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陳高

人有居于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為巢而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于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于居也。詎庸處危巢以取顛躓哉！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遁世俗，離人群，而與鸛鶴并棲于叢木之上也。及往窺其居，則為屋數楹，深廣丈馀，而表其名曰棲云巢。怪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疑吾之名室乎，夫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埏，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容膝，又有異乎鷦鷯之巢者哉？

“然則吾之茲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焉，惟白云往來其間，與吾同處同休。吾游而嬉，云兮我隨；吾倦而息，云兮我即。我臥云衾，我坐云席。吾依云而棲，而云之與吾，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云之名。若以吾之巢為小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地為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于天地之內，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茍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靳于人；惟云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以我貧而獨與我親。取之以自怡，而人莫與爭。吾將與云始終棲于是巢之中，淡泊乎相安，逍遙乎無為。世有知我者，必且以我為有巢氏之民。”

吾于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為子筆之。”遂書以為記。

巢之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不系舟漁集》

亂世是令人厭惡的。亂世，一般來講，離不了戰爭，離不了殺燒擄掠，也離不了殘酷與兇惡。總之，人世間一切可詛咒的事物，都可能在亂世出現；辭書中一切非吉祥詞語也都可用來修飾亂世。面對亂世，人們由厭惡而至于害怕，由害怕而至于盡力躲避，也就是世俗所謂“逃難”了。

然而，在交通落后，郵驛通訊極不發達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想要“茍全性命于亂世”，又談何容易。尤其是每一朝代之末的大規模戰亂更是如此。例如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以后的軍閥混戰，引起了全國大動亂，不過幾十年間，人口減為桓靈時代的幾十分之一，那些成千上萬的犧牲者，難道不知“逃難”？他們絕非甘于赴死，都因無處可避，無路可走，于是只好慘遭殺戮了。昔人謂：“寧為治世犬，毋作亂世人”，就是這個意思。

對于中國古代部分文人來說，如逢大亂之世(包括將亂未亂之際)，他們除了隨眾“逃難”之外，還要作一些心理上的調整：第一，作好“齊萬物”、“等生死”的理論準備。個人生命十分渺小，如有戰亂，一死何惜；第二，作好看破紅塵的理論準備，人生在世宛若夢幻，戰亂只是場噩夢，何足道哉；第三，作好輕仕重隱的思想準備，“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孔子語)，亂世之時，生命且不保，遑論入仕。元末陳高作于元至正十四年(元末農民大起義，軍閥混戰，引起的社會大動蕩，在至正十一年)的《棲云巢記》，和他的某些喪亂詩一樣，絕非單純謳歌高人隱士的泛泛之作，也非憤世嫉俗的警世之篇，而是他在亂世將至(其時，陳高家鄉浙江永嘉尚未有戰亂)前的一篇心理調整之文。

陳高原任元慶元路錄事，是元地方政府的一名基層官員。他忠于元室，秉公執法，“明敏剛決”，是一名積極用世者。在這世道將亂未亂之時，他權衡利害得失，并根據儒家“窮則獨善一身”的精神，借“棲云巢”主人楊伯成之口隱晦曲折地把自己獨特的心理調整表述了一番。

作者“以天地為巢”，“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是將“天地”、“六合八荒”等同于楊伯成之住處“棲云巢”，這是看小了“天地”、“六合八荒”。他又以人生在世比諸鳥之巢于一枝，將人比鳥，是看大了鳥，或看小了人生。這就是說，天地無所謂大，人也不比天地小；人無所謂大，鳥也不比人小。于是，朦朧間恍然進入莊子“齊物”的境界。同樣，無論是“為巢而居”的上古之民，還是“百堵九埏，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的元末豪紳人家，他們的居住條件，從宏觀上講，也應當沒有差別。于是，貧富、戰和、生死等，它們彼此之間都不應當有所差別。既然都無差別，就不必再憂慮亂世，害怕死亡了。

再說白云本為虛浮之物，飄飖天際，與人之一生浪跡天涯，蹤跡難定同，是人猶云也。“世事一場大夢”，今逢亂世，譬如惡夢。惡夢還是夢，又何必過多計較。

作者道，楊伯成居住“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之所在。這個所在只有白云，而白云與“吾游而嬉，云兮我隨；吾倦而息，云兮我即……云之與吾，未始相離也”，這些樂趣，是“彼造物者”的賞賜，“而人莫與爭”。吾與云“淡泊乎相安，逍遙乎無為”，在這亂世中，只有看破紅塵，不求仕進，隱居山間水上以求自樂，才能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當然，世無桃花源，這一點作者可能也知道，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求得某一段時期或某一個處所的心情安寧，那就行了。如正逢兩軍對壘，或者甚至是亂兵的大刀架在脖子上呢，作者怕也沒有什么良法，只得“死”了。好在他是持等生死觀的，至少已在理論上作好了準備。

陳高病歿于至正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