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究新談》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吳蒙著。25回。1905年《繡像小說》第47至第72期連載，每回前有兩幅繡像。從第25回末有“且聽下回分解”看，連載的只是個未完稿。據阿英《晚清小說目》著錄，商務印書館曾于1908年刊印過36回本。



“學究”，本是唐代科考取士明經一科中 “學究一經” 的簡稱，宋代成為禮部貢舉的十科之一; 后指讀書人，有時則專指迂腐淺陋的讀書人。小說以 《學究新談》為名，意在談作者所處時代的新學究，但事實上，作品所 “談”之“新”，既有二十世紀初中國學界因西學輸入、張揚維新所生的某些新象，更有貌似 “新象”掩蓋下的若干舊態。

小說一開始便寫出了廢科舉、興學校的時代特征。杭州秀才咄空 “如今天翻地復，連八股都要廢了” 的一句話，把個靠舊學混了三十多年的時文好手夏仰西說得涼了半截。八股一廢，仰西就丟了飯碗，他想賣自己視如命根的時文稿子來維持生計，卻被人挖苦、臭罵了一頓。八股無用，生計不存，他正欲跳西湖自盡，被表弟沈子圣救了下來，并薦他到強華學堂教蒙學。仰西受到學堂新氣象的薰染，又得子圣夫婦教誨，兩年就從一個村學究變成了 “教學好手”。他還做了一個奇夢： 在平方五百里的泰平鄉，因太平洋外來的一位士人搞 “義務教育”，致使人人讀書明理，并且不分貴賤，都能公議大事。這使曾到美國留過學的子圣夫人都大為感嘆。小說還寫了幾個具有新思想、教育有方的名師，如魯子輸、韓伯葵、錢謙甫等的教育活動。

小說寫得更多的是學界那些乘維新之潮而泛起的沉渣： 借辦蒙學堂，大收學費發財的畢重光等人; 成天在尼姑庵玩牌、與尼姑湊趣，卻丟開學生不管的蔣、沈、楊等幾個塾師;講不清“雎鳩”、道不明魯國的陸少川、胡子春;結黨拉派、辦學謀私的朱鴻儒、朱安儒兄弟;不學無術，卻要借辦學以求名的笑哥、沈鳳林之流，還有大搞封建迷信的學監、巡撫，沉溺鴉片的征兵大員; 等等。

作者以贊賞筆調描寫了幾個具有新風貌的 “學究”，他們身上的 “新”，正表現了作者的教育觀點和政治理想。

一個是仰西的表弟沈逢時(子圣)。他讀了十年中西學堂，又留學美國五年，深受西洋文化科學的影響。現在當了強華學堂的“西文總教習”。他嚴厲抨擊八股時文，說那是“錮蔽聰明、誤人子弟的”，甚至會“弄到一國的人怯弱愚魯，種族都保不住”! 因為按照舊學的法子，即使培養出來的人中個舉人、進士，點了翰林，也只庸庸碌碌，“算不得人才，沒有本事分得主上的憂，辦得國家重要的事，倘若一國的人都象這樣，我們中國豈但還要弱下去，只怕禍事不遠。”他眼界開闊，說地球上不止一個國家，為什么人家的兵船出來都打勝仗，重要的一點是人家行的新學。他這樣概括新的教育：



總之不過三件名目： 一叫體育，一叫德育，一叫智育。那體育是強硬兒童身體的;德育是誘導兒童道德根性的;智育是開通他智慧的。(第三回)



子圣是“教育救國”論者，也是新教育的倡導實行者。他批判舊學，卻不象那些故作激烈的“維新派”，把舊學罵得一無是處，尤其是針對仰西，他一方面指出若循舊路走下去，將是 “大大罪魁”，“象這樣名為讀書識字，還不如那沒讀書不識字的人”，但又具體分析道：“雖然處處鬧錯，卻也有幾樣可取之事。”例如，不準犯學規，要求學生嚴格;背書不準錯一字，既習練腦筋，又講求實在;肯將自己得益之處傳授給學生，表現出 “真有良心，擔任得起義務” 來的，等等。他認為“仰西天姿是本來高的，只因被時文拘住了，弄到一物不知”。因此他多方開導，用其所長，而仰西也不負所托，虛心請教，認真學習，不多久，儼然成了一個思想開通的教育名家。

由此，我們可以理喻： 仰西欲投西湖遇子圣而絕處逢生，子圣將仰西從“老學究”變為 “新名師”，有著明顯的象征意味： 舊學將死，新學方生，陳腐的科舉被充滿生機的學校取代，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再一個名師是魯子輸。他看出如今學堂的兩種弊端： “一是放任，一是壓制”，放任者自覺學問不行，任號令廢弛，只貪圖薪水優厚，致使學生或“入流革黨”，或“吃著嫖賭”，而壓制者“立幾條苛例，逼著大家遵守”，而他們自己又循私廢公，把個學堂 “弄得象官場一般”。魯子輸在說明了這兩弊之害后，提出 “教員是道德第一，學問次之”，因此，教員要訪請，不能接受循情私薦。魯子輸不僅辦學有方，而且懷抱崇高的目的，他勸李悔生，拿出家私來，“開幾個小學堂，造就些子弟出來，留下我們黃種根苗，不叫他盡做外人的奴隸，倒是件絕大公德。倘然我國撐持不起時，這班后生，果真做得國民，也自能轉弱為強的。”這再一次表現了作者 “教育救國” 的思想。

