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撰者不詳。存四篇，明萬歷 (一說嘉靖) 年間刊行。原為日本紅葉山文庫舊物，今藏內閣文庫。熊龍峰為明代書商，本名佛貴，字東潤，龍峰乃其號。因書中 《張生彩鸞燈傳》一篇的首頁 “入話”下有“熊龍峰刊行” 字樣，學界始定為今名。

熊龍峰刊行的擬話本小說，現存四種，即 《張生彩鸞燈傳》、《蘇長公章臺柳傳》、《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和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其中，《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和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篇中分別標明故事的發生年代為 “洪武元年”和 “弘治年間”，說明它們為明代作品。《蘇長公章臺柳傳》篇中有 “時人說 《蘇東坡雪貶黃州》”句，可證其為元代之作。《張生彩鸞燈傳》通篇呈現宋人話本的藝術特征，看來是南宋時代的臨安話本。

盡管這四篇小說的寫作年代不同，但它們的創作題材卻甚為一致，即集中于表現青年男女的愛情婚姻觀。這一點頗為引人注目。

“青春男子哪個不善鐘情?妙齡少女哪個不喜懷春?”歌德的這句話說出了一個真理：在文學的園圃中，愛情和婚姻問題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凡表現這一題材的作品，幾乎都顯現出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如 《韓憑夫婦》、《吳王小女》、《賣胡粉女子》、《李娃傳》、《柳毅傳》、《霍小玉傳》、《西廂記》、《梧桐雨》等，莫不如此。在這些優美的愛情篇章中，這個古老的題材煥發著奪目的異彩。作家們筆觸所至，禁錮人們心靈的封建傳統思想受到了大膽的挑戰，窒息的人性開始復蘇。《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描繪的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中世紀時期，黑暗籠罩著人們的心頭。尤其是南宋時期，理學家們提出 “存天理、滅人欲”等一系列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信條以后，世界又回復到愚味無知和野蠻專制之中，剛開始復蘇的人性又遭到了新的摧殘，遂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歷史悲劇。但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禮運》)積壓在青年男女胸中的愛情之火不會撲滅，一旦時機成熟，隨時都會驟然迸發出來，從而演繹成各種膾灸人口的故事。

話本小說，是市民的文學。它較少受到封建傳統思想的薰陶，因此在表現青年男女的愛情和婚姻問題時，呈現出獨特的時代風彩。

《張生彩鸞燈傳》是在程、朱理學的夾縫中生長的一朵藝術新花。它敘述了越州秀才張舜美和絕色佳人劉素香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劉素香，是一位反抗封建思想的藝術典型。她生得“鳳髻鋪云，蛾眉掃月”，媚態多端，嬌姿出眾。在上元節觀燈時，偶爾見到了來杭州鄉試的張舜美，“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了，腿也蘇了，腳也麻了，癡呆了半晌，四目相唆，面面有情”。在人叢中與張舜美兩個“挨挨擦擦，前前后后，不復顧忌”，其感情的熱烈，表現得十分大膽。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女子的一切自由是被禁錮著的。她們來到人世后所生活的世界，即是那個只有方寸之大的閨房，抑或是家中的書房和庭院，與大千世界處于長期隔絕的狀態。“五夜華燈應自好，綺羅絲里盡懷春”。小說回前詩中所說的這兩句話，正是當日社會的生動寫照。劉素香，這位 “懷春”的少女，一旦相遇了年方弱冠的風流才人，什么 “男女授受不親”等一切的封建道德說教，都被感情的洪流沖刷得蕩然無存。她主動相約張舜美，“千萬來宵垂顧”。為了逃避父母的管束，劉素香又在與張舜美歡會時大膽提出 “莫若你我私奔他所，免使兩地永抱相思之苦”的主張。她的這種為了獲得愛情的永久幸福，而毅然沖出家庭樊籬的勇敢行動，實在是當時的驚世駭俗之舉。

