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徐懷中·我們播種愛情》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徐懷中，原姓許。192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峰峰礦區山底村。12歲即離家到抗日根據地讀書。1945年于太行中學畢業后參軍，任18集團軍前方總部劇團 (后改為二野文工團)美工。后隨軍挺進大別山，進軍西南。50年代上葉，先后任職于西南軍區文工團和云南軍區文化部，其間曾多次深入康藏地區部隊代職和體驗生活，先后發表了反映邊疆軍民生活的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短篇小說《賣酒女》、《雪松》、《松耳石》、《十五棵向日葵》、《不褪色的旗》、《阿哥老田》和著名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也成稿于此時。這是徐懷中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1958年初徐懷中調《解放軍報》任副刊編輯，歷時五年，又調入總政文化部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這期間，由于我國政治文化領域里“左”的思想泛濫，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受到錯誤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徐懷中的一些作品又受到不公正的審查，并為此被調回昆明軍區工作。幾年后，又讓其任軍區宣傳部、文化部副部長等職。直到十年浩劫結束后的第三年方將其調回北京，任八·一電影制片廠編劇。1979年后，徐懷中的文學創作進入第二個高潮期。他在深入激烈的戰地生活之后，陸續發表了報告文學《母親在我們背后》、《團長和他的兒子》;中短篇小說《西線軼事》、《阮氏丁香》、《沒有翅膀的天使》、《那淚汪汪的一對杏核眼兒》、《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等。這些作品普遍受到讀者的贊譽。尤其是短篇小說《西線軼事》引起了強烈的轟動，以罕見的選票數額被評為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首篇。1984年徐懷中調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1986年后又被任命為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部長等職。這期間，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文學藝術的教育和組織工作。1988年初，他又兼任史詩性的電影巨片《大決戰》藝術指導，為這部巨片的成功貢獻出他的精力和才華。徐懷中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理事、主席團成員。

內容概要 初秋，在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地區更達壩子，農業站站長陳子璜和農業技術員雷文竹正在調查土壤情況，滿懷信心又疑慮重重地商定農業作物發展區劃。在回來的路上，陳子璜被“搶福”的藏族青年砍傷。久經地下斗爭考驗的工委書記蘇易，出人意外地將砍傷陳子璜的青年領到農業站，他以實際行動教育陳子璜執行好民族政策，堅決將農業站辦下去。他將自己寵愛的獨生女兒林媛帶到這塊艱苦的處女地，給她稚嫩的肩頭壓上氣象員、衛生員和小學教師的千斤重擔。專科學校畢業的青年女畜牧師倪慧聰也懷著建設邊疆的美好理想來到這里。林媛和倪慧聰都愛上了雄心勃勃的獸醫苗康，為此兩位女友都各懷芥蒂，關系很尷尬。農業站發展很快，不但運來了第一臺拖拉機，還運來了七寸步犁……這新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雖然像磁石一樣吸引著獲得新生的藏族人民，但一些墨守陳規的老農仍懷有疑慮。富有農業經驗的斯郎翁堆開始不相信七寸步犁，也反對挪動神圣的“瑪尼堆”為拖拉機耕地讓路。后來他親眼看到了新技術的威力，按捺不住地以身示范，成為推廣新技術的帶頭人。并積極贊同向往新生活的女兒秋枝學開拖拉機，擔當起農業站放牧員的責任。秋枝與熱情樸實的拖拉機手朱漢才和葉海朝夕相處，對他倆都萌生了純真的愛情。對更達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西藏一些上層守舊人物是抱著消極觀望態度的。大奴隸主出身的女土司格桑拉姆對政府工作敷衍搪塞，甚至不接收政府發給她的月薪，整日不出門，過著頹唐無聊的日子。