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王文興·家變》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王文興，福建省福州市人。1939年生。他入學較晚，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他從高中三年級開始寫小說，他的第一篇小說，曾在亞洲雜志舉辦的學生組小說比賽中得到第三名。臺北師大附中畢業后，考取臺灣大學外文系。1960年和同班同學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志。早期的《現代文學》編輯事務多由他負責。臺灣大學畢業后，他去美國依阿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室從事研究，并獲碩士學位。返回臺灣后，在臺灣大學外文系任教授，并擔任中文系的課程。他專心教書和寫作，極少參加社會上的活動。但1978年臺灣鄉土文學大論戰時，他卻多次表態，對臺灣的鄉土文學持否定態度。他的作品不多，但大都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人公或為背景，以兒童的悲傷和恐懼刻畫人生。他的小說中表現得最沉著有力的主題是：命運。著有短篇小說集《龍天樓》、《玩具手槍》，長篇小說《家變》、《背海的人》。

內容概要 故事是講一個多風的下午，一位滿面愁容的老人將一扇籬門輕輕掩上后，向籬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轉身放步離去。他一直未再轉頭，直走到巷底后轉彎不見。這個老人是范曄的父親——范閩賢，因不堪自己一手養大的兒子在自己晚年時所加的諸般虐待而離家出走的。范曄在報上登了尋人廣告，兩年后他父親仍沒回來。故事情節在兩條依年代順序發展的平行線上進行：一條是現在，以英文字母分段，敘述父親之離家出走，主人公范曄的尋父經過;一條是過去，以阿拉伯數字編排，敘述范曄的成長過程。在這兩條以父親出走為銜接點，分別在不同時空向前發展的平行線之間，不斷出現的尋父啟事，有如詩歌中的重復句，作為連接兩條敘述線的轉折，推動了故事的進展。啟事刊登的頻繁性，也與主人公的心理狀態密切相關。從以數字為序的情節線上，我們得知，父親范閩賢原來是來自廈門的大陸去臺人員。主人公范曄的祖父曾任清朝巡撫，叔祖是福建道臺，外祖也做過廣東知縣，父親還去法國留過學;他們是這代才從福州遷居到廈門的。主人公范曄的童年便是在廈門度過的。從學齡前的5歲寫到上小學，也寫盡了父母對他的鐘愛。后來，他隨父母和同父異母的哥哥渡海去了臺灣。他們開始住在南部，但他父親混得并不怎么好，于是又去臺北找他的老首長謀差，于是他們全家又搬到了臺北。他父親在一個機關里當小職員。他原先任秘書，后卻降為輔導，工資平空降低兩百多元，所以他們的經濟狀況愈來愈差，入不敷出，靠借貸度日。他逐漸長大后，對自家家境的貧窮，很感到羞恥，他都不好意思請自己的朋友到家中來。即使他們來找他，他也都把他們阻攔在墻外談話，不讓他們進屋。他也憎惡他家周遭的環境，為此，他不肯去公用自來水龍頭那里去給家中運水。他對自身貧窮的恥辱感還勝過于他對父母的孝心，寧可叫父母二老去運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家用的是又臟又臭的公共廁所，以及他家沒有浴室，只能在廚房用大盆洗澡，而且他的父母在冬季很少洗澡，也使他不堪忍受。一日，他的父親興奮地回來對家人說，他偶然見到一個大陸時期的老朋友陳伯啟，陳伯啟說他認識一個華僑，最近要來臺灣做生意，要他在臺灣當經理，目下他正尋覓人手幫忙，問他父親愿不愿意幫他忙，每月薪金最少也有三千元。