但是，好事多磨。劉素香在走出北關門時，由于人多擁擠，和張舜美失去了聯系。張舜美尋不見劉素香，一病不起，寒熱交作，病勢沉重; 而劉素香則孤身一人，來到大慈庵出家為尼。兩人雖然天各一方，杳無音訊，但心中的愛情之火仍在灼熱燃燒。一個 “誓終身而不娶”，以答素香之情;一個欲從浣紗女投江自盡，“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他們在生活的波折中如此心心相印，反襯著兩人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后在尼師的幫助下，劉、張在大慈庵再次相會時，抱頭慟哭多時，蘊積于心的三年眷戀之情一瀉而出。小說的結尾詩說：“間別三年死復生，潤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燃燭頻頻照，笑眼相看分外明”。說明小說塑造劉素香這樣的藝術形象，是為了弘揚青年男女間的“多情”。它是和封建道德規范相背離的。尤為可貴的是，劉素香摒棄傳統道德的束縛，主動為追求愛情的幸福而奮斗，即使在生活的困厄中，也保持著愛情的純真之心，真不愧為是封建思想的勇敢反抗者。

相比之下，《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 則更多地打上了封建傳統思想的烙印。先鋒都督之子馮伯玉在戰亂中寄身于直殿將軍趙或門下。與其女趙云瓊產生了戀情。但囿于世俗的力量 (或許是顧忌到“將門”的名聲)，兩人雖相愛，但未效法劉素香和張舜美之 “私奔”行動，亦不去學張君瑞和崔鶯鶯的鉆穴逾墻而跨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們只是互遞詩、信，暗通心跡。這固然說明封建傳統勢力的強大，但其反抗封建制度的軟弱也無可否認。后來，事被發覺，兩人的結合亦有賴于趙云瓊之父母的同意。“公命媒行娉為婿于公室”，一切還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那一套來行事，只不過是 “先斬后奏”，承認既成事實而己。馮伯玉和趙云瓊都是將門之后，還算門當戶對。要是馮生是個落拓的秀才或是無名之輩，那他和趙云瓊的相愛，豈不是又一場悲劇?幸虧趙公沒有棒打鴛鴦，才使這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婚后不久，馮伯玉因岳父舉薦，上京進殿，授為起居郎。自此和趙云瓊天各一方。但兩人“相思之心殊切，撫景興懷，時無休歇。”馮伯玉寄書問安，趙云瓊賦詩自慰，不久于軍中團聚。因馮伯玉抗倭獲勝，被皇帝封為鎮國大將軍，并賜劍履趨朝。趙云瓊也賜為趙國夫人，金冠霞帔，真是 “夫榮妻貴，近世罕有”。

綜觀全篇，小說對馮、趙愛情的描寫不脫傳統文學的窠臼。盡管如此，正如它在題目上所標明的，其創作主旨主要集中于描寫兩人的“風月相思”上，即馮伯玉和趙云瓊的真情相愛，而這在小說中又表現得多么淋漓盡致。馮、趙對愛情和幸福的執著追求，尤其是分別后的依依情思，描寫得十分悱惻纏綿，令人心顫。從這一點上來說，《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又頗具市民思想的特征，開啟了晚明進步文學的先聲。

如果說，市民思想在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 中有著鮮明體現的話，較具代表性的要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了。它描寫了商人徐景春的愛情奇遇： 一日; 徐景春于杭州漏水橋見一 “云鬟綠鬢，綽約多姿，體態妖嬈，望之殆若神仙”的美人孔淑芳，頓時神魂飄蕩。兩人依依不舍，“并肩而行，極其款昵”，當晚，即“共效于飛之樂”。誰知孔淑芳實乃妖魅變成，徐景春因之而得病。在鄰人張世杰的幫助下，擺脫厄難。后徐與世宦女李氏成婚，于經商途中又遇孔淑芳。天明，徐景春回家，“有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不做一聲”，慌得徐父及鄰人叫紫陽真人來拷勘鬼神。孔淑芳露出真相，徐景春亦大病痊愈。這則小說寫人鬼戀愛，看似荒誕不經，然而，它又有著明代社會現實生活的影子。