而她手下的大管事俄馬登登卻趁機越俎代皰，大包大攬，不但給新的生活進程設置人為的障礙，而且投機倒把，損公肥私，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另一位有影響的上層人物是活佛呷薩，他雖然對新事物并無明顯的不滿，但他年事已高，對人間事不聞不問，整日陷入一種幽遠神秘的虛幻境界……工委書記蘇易以共產黨員的高度的原則性和適當的靈活性，耐心地在這些上層人物之間周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干戈為玉帛，變阻力為動力，使黨的方針政策在更達地區艱難地而又扎實地生根開花。就在公路通過更達那天，閉門不出的格桑拉姆終于盛裝出席了通車典禮大會，活佛呷薩也派出寺廟的喇嘛們上演古劇《文成公主》助興，使更達沉醉在節日的氣氛里。更達的變化引起國民黨殘余匪幫極大的恐懼。他們企圖利用暗殺挑起民族沖突，嫁禍于共產黨。在農業站建站不久，曾來過一幫“偷馬賊”偽裝的戲班子，其中一個化名珠瑪的俏麗女子被俄馬登登捉獲，要處以酷刑。農業站馬車隊隊長糜復生以賭槍法獲勝為代價救下珠瑪。不料，暗藏在俄馬登登家的特務察柯多吉事先就知道珠瑪與格桑拉姆家有世仇，她來此地就是為了報仇雪恨的。察柯多吉趁機唆使珠瑪留在農業站，以姿色勾引百發百中的糜復生，伺機刺殺格桑拉姆。幾乎與此同時，珠瑪的舅舅邦達卻朵帶領的匪幫，在一個暴風雨之夜，劫持了進牧場收羅馬糞和考察牧草的秋枝，打傷了倪慧聰。邦達卻朵完全被國民黨特務馬銀山所控制。他命令手下人在夜間將秋枝槍斃，可這個人卻將秋枝放跑了。這個人就是為“搶福”而砍傷陳子璜的那個藏族青年，名字叫郎加。他告訴秋枝，之所以放跑她，就是為了報答陳子璜的不殺之恩。在倪慧聰住院期間，苗康曾去探望她。在談話中，倪慧聰發現和苗康的思想有著巨大的分歧，他們本來已經產生疑竇的愛情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裂痕。在一次如何處理患有鼻疽病的馬匹問題上，苗康終于徹底暴露了損公利己的個人主義者的面目。共青團開大會批評他，林媛提議撤換他組織委員的職務。苗康一面假意檢討錯誤，一面卻借機要求調離這個地區，成了可恥的逃兵。倪慧聰和林媛對苗康的共同認識，使她倆之間消除了隔閡。兩人關系更加親密，由分住兩處變成同住一室。秋枝依照藏胞的風俗，認為可以同時嫁給朱漢才和葉海兩個男人，于是與他倆同時換了鞋帶，表示已經訂婚。當兩個男人明白了以后，陷入難堪的境地。他倆也都愛秋枝，卻不能同時擁有秋枝。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朱漢才撒謊說已經結婚，痛苦地成全了秋枝與葉海的婚事。更達地區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了。格桑拉姆和活佛呷薩都出席了大會。活佛的出席，使教徒們欣喜若狂，會場外人山人海，熱鬧非常。這正是察柯多吉預謀暗殺格桑拉姆的難得的機會。珠瑪要糜復生開槍，糜復生驚慌失措。珠瑪氣急敗壞，親自動手，不料慌亂中打傷活佛。察柯多吉混淆視聽，說親眼聽見是糜復生開的槍。憤怒的群眾當場將糜復生亂石砸死。工委書記鎮定自若，以誠相待，請群眾代表察看了活佛并不嚴重的傷勢，并請格桑拉姆出面講話，終于穩定了局勢，保證了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進行。會后，請調主力部隊，一舉消滅了馬銀山控制的邦達卻朵匪幫。又是初秋，農業站組建一周年時，原來的農業站發展成“啟明星”農場。場長陳子璜被蘇易派出深造;先前“搶福”后來參加匪幫的郎加成了農場的骨干;神圣而礙事的“瑪尼堆”終于被挪到一個角落;斯朗翁堆等幾個老農請求成為農場的成員;林媛已去師范學院學習去了……在豐收的田野上，雷文竹和倪慧聰一邊選種，一邊談心，他們的心里不但播種下對這片土地的愛，也悄悄地播種下相互的愛……大雁又飛來了。它們遲遲不敢降落，因為它們已經不再認識這塊改變了面貌的土地。“大雁，請落下來吧”林媛的學生小扎茜坐在雷文竹肩頭招著手向空中喊叫。

作品鑒賞 《我們播種愛情》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小說發表的年代與小說描繪的年代幾乎同步。作者在25萬字不算太長的篇幅內，依托廣闊的社會背景，以現實主義的有力筆觸，塑造出富有時代精神的眾多人物典型，真實地展現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歷史風貌，準確地預示出西藏社會不可逆轉的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具有一定的史詩性質。不可諱言，西藏地區在祖國大家庭中具有復雜的社會制度、歷史沿革和風俗習慣。在這樣一個地區實行社會改革，必不可免地會遇到一些極為特殊的棘手的問題。碰這個題材，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嫻熟的寫作技巧和豐富的生活經驗，更要求作家具有對政策的理解和對人的良知。在此諸因素的基礎上，作者采取了一個最佳創作視角，即對藏族同胞真摯寬厚、百折不回的愛心。