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躋春臺》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劉省三作，四卷四十篇，首列光緒己亥 (1899)銅山林有仁序，可以推知本書當成于此之前。現上海圖書館藏，系1914年成文堂存板，每卷目錄后有“凱江省三子編輯”語。



這是部晚清擬話本小說集，其中寫冤案的有二十五篇，約占百分之六十。冤案的情節與牽涉的人物幾乎無奇不有、無所不在，筆觸延伸到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旁及世態時風的瑣細微末，公堂和監獄幾乎成了社會的縮影。

《審煙槍》描敘的是同治三年(1864)的真人真事，反映了道光年間鴉片輸入中國以后，毒害青少年的社會現實。其時人們不僅在家橫臥煙榻，即在傳授制藝儒業的私塾和學館里，也是煙味滿室。“先生既愛捧盤，徒弟也愛吃煙”。“這天喜亦愛吃煙：始則打煙燒，繼則扯煙煮，過后就買一碗……讀了三年，吃個大癮。”其父不時勸戒，“誰知這鴉片煙不比別物說丟就丟，莫啥來頭。鴉片煙不吃，心里直想，身上出病，使你涕淚雙流，行坐不安，一下怎得脫?”作者先鋪設鴉片煙的惑人情景，然后敘天喜新婚之夜暴亡，昏官妄斷，新娘執獄，最后水落石出，案情大白。從情節安排上看，它的設置疑點，是為了突現主題——鴉片對我國人民身心的摧殘，殺人不見血，比刀子還厲害。作品制造懸念，正抓住了讀者希望明曉案情的心理，這種表現手法有利于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果，從而實現其“勸善懲惡” 的創作意圖。

這新郎怎么會猝然而死?作者在揭示案情的過程中，批判了坐衙胡判，贊揚了體察下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辦案作風。他借成都察按牛樹梅之口說：“這鴉片煙害人極兇： 肥人吃瘦，瘦人吃死，田上、房屋、妻子、財物，都喝得進去。你夫性命，諒必是煙拉去了。”于是命司差將正兇煙槍，從兇煙盤、煙燈、煙簽諸犯候訊，并懸牌審訊煙槍，借以教育百姓。原來洞房時天喜多喝了酒，來了癮，瞞著新娘去取煙具。“槍放樓下，四月蜈蚣正多，聞香放毒，闖入槍內，被煙膠沾足，不能出外，故在內而泄毒，又因竹簽通濫，用力一喝，蟲汁與毒并入腹內，怎不斃命?”

作品渲染的這場特別的審案和它對百姓的吸引，是要眾人“須以崔先生與王天喜為鑒”，在當時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它從側面點出，不僅在民間，而且在當時的統治集團內，也是有人出于大義反對鴉片輸入的。作者于末尾附記云：“此案乃余下科場所聞及者，恐事遠年湮，人名群邑或有錯訛，識者諒之幸甚。”這最后一筆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性和現實教育意義。

總的說來，本書的公案小說思想藝術并未開拓出新的境界來，刻意而為者居多，破案常靠夢驗與神助，大同小異。只是由于案情的復雜與人犯的多樣，才使人們看到世風日下的社會的一角。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監獄生活的熟悉，如新犯進監獄，要拿出錢物和監，這是歷代各類小說所罕見的。卷二的《捉南風》，敘呂光明受刑曲招，“丟在卡內，受盡私刑……眾犯聽得光明在放大利，是個有錢主兒，把他弄得不死不活的過了一夜。光明受刑不過，答應一百串錢……方才松活。”老犯欺壓新犯，乘人之危強索財貨，以飽中腹。卷三的《心中人》敘孫氏母女當衣得錢一千，并把僅有的三斤線子當作和監禮信，足以窺此業已成風，入獄不得不奉行的。《六指頭》敘卡犯逼搕銀錢，私刑吊打的情況： 兆麟丟卡，“ (卡犯) 人人歡喜，即命雞子加刑”，說什么 “團倉禮是少不得的”。待其母聞訊帶銀一錠和監。“眾犯怒曰，‘這點銀子不夠眾人吃水，拿來做啥?’ 曹氏問要好多，眾犯曰： ‘一千不多，八百不少，說得好咧，只要四百兩。’ ……曹氏無奈，只得哀告。眾犯大怒，把銀丟地，命雞子將兆麟吊作半邊豬捉虱放頭，以津唾面，又灌陽溝水。”“曹氏急得肝膽皆裂，撿起銀子，邊走邊罵，來至大堂喊冤。”命官竟說： “他初進卡，犯人要點喜錢，拿些與他，自然安靜，何得喊冤?”曹氏說： “就是喜錢，也要不得許多; 況既犯法，何喜可賀，未必賀他能夠殺人嗎?”“官無言可答，半晌說道： ‘他不要錢，那有食用?’”曹氏曰： “監卡飯食，皇上設有稀粥，何得取自新犯?”可見這“又要填命，又要搕錢”的陋規惡習是得到官府的許可的，足見當時監禁刑房的黑幕之一。