小說通過夏仰西夢境的描繪，進一步表現了作者的理想。仰西剛入夢境，就聽見牧童在牛背上唱著 “當今學界始改良，現出文明象” 的歌，接著從牧童那兒知道，在平方五百里的泰平鄉，十年前太平洋外來了一位士人，到處辦學堂，搞不收學費的“義務教育”。由于“幾乎沒得一個人不讀書識字，都懂得道理”，故能做到 “便千金萬銀的放在路口，也沒人拾取的”，在這兒，“家家用不著藏私財，”但“浪費了是要議罰的。”這個鄉的安樂村，有座極大的西式房子，做了“公民會議處”，這里“不論貴賤，都可以議得事”，“有緊要的事，大家公議，沒有絲毫偏袒的。”有次議到要建藏書樓，尚欠百萬兩銀，便馬上有在外洋賺了錢者愿意捐贈。再看那村中學堂，竹林清溪環繞，翠鳥游魚躍然，年輕學子或在草場上打秋遷、盤杠子，或在室內擺弄機器，做電學實驗……這一切，深深吸引了子圣夫人，她說：“連我們到過的那天下第一文明合眾國，恐怕還及不來表兄夢中光景哩!”仰西還夢到：一個叫柳賽梅的官員，妄圖拆毀安樂村的學堂，以中飽私囊，學生氣憤不過，組織起來跟他一決雌雄。這里，朝廷派一安撫使，以撤去柳的差使，放還學生頭領、共和大總統胡鐵血平息了事端。安撫使在指出從前學務“腐爛”的同時，也批評了平等自由的念頭，又以 “即如柳賽梅那般不好，也當公議個是非出來，奏上朝廷，自會辦他的罪，何至輕動干戈”的話，“說得學生人人心服。”這很鮮明地表現了小說作者的改良主義立場。

盡管小說通過上述人物和夢境的描寫，從正面表達了作者的理想和主張，但整個作品的基調是譴責。讓我們看看作者筆下的另一類 “學究” 吧：

他們有的借辦學以謀私利。仰西原來的三個學生畢重光、時改卿和何新甫，辦個蒙學堂就每月收一個學生八塊學費，由于學生中有幾個好事的朋友來演說，講什么 “陶成國民”、“流血”、“革命”之類，官府追查，三人就逃至仰西處避難，他們托仰西轉求子圣，希望 “找封外國人的信” 去嚇唬嚇唬 “中國官長”。他們借國家有 “把寺院房子改為學堂” 的章程，憑空要去謀占和尚趙達官的“南海金光寺”。后寺廟雖未占成，但他們的同伙顧玉泉與梅伯輿硬去訛詐了和尚一萬兩銀子，兩人私吞了。對此，仰西曾發過一通感慨：“我所以說中國是以官立國，這么說來，學堂是做官的終南捷徑。又是你們這班人的利藪。”他們不僅借辦學以謀利，還標“新”以圖名，時改卿就說： “只消幾個新名詞，掉弄得轉，就是學界中的好教員了。”這一點，做過藩司、現在各府辦學的柳仲時看得很清楚，他說：“如今新學界的子弟，都喜夾七夾八說幾句背逆的話，實在學問是一些沒有。”正因此，他們對真正辦新學者不感興趣，還要借故反對，例如當魯子輸應聘來辦學時，他們無事生非，當眾將他羞辱了一頓，使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有的不學無術，誤人子弟。貴紳黎興富之妻陳氏捐資辦了個義學，所聘蔣、沈、韓、楊四個教師，除姓韓的管得嚴一些被學生搞惡作劇攆走外，其余三個成天在尼姑庵玩牌，還與尼姑 “湊湊趣兒”，“把義學里的學生，忘在九霄云外”，那些沒有教師管的學生，“吵得厲害，只少把房子拆掉” 了，另有陸、胡二位，陸先生說不清 “雎鳩” 為何鳥，胡先生不知道魯國在哪兒。后來，胡先生托母舅杜鹿笙在上海高等學堂謀了個學監，掛名拿錢。他講《史記》，大出洋相; 改教四書五經，連個“假借”也不懂。學生看《新民叢報》，他去告密。學生送個洋片給他，他不懂洋文，卻自作聰明說上面寫的是“哀的美敦書” (戰書)，待翻譯出來，才知乃 “胡屁”二字。他只好悻悻離校完事。

