稍有例外，但她的那點覺醒和抗爭也是那樣可憐)，作為女人，她們除了本能和欲望上的一點覺醒，余下的就是嫉妒和爭寵，墮落與自私; 而這一點本能和欲望的覺醒，卻又是這樣的極其容易滿足，只要幾塊衣料、一點頭飾，她們便會立即奉獻出靈魂和肉體。這是多么的可憐和可悲! 還有那些為豪紳驅使奴役的奴仆和小廝，又有哪一個具備起碼的人格? 他們都一個個被描繪成忘恩負義、趨炎附勢的小人。因此，在整部小說所展示的生活舞臺上，活動著的就盡是一些瘋狂的野獸、墮落的女人和背恩的小人; 雖然這些人物都是真正的現實人物，但同樣在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另一種現實人物——代表了人類美好理想的人物(當然不是那種高、大、全的人物)，卻一個也沒有寫，這不能不說是《金瓶梅》存在的一個嚴重缺陷。

當然，現實主義并不要求每一部作品一定要寫理想人物，果戈理的 《欽差大臣》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它里面就沒有理想人物。但正如俄國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誰也不想在 《欽差大臣》中尋找理想的人物，但是誰也不會否認在這個喜劇中存在著理想。”(謝德林《果戈理與戲劇》)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它可以沒有理想人物，但它不能沒有理想。即使是一部以暴露黑暗為主的作品，也需要用理想的火光去照徹那黑暗。而這一點正是《金瓶梅》所缺少的。因此，透過小說所展示的生活畫面，我們雖然可以感受到作者對于丑惡人生的憤懣和譴責，但終究看不到作者對于美好人生的希望和追求。

更嚴重的是，《金瓶梅》作者以大量的筆墨津津有味地描寫著男女主人公們墮落的性生活，使全書充斥了赤裸裸的性行為描寫。誠然，這類描寫在當時出現，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 它既與那個時代的統治者荒淫無恥有關，也與當時以李贄為代表的、把“好貨好色”作為人類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進步思潮有關，可以說它是進步思潮本身帶來的歷史局限。但從傳播學的角度講，這些問題正是它長期以來不能廣泛流傳的一個致命傷。《金瓶梅》的筆墨和藝術趣味未免過于庸俗了一點。這是我們今天尤其要加以排斥和剔除的。

在藝術上。《金瓶梅》當然也談不上是盡善盡美。諸如它雖然注意了細節描寫，卻時時流于瑣碎繁復; 它雖然重視博采群眾的口語，但往往顯得比較生僻蕪雜，不少地方給人以堆砌、累贅的感覺。但這些都瑕不掩瑜，是我們不應苛求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