有兩點似乎應該注意： 一是小說描寫了市民的生活。二十六歲的徐景春是個商人，經常“輳著銀兩，置買絲綿段絹等樣，往臨清貨賣。……冒雨迎風，不辭辛苦”，以經商為業。初遇孔淑芳，使他“如癡如醉”。再遇孔淑芳時，明知是鬼，又十分眷戀，兩人“攜手而行，款語切切。女子解下雙魚扇墜，交與景春以為表記。景春將手中羅帕，遞與女子。他兩個偎偎倚倚，就在城邊地下交合起來”。如此描寫，固屬鄙淺，但青年商人徐景春的藝術形象卻又令人難忘。二是女主人公孔淑芳對愛情的誠摯追求。她一見徐景春后，即直言相告姓名居址：“妾姓孔，小字淑芳，湖市宦家之女，排行第二。家事零替，父母與兄同居，仍鮮族黨，止妾一身，與玉梅僑居于西湖耳”。也許正是這一直率，才得以與徐景春相交。后來，她被紫陽真人鎮壓，供說來到人間的緣由： “念某青春棄世，白晝無聊，三魂雖去，一靈不絕，聊效崔氏而逢張珙，諧百年魚水之歡娛。”說明她在活著時沒有能獲得青春的幸福，在冥間寢食難安。一遇到青春男子徐景春，即大膽相愛，熱烈追求。這又何等沉痛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摧殘!讀來催人淚下。小說結尾紫陽真人的出現，又昭示著 “天理”與 “人欲” 間的嚴酷斗爭。

《蘇長公章臺柳傳》敘臨安太守蘇軾在西湖與佛印長老賞花時，召當地名妓章臺柳侍候清唱，并囑作詞，云：倘成佳作，便 “納了花冠褙子，并娶之。”章臺柳作 《沁園春》詞，頗為兩人賞識。筵畢別歸，章臺柳候太守來娶。原來蘇軾乃一時戲言，早已把此事遺忘。一年后，章臺柳別嫁丹青大夫李從善。蘇軾有一次與友人共飲，忽然憶起前言，遣人往訪章臺柳，知其已嫁，遂命李從善畫一揚柳圖，并題詞于上，贈于章臺柳，后人傳為佳話。通過這則小說，我們可見作者對玩世不恭的蘇軾的批評和章臺柳不卑不亢精神的贊揚。在蘇、柳兩人不同的愛情態度中，小說顯然肯定了后者。章臺柳既愛上蘇軾，“在家專候了一年”，但又不媚于臨安太守的權勢，就嫁與畫家李從善。后蘇軾認為 “是我負了她”時，章臺柳 “一任風吹不動搖”，堅與丈夫相守到老。在章臺柳身上，集中體現著當時市民在愛情問題上的高尚道德。

由此看來，《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所描繪的愛情世界千姿百態。其主人公有落拓的書生，顯赫的太守，青樓妓女，貴族千金，將門之子，青年商人……，他們各以獨特的生活方式，編織著一個個愛情故事，撥響了讀者的一曲曲心歌。尤其是我國宋、元、明時代，隨著城市工商業的逐步興起，市民思想不斷發展，許多傳統觀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真實地表現了社會的現實生活，是歷史發展的一面鏡子。