上述有些篇目含有家庭生活與倫理道德的內容。如《審豺狼》寫了逆子，《話無常》寫了悍婦。《假先生》對蒙館騙錢的偽儒學刻劃生動：“見那家有子弟讀書，父子上街就請吃花生酒，湯鍋肉，四兩八兩，三臺兩臺，務求子弟來館學，錢多寡不論，再少二百也收; 他說得不同，學錢雖短，一年二十余人，當喂兩槽肥豬，在家又好免卻一人吃費，還是有利。”這完全是市儈哲學。故而這楊學儒“教書學規不嚴，皮氣又怪，任隨徒弟上樹洗澡，取鵲摸魚，角孽吵嘴，都不以管。時與徒弟說笑訕談，時把徒弟罵亂打，所以一堂徒弟都不怕他。他見大的就用醬刷，小的就使耳巴。點書扯上扯下，圈字去入各差。”誠如其妻在他蒙冤探監時所唱： “你為啥要去教個甚么書，團個甚么館，當個甚么師，想個甚么錢。”《審煙槍》、《雙血衣》等篇，則把這些設館的先生打牌燒煙、帶徒打鴨、覬覦美色的丑惡行徑描敘得淋漓盡致。我們聯系 《歧路燈》侯秀才之誘惑書香門第弟子譚紹聞入歧途，足見自清中葉以后私塾學館烏煙瘴氣的一斑。這樣的先生豈有不誤人子弟的?作者不無感慨地嘆惜道：“上智則誤功名，下愚多成鄙陋。”這也是清中葉以來儒林群丑日益增多的直接原因。混濁的社會風氣污染了學校，連一本正經的儒學都變得如此不成體統，亦足窺這世道的全貌了。

此外，象《賣泥丸》描繪兩個長年，一個名叫王成的殷勤老實，以泥丸治瘟疫而致富，一個叫王老么的奸詐乖張，以泥丸醫水瀉而喪身。篇中有一段敘杭州菩提寺一癲僧點化王成，口出瘋言，實為譏諷，顯系針對清末的人情世態而發。這癲僧也可能有著南宋、明、清三代關于濟顛和尚的血統在內，但是他比狂歌癲語的濟公要有鋒芒。作者對現實的抨擊，按當時的水準講，已屬難能可貴，誠為錚錚之音，擲地有聲。那個長工王成行成于思，也終究只取“營謀得財，立功救人”的下法，而不取 “雖傷天理，卻能堆金積玉，富與天齊” 的上法與“雖喪天良，也能金銀滿柜，富敵一國”的中法，這一形象固有作者的人生觀在內，但亦有勞動農民的精神氣質在其中，他在那污濁的社會里，比一群王公貴族、鄉紳士子要來得高尚。作者將純樸的王成與圖私的王老么的人品與遭遇拿來對比，既從屬于他的作意，也表現出他的樸素的美丑觀。《過人瘋》、《東瓜女》等篇表達了平民新的審美觀點，即不單純追求外表美，而注重品行美。《十年雞》雖囿于三從四德的封建觀念，然比起《儒林外史》里王玉輝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卻有通融之處。那雨花想“一死全節”，劉欽差卻說： “世間有守以全節者，亦有嫁以全節者，要看其境遇何如耳。如果三從無靠，改嫁也是無妨的。”這在當時還不失為合乎人情之說，其實是違背宋明理學的規矩的。《心上人》敘醫生之女張流鶯與鄉民胡長春盟誓相愛，被官家迫害焚尸，戳灰見二物，形同人心，光若水晶，一塊中有一美男子，眉目含情，別一塊中有一美佳人，拈帶微笑。以 “怨氣所結，精誠感化”作為藝術構思中心，因而這二物乃反抗暴政，守志殉情的結晶品。

清中葉以來的擬話本小說，一般來說，較之清初有長進的一點是，棄半文半白之言為平易暢達之語，更接近馮夢龍早就呼吁過的 “資于通俗”的要求。《躋春臺》的一部分篇目，以俚俗活潑的口語，生氣盎然地摹寫時人的聲口氣息，使其聲態并作，現身紙上，從而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與吸引力。試以 《白玉扇》為例：

