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孫楚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

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后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鉤。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叉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藝文類聚》

〔注釋〕　塊然：沉默而無動于衷的樣子。　一會：一體。　化隆比屋：謂教化之盛，人人皆受其益。　“時好”二句：《韓非子·二柄》載，楚靈王好細腰，國中女子多因節食而餓死。　“時悅”二句：東漢民謠，有“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之句。此處反用其意，謂時尚好廣額，則人人作細眉。　括囊：束緊袋口，比喻慎密無言。語出《易·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　無妄之時：“妄”猶“望”，謂無希望之時。這二句意思說，《金人銘》是后代亂世中人假托周廟之事。　蚩：愚妄。

銘文通常刻于器物上，亦有在宮室、城關、山川名勝等場所勒石為銘。其用意大體有二：一以自戒或警人，一以祝頌德行，彪炳功業。本文的性質屬于前一種。但它是假托之作，并未真的刻勒。相傳周時有《金人銘》，勸人慎言遠禍，為孔子所稱道。此雖出于偽托，卻很有名。孫楚遂亦以偽托形式，作《反金人銘》。二銘宣揚截然相反的處世態度，讀來不僅有趣，且發人深思。

因為《反金人銘》針對《金人銘》而發，所以首先需要對后者略加介紹。據西漢劉向所著《說苑·敬慎》篇(又見于《孔子家語》，文字大同小異)記載，孔子到周，在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太廟中見到一個“金人”(即銅人)，“三緘其口”——嘴巴上加有多層封閉之物，又在背后刻有如下的銘文：“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燃)；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孔子看了，便以此告誡他的弟子，并又引證《詩經》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句，說：“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這一篇《金人銘》，從頭到尾，反反復復，教人不可多言多事，方得太平。如此說來，倘若不是要用嘴巴吃飯，真是應該把它縫起來。——不吃飯的“金人”，不正是“三緘其口”的嗎？

孫楚卻不這么看。他假托的所謂晉太廟中的石人，與周太廟中的金人相反，不是“三緘其口”，而是“大張其口”；身上的銘文，不是刻于背后，而是堂而皇之地刻于胸前。他又借石人之口公然宣稱：“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擺出一副全然不怕惹是生非的架勢。

接著，作者從兩方面展開論述。一方面，人生在世，本該有所作為，敢說敢做。“少言少事，后生何述”——什么也不說不做，歷史豈非成了一片空白？再則，人各有別：烈士不同于凡夫，伯夷、柳下惠(這二位是古代公認的賢者仁人)不同于盜跖(他是古代公認的大盜)，這猶如蘭圃之香不同于咸魚鋪之臭，天地澄清之氣不同于渣滓污穢。而其所以不同，乃是見于言見于行；若無言行，只是“生緘其口”，那又何來仁人志士與卑鄙小人之別？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良好的政治，本應該鼓勵人們暢所欲言。堯時有“諫鼓”，供敢諫之士擊鼓以陳述諷諫之言；舜時有“謗木”，任民眾在上面書寫對政治的不滿和批評；周王朝還專門派人到民間采集風謠，以聽取老百姓的牢騷。——這些關于上古時代的傳說，作者認為是統治者理應仿效的。

而后筆鋒一轉，尖銳地刺向最高統治者：為什么人們不敢說話，而視不違是非為高明，以無所建樹為淵默？這乃是“末葉陵遲，禮教彌衰”的結果。因為在君主專橫的權力下，委順方可取媚，剛直適足殺身，多言難免得咎，緘口乃能避禍。于是世間多唯唯諾諾之人，少坦蕩亮直之士；于是就有了這種偽造的《金人銘》，顛倒了美德與丑惡。

孫楚之為人，據《晉書》本傳介紹，是“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可謂特立獨行之士。魏晉時代之風氣，亦是異端思想流行，富于批判精神。在個人與社會的雙重條件下，產生了這樣一篇《反金人銘》。它以斬絕之辭，逆翻前人陳見，揭示隱忍茍且、平庸委瑣的所謂“美德”，實是殘暴專制的產物，于社會于個人毫無價值，又提倡無所忌諱、敢說敢做，要求廣開言路、容忍批評的政治，可稱是一篇奇文。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金人銘》的訓誡為人們普遍接受，《反金人銘》則近乎湮沒無聞；但在今天，它是更值得我們重視的。

銘文的風格，據陸機《文賦》所言，當以“博約而溫潤”為長。本文則文意醒豁，用語簡勁，也是別有追求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