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戲《幽閨記》中，有文、武兩名男主角，文的是蔣世隆，武的就是陀滿興福。

陀滿興福是左丞相陀滿海牙之子， “六韜三略皆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且統率三千忠孝軍，每日操練，以待報效朝廷。但是，當“番兵”入侵時，陀滿海牙力主御敵，為主和派、奸臣聶賈列所誣陷，金主大怒，將其當庭打死，并下旨將陀滿一家三百口，不分良賤，盡行誅戮，齠齔不留。面對著奸佞擅權、昏君無道、忠良遭災的生死存亡關頭，陀滿家人勸陀滿興福率三千忠孝軍進行抵抗，殺死聶賈列，以報血海深仇。然而，陀滿興福囿于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準則，恐怕壞了忠義之名，遂撇下一家老幼，孤身逃難。在官軍的追捕下，他逃入蔣家花園，為蔣世隆所救，與之結為兄弟，并接受了蔣世隆饋贈的衣服銀兩，隱姓更名，倉皇離去。途經虎頭山，遇強人攔路，陀滿興福武藝高強，力克群寇，被擁為寨主。于是，他寄跡綠林，安頓下來，等待朝廷大赦。

指導陀滿興福的行為準則是忠孝觀念，是傳統的封建道德。他力敵萬人，且擁有三千勇士，但不敢反抗昏君奸臣的迫害，說明他是一個典型的忠臣孝子。因此，當他坐上了虎頭山第一把交椅以后，立即約法三章，命令慣會殺人放火、攔路搶劫的眾嘍啰： “都路人不可殺;秀士不可殺;姓蔣的不可殺。其余有買路錢的放他過去，沒有的帶上山來。”中都(今北京，當時的金國京城)路人皆是逃難之人，秀士為讀書種子，姓蔣的中間更有其恩人義兄，當然不可誤殺。而其余的即使無錢，亦不準濫殺，以免無辜遭殃。這不可不謂為“義”。這也說明，陀滿興福雖然窮途末路，迫不得已落草為寇，但還是保持了其忠孝節義的本質，與一般草寇不能同日而語。因此，在虎頭山意外再逢蔣世隆以及王瑞蘭時，王瑞蘭罵陀滿興福是“賊兄弟”，而蔣世隆則盛贊他為“好兄弟，賽關張，勝劉備”，以至后來王瑞蘭也承認陀滿興福是個“情深意重”的忠義之士。

陀滿興福托身虎頭山，是權宜之計。等到“番兵”退去，朝廷實行大赦，他立即下山，到廣陽鎮招商客店找到結義兄長蔣世隆。蔣世隆思念王瑞蘭，向陀滿興福述說了夫妻被迫分離的痛苦，陀滿興福勸說道： “哥哥，即日朝廷降敕，宣詔天下文武賢良，盡赴行朝應舉，正是男兒得志之日。哥哥休為夫妻恩愛，誤卻前程。可收拾行李，與興福同往行朝，一來應舉求官，二來亦可打聽尊嫂消息。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夫妻恩愛事小，功名前程事大，陀滿興福胸中充滿了道義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唯有效忠朝廷，誅盡奸佞，全忠全孝，才是唯一的大事。這一切，亦充分證明了他是封建義務本位思想的忠誠踐行者。

陀滿興福考中了武舉頭名狀元，而且，又蒙圣恩，為尚書王鎮招贅為女婿，與王鎮義女、蔣世隆之妹結成連理。至于殺父的仇人聶賈列，亦受到懲處。而無道昏君，幡然省悟，下旨稱“陀滿興福出自忠良，實非反叛。父遭排擯，朕實悔傷”，封其為“世襲昭勇將軍，妻蔣氏封順德夫人”。冤案得以昭雪，可慰先父在天之靈，且夫貴妻榮，好不春風得意。忠臣孝子，終于得到了一個光榮的結果。

毋庸置疑，比起在關漢卿《拜月亭》中來，陀滿興福的形象要豐滿得多，也更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他的不幸遭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封建皇朝的黑暗與殘暴。他落草為寇，也頗有“逼上梁山”的味道。這些都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然而，由于作者有意識地塑造這么一個全忠盡孝的理想人物，集中體現了作者的落后的封建思想，不僅使得陀滿興福的形象不如蔣世隆、王瑞蘭生動傳神，而且也削弱了全劇的思想性，在結構上亦使劇本失之松散、冗沓。

在陀滿興福身上，作者的主觀色彩表現得尤為濃厚，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作者落后思想的傳聲筒，表現作者愛憎是非的工具。如果說，陀滿興福在逃避殺戮追捕、遁跡山寨的幾出戲中，基本上還是按照生活邏輯在活動，戲劇沖突與情節刻畫還在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使之顯得頗有生氣，那么，到了招商客店勸蔣世隆同赴行朝，應辟中式，最后奉旨完婚，光宗耀祖，則有如一傀儡，完全按照作者的主觀意旨，為完成情節的編排和故事的敷衍服務了，顯得蒼白、單薄，沒有生氣。誠然，作者一開始就為陀滿興福的性格定下了一個基調：全忠盡孝。因此，作者努力使這個人物的一舉一動符合這一基調，這就造成了陀滿興福這一形象性格的單調、凝滯而缺乏活力。

平心而論，陀滿興福在《幽閨記》還是有其他人所不能取代的存在意義的。通過他的遭遇，不僅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腐敗和殘暴，而且還揭示了封建倫理道德的愚昧、虛偽與不近情理。同時也說明，當作家企圖用某種道德標準來塑造一個人的性格，使之成為一具“標本”時，那么這個人物必定是乏味的、沒有生命力的。陀滿興福就是這么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