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巴金完成了包括三部中篇小說《霧》、《雨》、《電》的《愛情的三部曲》。陳真雖然在《雨》中已經死去，然而他的影子卻籠罩了整部《愛情的三部曲》。

陳真，是一個執著于理想、信仰的知識青年，雖然同那些在他周圍的血性青年一樣，他的理想、信仰帶有濃重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但他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著實令人感佩。

他曾經有過闊綽的家庭和優裕的生活，但他拋棄了。對于展現在自己眼前的令人向往的學者前途，他也不屑一顧。作為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青年，他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為全人類、為被壓迫人民謀幸福的工作上。“富裕的舊家庭是和專制的王國一樣地黑暗，我整整在那里過了十六年……我看見許多許多的人怎樣在那里面受苦，掙扎和終于不免滅亡……走出家庭進了社會，我的愛和我的恨變得更大了……但是我已經把我的愛和恨放在工作里面，文章里面，撒布在人間了。我的種子會發起芽來，它會長成，開花結果。”陳真本人的這段話，分明是一個布道者、殉道者的精神袒露，它映照出陳真思想性格的最主要方面。

在陳真瘦弱的軀體里，儲藏著巨大的能量。理想、信仰的驅使，使他在病魔的困擾下仍以驚人的毅力投身于工作。他夜以繼日地從事寫作，毫不顧惜自己的身體。創作量之大，使朋友們都感到佩服和驚訝。他從來不把自己的精力花費在他看來無謂的事情上。甚至同友人們到海濱散步時，聽到了少女們洋溢著青春活力的笑聲，都會引起他的自責。在他看來，他是為被壓迫人民解放而工作的人，他的位置不應該在海濱散步， “而是在那窄小的亭子間，在那廣大的會場，在那些簡陋的茅屋里”，應該以堅強的精神力量專注于工作，而不能受外界的種種誘惑。陳真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同社會革命的事業、同苦難人們的解放緊緊聯系起來，這里，顯示著他精神境界的崇高。

陳真忘我工作、堅強的性格還體現在對待個人的戀愛上。他被朋友們稱為禁欲主義者。因為他律己甚嚴，決不讓愛情的迷霧擋住自己的眼睛，分散自己的精力。秦蘊玉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潑辣而富有挑逗性。她無所用心，追求刺激，過著放蕩的生活。陳真是她追逐的對象。但陳真絲毫沒有為她的挑逗所動，斷然拒絕了愛情的引誘。朋友勸他“也應該在女性的愛情里去求一點安慰”，他坦誠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需要的是工作。我的問題不單是女性的愛情所能解決的……我生在這個世界上，并不是一件奢侈品”， “我甘愿為目前的工作犧牲了未來數十年的光陰”。這同他的朋友周如水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后者沉醉在愛情的向往之中，卻又為舊思想所囿，怯懦到不敢向愛人傾吐真情，陷于個人一己的痛苦之中。與之相比。陳真對待個人愛情的態度盡管偏向于極端，并不完全足取，但就他的個人動機而言，卻是無比真誠的。他絕不愿把自己的生命浪費在小資產階級式的無聊的悲喜劇里，他要把自己的全部熱情燃燒在對理想和信仰的追求中。

況且 陳真的禁欲主義只是對自己的要求，并沒有把它作為行為準則來規范其他的青年。相反，對于朋友的愛情他是真心關懷、熱情相助的。這里，表現出陳真性格中的又一側面：仁愛、誠摯。在周如水為愛情問題而深深陷入感情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時，是陳真伸出了溫暖，友誼的雙手，協助他解開胸中的郁結。他熱切地盼望周如水能得到生活的幸福，以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針對周如水的軟弱，他鼓勵周如水堅強起來反抗父命，屢次鼓勵周如水大膽向女朋友張若蘭表示愛情。當他清楚地看到周如水不可能擺脫封建家庭和舊思想的束縛，和自己是“兩個時代的人”之后，盡管對之內心產生了厭棄和絕望的心情，他也還是竭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幫助這個“無用的好人”。他親自去勸說張若蘭，懇切希望她能夠像斯拉夫女性那樣，以“愛”去拯救周如水，使他從封建桎梏中掙扎出來。因此，陳真被朋友們稱為“一個有黃金的心的朋友”。他以自己不戀愛，而又盼望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的博大胸懷，感人地站立在朋友們的心坎上。

當然，陳真不是個完人。他有信仰，有獻身精神，有誠摯友情，但也有弱點。作者巴金說，陳真“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弱點……因為他不是一個理想的人物”。從《霧》、《雨》中看，他的弱點主要有兩個方面：只相信自己的奮斗而看不到群眾的奮斗，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前途的悲觀情緒。

革命是千百萬群眾的集體事業，只靠幾個人孤軍奮戰要推翻專制黑暗的現實決不可能辦到，我們看到了陳真的忘我工作，卻看不到他如何動員廣大群眾一道起來，為實現爭取光明的目標而戰。這里正暴露了小資產階級革命青年一個普遍性的弱點，即看不到群眾中蘊藏著的革命偉力。獨自艱苦奮斗的思想在陳真是根深蒂固的，甚至也表現在對待周如水的戀愛問題上。他看到了周如水是一個懦怯的青年，卻不知道如何去喚醒他，在他心里點燃革命的火種。他只看到周如水不敢反封建的一面，卻看不清如何才能使他敢于起來進行反封建斗爭的另一面。他企圖乞助于張若蘭的“愛”去幫助周如水同封建家庭決裂，赤誠之心固然使人感動，但不正是反映出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籌莫展嗎?而這種一籌莫展局面的出現，其根源正在于看不到群眾的力量。

由于看不到群眾的奮斗，陳真盡管忘我工作，嘔心瀝血，但性格不免有些憂郁，突出地表現在對死的恐懼。由于身染肺病，身體虛弱，陳真對死是害怕的。當周如水把他比作阿志巴綏夫小說《朝影》里的人物巴沙時，陳真驚叫起來，聲稱自己與巴沙完全不同，不會像他那樣死得那么早， “聲音里充滿著追求生命的呼號”。他自知虛弱，將不久于人世，感覺到死亡陰影的籠罩，害怕墳墓里的寂寞，到那時，“我的寫過許多篇文章的手會腐爛成了枯骨，我的作過許多次激烈演說的嘴會爛掉下來，從骨頭架子里爬出許多蛆蟲。別人會掩著鼻子走過我的身邊，或者用腳踢我的骨頭。從此再沒有人提起陳真這個名字了”。這是對自己生命結局的悲觀心理。也正是這種悲觀心理造成他恍惚、迷惘的心緒，以至鑄成了在馬路上被汽車輾死的悲劇。

陳真思想性格上存在這些弱點并不是奇怪現象。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雖有熱烈的變革現實的愿望和決心，但并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還沒有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因而盡管拚命地工作，但對革命的前途、目標的實現缺乏堅定的信念，時時在獻身的同時，不免于精神上的疲憊、軟弱，流露出悲觀情緒，缺乏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應有的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這也就是陳真這一人物形象主要的認識價值。當然，陳真的獻身精神和嚴謹的生活態度，對于三十年代特定歷史時代的廣大青年仍有榜樣的激勵作用。這，或許正是陳真為作家所喜愛、使人們受感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