有的搞封建迷信。上海高等學堂的另一個學監，熱衷占卦，杭州大學堂的吳學監靠園光去破竊案，連安徽巡撫鄔其進都認為自己官運財運亨通乃在于信了 《金光斗靈經》。招牌是新的，骨子里是舊的，這是當時學界的普遍現象。

就是在這樣一些“學究”的治下，真有種種教育“新”事可“談” 了： 上海高等學堂的學生不上課，整日唱戲、搳拳、玩耍，有人慕其名來參觀，校方只好每人賞三角小洋誘學生上課以掩人耳目;笑哥圖名，捐款辦了個優立公學堂，委鴉片煙鬼尹子奇采辦圖書儀器，被他狠狠從中賺了一大筆扣頭，主其事的吳公權，演講時只說得“我們開這個學堂……”半句，便無詞了; 妓女們集資辦了個“移風學堂”，頗擅唱歌演戲，惹得專門前往考察的唐文紹目迷五色，“不覺神移”;靠巴結官府、籠絡人心、見風使舵謀得“兩江高等學堂”監督的沈鳳林，日久被學生看輕，有個叫李搏鵬的學生嫖妓，來向他借錢，他不借，李就偽造淫穢情書誣損他，又乘睡將他的辮子割掉以示儆戒; 總之，學界到處是師將不師、生將不生的荒唐景象。

小說對學究們的種種劣跡舊態，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諷刺，故阿英說： 它“完全是嘲笑在維新期間一些在教育方面的投機分子”的(《晚清小說史》)。作者否定八股時文，卻認為對學務的弊端，“只可上報朝廷辦罪，不能造反”; 他主張改革教育，卻反對宣傳“流血”、“革命”;他反對辦學謀私者，卻歌頌致力維新的能人。作者維新改良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

小說中的人物對話，頗多長篇議論，如：



……自己沒有本事，倒怪先生不好，豈有此理! 但是據我婦人之見看來，教育的責分，人人應當盡的。只要有一種本事，都可以教得人。譬如表兄會寫字，我不會寫字，表兄就教我寫字，我到后來也會寫字了，表兄不就是我的寫字先生么? 表兄雖是我的寫字先生，卻不懂得算學，我就教表兄算學，表兄到后來也會做算學了，我不就是表兄的算學先生么? 這樣，大家傳授起來，人人能寫字，懂得算學，還有別的學問也象這般傳開去。我們中國盡是有本事能競存的人，還會弱到哪里去呢? ……只因中國的人，看得銀錢太重了些，把一樁極大的教育事務也當做利藪一般紛爭起來。自己沒有公德，還能教導學生么? (第四回)



這是子圣夫人對著夏仰西和前來挑唆他的鄔孟華說的一番話，它固然表現了這位開明女士的識見、雄辯，更是代作者立言，傳達著作者的心聲。小說中類此滔滔議論，十分普遍，它構成了作品濃厚的思辨色彩。

小說還用漫畫手法刻畫人物，如第二十三回寫唐文紹看到的征兵大員阮知府。那天早晨，唐在火車站等得不耐煩時，“方見四個人抬了一乘破轎，到火車站 ( ‘站’ 字原刊落) 歇著，后面兩個家丁，帶了煙槍煙燈，各色具備，坐了東洋車跟在后面。大轎一停，東洋車跟著就停。兩個管家走近轎邊，揭開簾子，豈知這乘轎里的人，竟自睡著去了。叫了幾聲，方把他叫醒，兩個家丁使勁的拉出轎來，跨出轎杠，尚是閉著眼睛，儼如尸首一般。一腳絆倒了轎杠，幾乎跌了一個倒栽蔥。”好不容易被攙扶上火車后，“讓他睡著，兩個家人手忙腳亂，連忙打開了煙具”，伺候他抽了好幾口煙后，才聽見這老爺說： “快開車了，他們黃老爺、英老爺、胡老爺到哪里去了?”接著來的三個老爺，“更是面色發黑，滿臉煙容”，后面還跟著個“嘴唇發黑，象是新上煙癮的”妓女。這些描寫，真是繪形傳神，活畫出晚清那群腐朽、昏沉的官僚形象，征兵大員尚且如此，其他更無不是行尸走肉罷了。

此外，作品對許多污濁內幕的透示和對復雜人際關系的描寫，能做到豁然練達、曲盡其妙。阿英稱這部小說“寫作技術相當好”(《晚清小說史》)，是不錯的。

《學究新談》堪稱晚清學界面面觀，它有時逸出筆墨去寫社會其他方面，如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回寫征招私鹽販子充逃兵，征兵怒拆大勝關，制臺冤殺許報國等，雖豐富了小說的容量，卻顯得與寫“學究”的題旨相疏離。而作品既用贊頌的筆調寫理想、褒人物，又以譴責的手法抒憤懣，斥流弊，致使小說在藝術風格上顯得不太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