鄉宦謝鴻恩與衿紳楊壽基聯姻，后謝故，其子大德落為長年，楊壽基與其妻夏氏嫌婿“窮盡幫人”，“看他麻出那個樣兒(指大德出痘，面麻成餅)，好似精怪一般”，欲悔親卻逼他接親，弄巧成拙，結果反賠了女兒。大德撿糞，鳳英績紡，夫妻倒還歡樂。次年，楊壽基生日，小夫妻倆去娘家祝賀，下面是楊母留宿的一段：



下午辭母欲歸。母曰： “我兒嫁去作么就生分了? 縱有不了之事，也要陪娘多耍兩天。” 鳳英說： “無人看屋。”母曰： “喊謝麻子回去就是。”鳳英不肯。老姑娘曰： “你若大年紀都不懂事嗎? 你女兒今天才回門，怎么就喊女婿獨歸。” 夏氏羞悟，忙喊兩個雇工去與女婿守屋，留著夫妻。諸客心疑，想謝家那樣貧窮，他夫妻如此歡喜，若是我們的女兒，還怕連天都要吵變。至夜間，母女同床，問及丈夫如何。鳳英見客睡靜，便說丈夫耐煩，媽莫掛牽，今天回來過不得河，他都要來問如何過來的。 女見母聲大， 暗將母手掐一下。 母曰： “嗨呀，是抱過來的呀!” 女說： “小聲點! 是背過來的。” 誰知對床睡的女客，喊道： “呀，我的命呀! 我家男子犟如牛樣， 叫他送嚇他都不肯， 心怕丑了他。那有你這有情有義的丈夫背你過河，你真正好命哦，遇到這樣好人!”——你說女客是誰?才是他的老姑娘。聲氣又大，把諸客都驚醒了，問說： “啥子?”老姑娘把鳳英出閣，他父親嫌婿不辦嫁奩之故，告知諸客。諸客都說夏氏不是，貧不辦奩，嫁不去看; 丈夫不肯，你該要勸。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夏氏羞愧難當……



這段情節，借母女敘家常、老姑娘插話、諸客幫腔，把人物的身份描寫得樸實而有韻致，烘托得親切而有情趣，真是喁喁細語，么么如聞，顯示出作者的確是有生話實感的。

自 《金瓶梅》用魯語，《西游記》用淮語，《紅樓夢》用京語，《海上花列傳》用蘇語，方言文學至清代已蔚然成風，不僅在人物性格與事物細節的描寫上形成特別風格，而且使作品帶有異鄉情味。流風所及，也影響到話本寫作。同治九年刊刻的兩卷四冊的《俗話傾談》，使用廣東話寫成，稍后的《躋春臺》使用四川話，都是方言文學的支流。篇中常出現川語川地風習，也可證明作者是四川人，或寄居蜀地。說： “啥子”，稱“老表”，呼 “泡 (袍) 哥”，滿紙四川味。

《躋春臺》與宋元話本及明清其它擬話本相比，一個顯著不同的特點是，每每于正文間插入角色的獨唱，唱詞屬第一人稱，中間有第二人稱的夾白。唱詞與白口一問一答，一說一唱。唱詞前面并未列出曲牌，但俚俗上口，大概是用當地的方言唱的民歌、雜曲、小調，有時又似快板、順口溜或打油詩，上下押韻，讀來流暢悅耳，透露出作者活動在市井街巷，對民間文藝比較熟悉，拿來融入小說，使之散韻并具，別有情味。由于這些唱詞一般都比較深入具體，體察入微，又可以豐富小說的細節，體現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心理并烘托氣氛。作者把戲曲、歌謠與小說融為一體，發揚了中國文學藝術中戲曲、小說、詩詞交互引用的傳統; 他用力創新，在較大限度內豐富了小說的表現手法，創立了話本小說的別具一格的體制，使讀者為之耳目一新。

關于《躋春臺》這種手法與體制，在集中隨處可拾。象《雙金釧》一篇，即有孤兒哭母、淑女勸父、新婦求夫三個唱段;《十年雞》有貝成金夫婦分段對唱(實際是兩段并列的獨唱) 及二娃哭墳、雨花哭夫、公堂答訴三段獨唱; 《捉南風》有郭彥珍父母同段對唱;等等。下面讓我們看一看分段對唱與單個獨唱的兩個例子。

