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小說新論
現代作家張愛玲屬于那種曾紅極一時,后被埋沒多年,而最終又大放異彩的少數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一如她的生活,富于傳奇性。
現代文學發展到40年代,其作品與時代的關系更為密切,在題材上大都配合了當時的形勢,作家們或描寫民眾的反帝愛國情緒,或揭露國統區的黑暗。而女作家張愛玲則另辟蹊徑,把筆觸伸向了大都市的普通男女,精心描述了特定時期滬、港洋場社會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從普通人中尋找傳奇,從傳奇中寫出普通的人生,使她的小說既有真實性,又富于傳奇色彩,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
張愛玲于1921年出生于一個豪門世家,祖母是清代名臣李鴻章的女兒,母親是南京一個西洋味極濃的大家庭的小姐,這樣,她的家庭既有前清豪門的華貴,又有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滲透。然而,這樣的貴族家庭并沒有給張愛玲帶來幸福與溫暖,反而給她帶來許多痛苦。由于父母的不合,張愛玲三歲時,母親便拋下她獨自到英國去留學,失去母愛,給張愛玲幼小的心靈造成了嚴重創傷。她雖生于豪門卻過著孤獨凄清的生活,這對她日后的性格產生了很大影響,張愛玲終身未擺脫過失落者的心態。因此,在她開始觀察生活并進行文學創作時,較多感受到的是世態炎涼,人性的丑惡卑劣與彼此間無法溝通的孤獨。于是,張愛玲小說所反復表現的一個主要內容便是對人性的否定性批判和對人與人之間冷酷關系的揭示,彌漫著悲觀失望的基調,從另一個側面表現了生活的本質。
《傳奇》是張愛玲解放前唯一的一個小說集,同時也代表了她創作的最高成就,一經發表便轟動了當時的上海文壇。“從1943年到1945年,張愛玲是上海最走紅的作家。”《傳奇》所表現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層階級和抗戰時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作者以一種十分冷靜的態度,不動聲色地講述著一個個遙遠而動人的傳奇。張愛玲筆下的洋場社會,乃是西方現代文明和東方最古舊、最腐朽的封建文化結合的畸形產物,她在揭示這種畸形社會生活時,所選擇的特殊角度是兩性關系、婚姻關系和親情關系。與五四時期大多數女作家所表現的婚姻、愛情、母愛、童貞的主題相反,張愛玲所表現的是人性中丑惡卑劣的一面,她的所有作品似乎都在告訴人們:人間無愛,至多有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在她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是現代人的疲憊感、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夫妻關系的虛偽以及不負責任的婚外情調,甚至于瘋狂的性報復與亂倫關系等等,從而反映了在舊的傳統觀念面臨挑戰而新的道德體系尚未確立起來這樣的特定時期內商業社會生活圈內那種普遍的迷惘、失落與瘋狂。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香港富孀梁太太是一個對付男人很有一套的女人,她接濟從上海來的生活貧困的外甥女葛薇龍,實際上是以其外甥女為誘餌把一幫紈绔子弟吸引到自己的身邊。幼稚而又多情的葛薇龍被洋場少年喬琪喬欺騙后,尋死覓活,這時候梁太太開始向她灌輸對付男人之道,終于使她變成了一名交際花,為了豪華奢侈的生活而出賣自己。作者客觀冷靜地把一個貧窮少女在金錢享樂的腐蝕下墮落的過程展現在讀者面前。
《茉莉香片》寫一個出身于舊式家庭的青年的變態心理與行動。20歲的聶傳慶是個“戀母狂”,被他的暴富的父親和狠毒的繼母“管教”得了精神殘廢,他自私又自卑,性格脆弱得近乎女性。抗戰爆發后,一家人到了香港,在大學里,認識了女同學言丹朱,一個偶然的機會,聶傳慶得知言丹朱的父親言子夜是亡母生前唯一愛過的男人,于是他就疑心自己是言子夜的血脈,還固執地認為如果當初言子夜娶了自己的母親,他便可以代替言丹朱的存在,是她奪去了本來應該屬于自己的一切。于是,在課堂上受到言子夜的斥責后,他對丹朱的愛變成了恨,嫉妒和變態的心理促使他對自己曾經愛過的女友進行瘋狂的報復,不斷折磨她,虐待她,甚至對她施以拳腳,以此來顯示他的男子氣。聶傳慶的性格是陰郁變態的,他生活不幸,想要找回對祖宗淵源的失落感卻又迷失了方向,表現了一種被時代拋棄的恐慌與不安。