全家聽了都十分高興，尤其是范曄，他夢想從此就可以改變目前這種貧窮的家境。他為此騎車走在街上都心曠神怡，覺得天空比平常藍，云朵也比平常更白。他甚至比他父親還要急，每隔些時日便催他父親去一次陳伯啟處。但他父親每次回來都有推詞。有一天，他父親突然接到一封素白喪帖。原來那陳伯啟突然患心臟病逝世了。范曄的父親去參加陳伯啟的葬禮，還從微薄的薪金中拿出二百元作為奠金。經過這一次的波折起伏之后，范曄就改以卑夷的眼光去看他父親。范曄的同父異母哥哥終于要結婚了。他回家來，要求父親給他主持婚禮，因為女家不答應對方家長不同意的婚事。但是，父親堅決不同意。哥哥宣稱：父親不同意，是因為對方是臺灣本省人，曾經做過酒家女，云云。但哥哥指摘父親偏狹的地域觀念頑固、腐朽、荒謬，遠不如對方臺灣人;她做酒女完全是為了幫助生病的父親，她不惜犧牲自己養活別人，比起他父親濫意破壞兒子的終身幸福，也比不上她。父親認為兒子是“反了”，哥哥抓起墻上掛的一把鐵鎯頭，揮劃著說：“父都不賢，難怪子不孝嘞!”眼看一幕濺血弒父慘劇就要發生，在母親高聲喝喊之后，哥哥才把鐵鎯擲下，離開了家。事后，范曄對父親說：“假定那時二哥要真地動手的話，那我就一定拿刀子刺了他。”范曄19歲時考取了大學的歷史系。范曄驀然發現他父親原來是個個子奇矮的矮個子，并且他一生以來首次查覺他的父親原來是個拐了只腳的殘疾人。他驚訝于自己竟然這么久沒有發現。他還發現他的兩個雙親許多過失和缺點。他甚至懷疑過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生下的。因為許多人都說他長得不像他們。不久，他的父親忽然被單位的某一個人告密了，那人控告他一年來虛報一名三輪車夫的名額，侵吞了這個三輪車夫的餉額。他父親很不善于處理這件事。范曄出面幫助父親處理，到頭來還是被父親搞砸了。父親終于辦理了退休手續，這對他們一家的經濟影響很大。幸好范曄這時已經大學畢業，留校擔任助教，業余還搞些翻譯和寫些稿，以貼補家用。自從父親退休以后，父子更加多了在家相聚的時間，也因此使范曄更加看見他父親的種種可惱、可憎、可恨復可笑的言談舉止。這時，范曄又發現父親許多不可原諒的生活習慣，兩代人的消費觀念也相差甚遠。范曄買來一臺電扇，父親卻舍不得用，怕費電。他獨自讀書時，父親經常發出各種聲音侵害他。父親還經常說謊，平日喜歡夸大，做勢扮演的戲劇化。父子兩人互相扭打成一團。父親甚至亮出來雪亮的小刀，并摜過一只酒瓶，正好砸中擊碎在他的臉上。父親說：“我生了你，養了你，我就有權可以毀掉你。”警方聞訊趕來，警察沒有發現什么，隨即離去。范曄則抓起地上那把鋼刀，向他父親刺去。父親瀝血闖起來狂奔。一天晚上，在他和父親爭吵完了之后，卻在日記上憤怒地寫道：“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它也是最最殘忍，最不人道的一種組織!……為什么要有家庭制?這個制度最初到底是誰無端端發明出來的?……事實上如果我們開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為什么 ‘孝’不‘孝’是重要的東西，在他們的觀念里邊好像完全歷來就沒有注意過是有這樣的一個需要。”但是，每當寧靜的夜晚，他有時又感到極度的懊悔，自己實實對不起父親，他對待父親未免太兇暴了一點。他反問自己：我自己真地不愛我的父親嗎?我其實是于心里面深深地愛著他的。如此想著時，他感到輕松，便會安詳甘美地落入夢鄉。這一天，父親過生日，由于父親在飯桌上有些不雅的表現，范曄便申斥父親，甚而不顧母親說情而喝令父親不許吃飯：“你馬上給我下去!”又有一次，他父親給他一位僑居美國的遠房姑姑偷偷寫信訴苦，向人家要錢，那位幾十年與他家沒有聯系的遠房姑姑居然匯一筆錢來。范曄認為父親犯了大錯——給他家丟人了。于是，他嚴嚴地、重重地懲罰了父親：禁閉三天。接著，父親偶感風寒，病了幾天。又過了沒兩天，父親就神秘地，任誰也不知道他為了什么，離開家門出走了。時間過去了兩年，父親仍然沒有回來。關于繼續尋找父親的安排和計劃，范曄也幾乎可以說都要忘記掉了。現在，家中只有母親和他兩個人生活在一起，仿佛比過去還要愉快一些。