《螺旋詩》寫到懶漢與惰婆互不煮飯，大家等餓，對罵起來： “罵一聲豬老縱，這陣叫人氣難容。前日將你慣習，今朝敢來逞兇。裝起那斯文樣子，做起那酸人形容，難道說姑娘還怕你發酒瘋?叫你燒火你不動，天天睡到太陽紅。喊你去煮飯，你就裝耳聾;喊你洗衣往外沖，要你洗碗你不從：到底聽誰來刁弄?前日聽講聽教，一下拗西拗東，哼!都是我索子放長將你縱，不怪他人只怪儂。到如今大不同： 見我與外人說句話，你就把嘴董; 見我與男子坐一下，你就把臉紅。未是然我都服你管，我還怕你碓。哼! 別人的男子又有用，叫他走西他不敢走東，偏偏嫁你背時鬼，好象一個傲國公。今日將你來指教，好好皈依要順從; 下次再不聽使用，我要你壁掛團魚，才曉得姑娘威風 (重句)。”

“罵聲賤人太無禮，枉自背張婦女皮。不知你爹娘如打個屁，生出這樣臭東西：不知道夫是天來妻是地，說些話兒古怪稀奇。不是你的崽，又非你的妻，說甚么 ‘來指教’、‘聽使喚’、‘要皈依’，須是你爹娘未有□步點人氣氣，養女不教要背。不知貞與節，那曉高和低。與男子挨挨擦擦， 和外人笑笑嘻嘻，做起樣恁象娼妓，難道說你的丈夫背那層皮?我勸你須把廉恥惜，免得外人指背，先讓罵你的媽和爹; 如不然我去在名山大川閑游戲，與賤人永遠分離(重句)。”

《比目魚》 (據李漁戲曲 《比目魚》重新改寫的擬話本) 寫戲班主何志雄與妻毛氏 “從撫州買得一女子回家，姿容絕世。但這女子性烈不肯唱戲。勸他不從，繼以怒罵責打，亦不從，遂將女子吊起來打。”打得女子性起，指著毛氏大罵道：

這陣吊得渾身打，罵聲虔婆老丫頭(毛氏：膽大丫頭，連老娘都罵起來了，這還了得，與我再打!)，做事良心放背后，把人兒女當耍猴，婦女當把閨閣守，登臺唱戲把祖羞 (毛氏; 你是我買來的，為甚么不從我學戲?)。姑娘本是名門秀，豈同楊花逐水流;志如金玉行不茍，焉能學戲去包頭(包頭：你端我家碗，要服我家管，未必還強得脫)。依你除非身死后，任你打罵都不投(毛氏：你這丫頭，還要犟性，再與我結實的打!)。這陣渾身打起柳，咽喉哽哽淚不收;諒必前生冤結就，致令今生遇對頭(毛氏： 你才曉得厲害)。依從得來賤如狗，若不依從難下樓(毛氏：看你依不依從)。婦人名節要講究，豈可忍恥把生偷。祖先陰靈把氣憂，丈夫人前把頭鉤;兒孫人喊娼妓后，已身臭名播千秋(毛氏：不怕你口里說得貞節，遇著老娘就是金子也要轉成頑石的)。豈似虔婆臉皮厚，老來還在賣風流; 假裝少艾全不丑，見人就把意子丟; 走路歪斜前后尖，只顧銀錢不顧羞; 禮義廉恥全無有，二世許你變沙牛 (毛氏： 你這丫頭，還敢痛罵老娘，真是鐵匠死了不閉眼， 你還欠捶，與老娘結實的打!)。這陣衣裳血浸透，疼痛好似把筋抽。紅顏落在薄命手，該因前世未曾修。心想上天無路走，欲待入地無縫投。呀，天呀天! 口喊蒼天來保佑，快教閻王把簿勾。呀，打不得了!街坊快來把命救，德積子孫作公侯。呀，痛死人呀!不死不活情難久，怎耐三寸不斷喉!”

上述兩段，一為只唱不說，一為唱而夾白，是這部集子中常見的兩種方式。這種表現方式令人想到元明的詞話與從它和宋代的陶真發展起來的彈詞。《金瓶梅詞話》里的唱曲有時就夾有第二者的插白，與 《比目魚》 的形式相近。而《比目魚》 的有說 (白)有唱 (唱詞)，如用平話表演，必加彈 (伴奏)、噱 (穿插)，其說白用散文，唱詞多為七言韻文或有參差，并加襯句，倒和明代的彈詞的體制接近。此外，它與韻、散相間，唱詞為七言或十言，句式更為靈活的鼓詞也相近。上述第一例和鼓詞的分支、只唱不說的大鼓近似，第二例和又說又唱的正宗鼓詞近似。而北方的鼓詞和南方的彈詞，不過是產生于明代而盛行于清代的說書品種。加之清代頗為興盛的評話和四川竹琴等南方說書，這些藝術樣式都可能影響到 《躋春臺》體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