明代初年，是話本和擬話本共存、競爭的時代。由于話本受到社會的普遍歡迎，書賈們見有利可圖，紛起刊行出版。《六十家小說》 (今名 《清平山堂話本》)是在嘉靖年間，由洪楩刻印的存世最早的擬話本小說集。凡六十篇，存二十九篇 (其中包括兩個殘篇)。《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是繼 《六十家小說》之后刊行的又一部擬話本小說集。從今存的四篇小說來看，它是擬話本發展初期的產物。《張生彩鸞燈傳》、《蘇長公章臺柳傳》、《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三篇小說的標題上，都出現了 “傳”字，說明它和瞿佑、李昌祺撰寫的 《剪燈新話》、《覓燈因話》 中的文言小說有著密切的聯系。《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六十家小說》題作 《風月相思》，是明初發生的一則著名的故事，它在選入 《國色天香》一書時，亦改題作 《相思記》，兩者雖有不少文字相異，但絕大部分文字基本相同。其間的關系頗值得探討。小說通篇用文言文演述故事，與口頭表現的話本崇尚 “通俗” 的美學風格不同。刊刻者在把它輯入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時，未及認真的藝術加工，只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分別添加了 “入話”的一首七絕和篇尾的一首七律。也正因此，此書四篇小說的藝術風格很不一致。《張生彩鸞燈傳》有早期話本拙樸、率直的文字風格，講述性強，一系列排比句式的運用，十分生動傳神，可想其演出效果的動人。如描寫張舜美于 “心里丟不下”劉素香時，小說用 “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 等語，將這位癡心漢子的心態，描繪得維妙維肖。《馮伯玉相思小說》文字古雅、純正，藝術表現力較強。如小說描寫馮伯玉在大堂見趙云瓊，因其母在旁，不能暢敘衷腸，回到住處： “生不勝懊恨，仰見輕云翳月，乍明乍滅，織女牽牛，黯淡莫辨。忽聽樵樓已三擊矣。”寥寥數語，寫活了人物的復雜情態。由于書中選錄的大多為早期的擬話本 (話本) 小說，所以各篇間插入的韻文很多。它們和敘述文交織在一起，相得益彰，有助于表現特定的文學情境以及人物的思想風貌。如 《蘇長公章臺柳傳》 中，在故事演進之中鑲嵌入的幾首詩、詞，較好地展現了人物的精神世界。這些詩、詞，大多語言通俗，文采飛揚，是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

話本之“話”，即為故事之意。它以敘述故事的委曲奇詫作為追求的藝術美學目標之一。這四篇小說的篇幅大多較短，最長的也僅八九千字，但故事情節一波三折，跌宕多姿，有峰回路轉之妙。尤其是小說在敘述故事時，能緊扣住人物的命運，使人物在故事情節的不斷發展中呈現出鮮明的個性。劉素香是一例。章臺柳又何嘗不是如此。當章臺柳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時，是一個美麗妖嬈的歌妓。我們從蘇軾的口中得知她 “能文章，好歌唱，每日只是怨恨落在風塵里”。等到她遵命提筆作《沁園春》詞時，在蘇軾和佛印長老的贊嘆中，已充分烘托了她的聰明和機智。然而，章臺柳的性格光輝集中地體現在其高尚的思想情操之中。第一，她視蘇軾的 “戲言”乃出于其心，“閉了門在家里專候太守來娶她”; 第二，她沒有對蘇軾的 “食言”有過絲毫的委曲; 第三，她在失望之余，另嫁他人，自主地掌握愛情的命運;第四，當蘇軾悔悟時，她甘心守貧，不攀高門。在小說的這些藝術描寫中，一個美麗、聰明、自尊自愛，具有美好心靈的妓女形象已躍然紙上，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稱道的是，小說在展現人物的思想性格時，還把筆觸伸向社會。如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在表現馮伯玉和趙云瓊的愛情歷程時，描寫了戰亂給他們帶來的不幸，從而使這一愛情的 “相思”曲與一般的才子佳人式的作品不同，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內容。人物也在這種廣闊社會背景的透視中呈現立體感。

誠然，正如馮夢龍在 《古今小說·序》 中所指出的：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中的個別作品，有著“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的缺陷。由于成書的倉促，藝術的提煉和加工不夠，有的小說結構較為松散，人物形象也有前后矛盾之處。但瑕不掩瑜，《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在我國小說發展史上仍應占有一席地位。它的出現，預示著擬話本小說創作繁榮期的到來，已是指日可待之事—— “三言”、“二拍”等大批擬話本小說在晚明文壇上的崛起，標志著由 《六十家小說》和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所開辟的藝術道路，取得了新進展。此書時常為人所懷念，其原因也正在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