作品鑒賞 王文興的長篇小說《家變》，寫了7年之久。1972年在《中外文學》發表之后，因為它從內容到形式、情節結構，甚至語言文字，都是“離經叛道”的“異端”，在臺灣文壇立即引起轟動，為這部作品，開了多次座談會、發表過多篇文章進行討論。本書主人公范曄和他父親之間的問題，絕非戀母恨父的心理問題，也不是簡單的“代溝”問題，而是真實地反映了60年代臺灣社會處在轉型期，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受到西方文化觀念的沖擊的一個縮影。旅居美國的一位臺灣評論家認為：“王文興的《家變》是中國傳統文化日漸崩潰的象征，禮運大同理想的破滅。‘固有文化’若能維系人心，就不可能有范曄式的家變出現。因為即使他對這位養育他長大成人的老人深惡痛絕，他也該想到這是他的父親，五倫之一。……王文興面對人心真相之勇氣，為二十年來臺灣文學之僅見。這種 ‘真相’，生活在我們這個仍在表面上講究傳統道德的社會的人，是不敢也不忍迫視的。臺灣和香港相信有不少做兒子的，在他們的浮光掠影中，也許會有過范曄的想法，但未必敢有他的做法。……《家變》使我們害怕，不敢一讀再讀，理由可能是這本書揭發了不少做人兒子的連對自己也不敢承認的隱私。……《家變》的內容既是離經叛道，那么文字之乖異，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寫喜劇有喜劇的文字，抒情有抒情的文字，諷刺小說有諷刺小說的文字。王文興處理一個令人看了會感到不快的題材，因此他創造了一種與此配合得令人看了不起快感之文字。《家變》文字讀來有點詰屈贅牙，如果我猜想得不錯，可能是這個題目，連王文興寫起來都覺得有點寒心，因此囁嚅起來。” (劉紹銘： 《十年來臺灣小說》)在臺灣，有人說： “我認為《家變》在文字之創新，臨即感之強勁，人情刻畫之真實，細節抉擇之精審，筆觸之細膩含蓄等方面，使它成為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杰作之一。總而言之，最后一句話：《家變》，就是 ‘真’。”(顏元叔：《苦讀細品談《家變》)臺灣另一位作家認為：“如果說讀《家變》不習慣，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是，讀者應該試著去習慣王文興，而不應該要求王文興來習慣讀者。” (朱西寧： 在《家變》座談會上的發言》)歐陽子在《論〈家變〉之結構形式與文字句法》中則說：“王文興重組范曄童年時，很成功地鉆入幼童之意識……逼真動人，使讀者隱約憶起早已忘懷、但確曾有過的某些類似之童年經驗。”臺灣著名詩人羅門也說：“采取近乎電影的寫實鏡頭，靈活，精致，而真摯，有時更美得迷人，且能引起那種潛向內心的感動……結構形態新穎，精巧，優美，《家變》確是一部對現代美學與現代精神有所探索與發現的小說。”(在《家變》座談會上的發言)在同一個座談會上，旅美的著名臺灣小說家張系國說：“這一部小說在我自己感覺中有其象征的價值，寫出年青一代對老一輩的心理變化，較同類型的小說來得深刻得多”。海峽兩岸的文學都是用漢語寫作的中國文學。兩岸作家在文學創作活動中，對漢語的運用能具有開拓性的創新，都是值得肯定和歡迎的。王文興在《家變》中對漢語語言文字的創造性的運用，應給予鼓勵，也值得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