這就是小說書名的深刻寓意所在。當然，小說也多處描寫過男女情愛，但這并非小說的主旨。整部小說所著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設者們對這片雖然貧脊卻前途遠大的土地的愛情，對雖然落后卻善良勤勞的藏胞的愛情。他們將愛情播種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種在藏胞的心田。他們在播種對祖國、對人民的愛情過程中，培養了互相之間純潔美好的情愛。正是這種嶄新的崇高的愛情，使整部小說洋溢著一種溫馨而熾熱的氛圍，滲透著一種高尚而純潔的情調，折射著一種絢麗誘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說，這部小說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戀之歌。體現這種崇高之愛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書記蘇易。他在復雜多變的情況面前，既忠實又靈活地落實黨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執行政策的時候竟讓人感覺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觸角，而只感到他對人民的發自內心的愛!作為“這一個”似乎他“怎么做”都是他愛心的幻化。對待許多不尋常的問題，他的做法也是不尋常的。郎加因“搶福”而砍傷農業站站長陳子璜，他卻把郎加送來農業站工作;郎加不相信傷人而不辦罪，私自逃回山里，他并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領共產黨的工資，他并不批評責怪，每次都妥善將工資保管好，每月照樣派人按時送去; 山民偷占農業站開好的荒地，他勸陳子璜不必計較，決定把地讓給他們，只要他們試種冬麥就行……蘇易的這些做法，都是經過對藏胞的特殊情況的周密分析而決定的，但它的出發點無一不是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遠景著想。蘇易的形象，一掃此前某些文學作品中黨的領導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癟面孔，打破了那種常見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學畫廊里一個富有個性的黨的領導者的新式典型。葉圣陶老先生曾為此感慨系之。他說：“有人說，文藝作品寫黨委書記不容易寫好。我覺得這篇小說里的蘇易就寫得很好，我們常常說的黨的領導，在蘇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說愛是一種理想的結果，那么，這種愛的最根本的體現，就是幫助藏胞提高生產力水平，根除落后貧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之，這部小說的整體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漣漪，漣漪中心是農業技術推廣站，由此拓展開去，波及到西藏地區各社會階層和歷史淵源，形成一幅波瀾壯闊的向前躍動的社會畫卷。作者摒棄了那種政治化、口號化的貼標簽式的人物，而讓他的人物都在畫卷中占據恰到好處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個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聰、林媛、朱文才等知識青年和轉業軍人，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抱負，富有忘我精神，滿懷革命激情，但他們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不同的作用。他們是個性化的新型的群體。在這方面，作者充分顯示出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知識以及結構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學的社會發展規律，來審視社會矛盾和人物關系的，因此他在這部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當然地產生了典型共鳴，不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義，直至今天，這些年輕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藝術魅力。這或許正是這部小說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