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復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而快于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于是矣。愿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本文選自《孟子·梁惠王上》。文中系統地闡述了孟子關于王道的理論和具體主張。作者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也就是仁愛之心。本文從這一觀點出發，指出人君只要善于擴充其不忍人之心，就可以施行仁政，就能夠“保民而王”(使老百姓生活安定，從而成就王業)。相反，如果不實行仁政與王道，而企圖以武力求霸，其結果則必定失敗。

全文可分五段。

從開頭至“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為第一段，提出“保民而王”這個中心論點。

文章一開始，齊宣王首先發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是春秋時期兩個有名的霸主。齊宣王發問的用意十分明顯，即他想效法齊桓、晉文，成為當今的霸主。不料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孟子之所以這樣回答齊宣王，是因為看穿了他問話的用心，所以開口就將齊桓、晉文一筆抹倒，表示不屑一談，在精神上先壓倒對方。然后，他堂而皇之地推出“王道”來代替齊宣王所追求的霸道：“無已，則王乎？”(如果一定要談，那就談談行王道吧。)高屋建瓴，氣概不凡。

齊宣王果然被孟子的這種氣概所慴服，問道：“德何如，則可以王矣？”不再提齊桓晉文了。這時，孟子順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也就是全文的中心論點：“保民而王”，并且還補上一句：“莫之能御也。”顯得語氣堅定，信心十足。

從“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到“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為第二段，論述齊宣王可以“保民而王”。

孟子的話引起齊宣王的興趣，趕緊又問一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語氣顯得有幾分迫切。孟子的回答只是斬釘截鐵的一個字：“可”。然后，他就用齊宣王以羊易牛之事為證，說明齊宣王有“不忍”之心。齊宣王既有此仁愛之心，當然就可以“保民而王”了。

既然齊宣王能夠“保民而王”，那又為什么至今沒有成就王業呢？在文章的第三段(從“王說”至“王請度之”)中，孟子指出，這是由于齊宣王“不為”(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不到)。

這一段可分三層。他首先用兩個比喻：一個人力能舉百鈞，可是卻說舉不起一根羽毛，這只能說明他不肯動手去舉；一個人的視力能看到動物秋天所生的毫毛的末端，可是卻說看不見眼前的一車木柴，這只能說明他不肯睜開眼看。孟子用這兩個比喻說明齊宣王能夠對牛大施憐憫之心，卻對老百姓毫無恩德，這只能說明他不肯施恩于百姓。也就是說，齊宣王之所以不能“保民而王”，是“不為”，而不是“不能”。接著，孟子又用“挾太山以超北海”和“為長者折枝”兩個比喻，進一步說明“不為”和“不能”的區別，明確指出齊宣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為長者折一根樹枝，這是多么輕而易舉的事呢！孟子這樣講，一方面是批評齊宣王根本就沒有“保民”的愿望，另一方面則是鼓勵他施行仁政王道。再次，他提出“推恩”的理論，引用《詩經》證明古人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善推其所為而已”。齊宣王不忍牛的“無罪而就死地”，卻沒有做到“保民而王”，就是由于沒有把他對禽獸的這種不忍之心加以擴充，推廣而及于百姓的緣故。“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這義正辭嚴的責問，充分顯示了孟子散文的戰斗鋒芒。

以上都是正面論述。下面第四段(“抑王興甲兵”至“其若是，孰能御之”)則主要是從反面論述：如果齊宣王想以武力謀求稱霸天下，則必將失敗。

這一段也可分三層。作者首先用一連串的詰問句逼出齊宣王的“大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隨即以緣木求魚為喻，說明如果齊宣王想用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將一無所獲。這是第一層。第二層，孟子以鄒、楚之敵為喻，說明這樣做的結果非但一無所獲，而且必有后患。第三層則是在充分論述了以武力求霸的危害以后，文章又轉為正面論述，順勢提出了“反本”(回到王道上來)的主張，要齊宣王“發政施仁”，使天下的士農工商全都歸心于齊宣王。到了這個時候，“保民而王”的大業就成功了。結尾的“其若是，孰能御之”一句，與首段的“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前后呼應，力重千鈞。

至此，齊宣王以武力求霸的打算已完全被孟子說服，表示愿意試行孟子的王道仁政。“愿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一句，很自然地引出孟子正面詳細介紹其王道、仁政的設想，亦即“保民而王”的具體措施。這就是第五段(從“王曰：吾惛”到結束)。

在這一段中，孟子指出：沒有固定的產業而能保持其固有的善心的，只有士才能做到。而一般老百姓如果沒有賴以謀生的固定產業，就會失去他固有的善心。統治者使老百姓因為無法謀生而至于犯罪，然后又用刑罰去懲處他們，這就是存心坑陷老百姓。因此，賢明的君主一定要規定老百姓應有的產業，使他們能夠養活父母妻子，然后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教化他們從善。他進而提出了制民之產的具體標準和對人民進行教化的具體措施。最后，他以無比自信的口吻再次宣布：只要實施了他所說的這些“保民”的具體措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從而結束全篇。

孟子的這些言論，表現了他對民生問題的重視。他把老百姓“犯罪”的根源，歸于統治者的殘酷剝削使他們失去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這種思想認識也是了不起的。但是，他的“王道”、“仁政”的主張在當時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而且，他提出這種主張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維護當時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這一點我們應該認識清楚。

這篇文章寫得氣勢充沛，辭鋒銳利。這是《孟子》散文的一般特點。這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戰國之時，由于各國統治者都爭相拉攏“士”為他們獻策出力，因此，“士”的地位很高，可以“放言無忌”，不象后代臣民對國君講話必須“誠惶誠恐”。“放言無忌”當然話就可能講得鋒芒畢露、有氣勢。如文章一開頭，他毫不理睬齊宣王要他講齊桓晉文之事的要求，并且將他們一筆抹倒，顯出一種雄視一切的氣概，這就形成了文章的氣勢。又如文中直截了當地批評齊宣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責問他：“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而快于心與？”警告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等等，這些都是所謂“放言無忌”之詞，辭鋒銳利，氣勢咄咄逼人。

多用排比句為本文的又一特點。排比句的使用一是增加了文章的音韻美，讀起來鏗鏘有力；另一方面也能增加文章的氣勢。如“為肥甘不足于口與……”一節，一連串的問句說得又快又急，并不要求對方回答，顯出講話人的一種強烈自信：我知道這些不是你的“大欲”，我不需要你的回答。接下去“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是一串排句。這是齊宣王真正的“大欲”，用排句表達，更顯出這“大欲”的非同一般。

本文的第三個特點是多用比喻。東漢趙岐的《孟子題辭》說：“孟子長于譬喻。”本文中“百鈞”、“一羽”，“挾太山以超北海”與“為長者折枝”，“緣木求魚”、“鄒、楚之敵”等等，都是既新鮮又巧妙的比喻。它們既加強了說理時的雄辯力量，又增加了文章的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