《傾城之戀》表現的并非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浪漫愛情故事,而是寫了情場上的種種交易和道德的淪喪,也表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性的畸異。28歲的上海少婦白流蘇出身于書香之家,身上有濃厚的東方女性情調,與丈夫離異七八年,住在娘家,她的兄長吃喝嫖賭,早把她視為不祥之物,時時想把她打發出去。世態的炎涼使她產生一種孤傲、偏執的心理。在一次為妹妹相親的舞會上,她認識了為妹妹介紹的對象32歲的華僑子弟范柳原,兩個人相悅相戀,繼而隨柳原去了香港。然而,她很快發現,柳原還有別的女人,他之所以傾慕白流蘇無非是因為她是一個具有東方情調的“真正的東方女人”,并不想與她結婚。開始,白流蘇出于東方女性的矜持,不愿當情婦,想有一個正當的名份,但此時的她已無顏再回到上海去面對妹妹和家人,無奈一步步成了范柳原不明不白的情婦。正當范柳原準備拋下她到英倫去經商時,香港淪陷,在一場城池傾覆的大動蕩中,他們終于結合了。作品的最后說:“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子,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香港的淪陷成全了她,但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白流蘇終于如愿以償,然而這樣的圓滿結局卻給人一種凄清、冷峻甚至殘忍的感覺,其悲劇力量令人心顫。
《金鎖記》是最能體現張愛玲創作傾向的作品,也是她的代表作。作品深刻而具體地表現了在金錢與利害關系的支配下母性的墮落與喪失。在文學史上,母愛、親子之愛是歷代作家贊美不絕的主題,至多有些描寫父親專制、母親好意而又無能為力的作品,即使在少數創作中表現了殘忍的一面,這種殘忍也多半集中在“后母”的身上。張愛玲卻另辟蹊徑,講述了一個母親對自己親生兒女追害摧殘的傳奇故事,從而反映了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具體的生活環境怎樣把一個原先有著溫情回憶的女人變成了一個陰鷙狠毒的“吃人者”。
《金鎖記》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物,強烈的占有欲、瘋狂的報復心是她的基本性格特征。她原本是北方一個麻油店老板的女兒,像所有少女一樣,她曾有過純潔的心靈和美好的愿望,然而由于父兄的自私貪財,把她嫁給了雖有錢有門弟卻是個殘疾的男人。自從到了姜公館,七巧就像被關進了囚籠,整天陪伴著一個近乎死人的丈夫。由于門第的懸殊,她還要忍受叔伯妯娌的鄙夷,她只有處處防范算計,用一種放肆、尖刻、潑辣的嘲罵來維護自己“二少奶奶”的地位。因為缺少正常的夫妻生活,在情欲上受到壓抑,七巧也曾想勾引姜家三少爺姜季澤,但這個風流倜儻,在外拈花惹草的紈绔子弟雖然荒唐,卻對嫂子嚴守禮教。在這種長期的死一般的生活中,七巧逐漸失去了正常女人的心理,一步步走向變態。這時的她唯獨對金錢感興趣,拼命守住自己的錢財。七巧付出了十年的青春,終于熬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婆婆,獲得了獨立的地位。在分財產時,她撒潑耍橫,終于使自己如愿以償。這時候她感到自己成了金錢的主人,為了這錢,她忍受了種種折磨與痛苦;為了這錢,她撲滅了自己正在燃燒的情欲,死心塌地服侍一個殘疾人,用十年的青春和血淚換來了一筆“死錢”,同時也使自己變成了金錢的奴隸。這是一種多么陰郁而畸形的人生啊,正如作者所說:“三十年來她帶著黃金的枷。”畸形的生存方式扭曲了七巧的靈魂,使得她下定決心報復一切人,這種報復已成了一種潛意識和生活需要,乃至于把報復施于自己親生兒女身上。七巧嫉妒人間一切的愛情和幸福,她的兒子長白在她的威虐下性格比女人還軟弱,當他長到開始尋花問柳的年紀時,為了拴住他,七巧為他娶了妻,納了妾,卻又整夜把兒子留在自己身邊陪著抽鴉片,不許與兒媳在一起,并當面羞辱嘲弄兒媳,把自己當年的痛苦和壓抑轉嫁到兒媳的身上,使她憂郁而死。在七巧的一再阻撓下,女兒長安被耽誤到30歲還未出嫁,好不容易才與德國留學回來的39歲的童世舫談起了戀愛,長安很珍惜這次機會,為此而戒了鴉片,處處小心謹慎,可母親卻一邊大罵她“多半是生米做成了熟飯,火燒眉毛,等不及了要過門,不要臉”。一邊又用造謠污蔑的方式硬是拆開了長安和童世舫,其陰險惡毒真令人毛骨悚然。冷靜地看,曹七巧并非仇視自己的親生骨肉而要蓄意破壞子女的幸福,只是嫉妒使她變態發瘋,她沒有幸福也就不想看見任何人幸福,即使是自己的兒女也不例外,畸形的生活經歷使七巧成了一個“吃人者”。張愛玲以獨特的目光和審美形式,塑造了曹七巧這一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母親形象,其悲劇力量令人觸目驚心。
此外,《琉璃瓦》寫小康之家的姚先生利用女兒的婚姻攀附上等人,把女兒當做商品出賣,在這里,支配著婚姻的是財產和金錢,與愛情毫無關系。《心經》描寫了女主人公許小寒和她父親之間的一種畸形的性愛關系。這些作品,都在向人們展示殖民化的都市社會的瘋狂與墮落,把那個變態的世界表現得淋漓盡致。
張愛玲小說在藝術上有獨特的魅力,她出身于書香世家,從小就特別喜愛古典小說,尤其對《紅樓夢》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14歲時曾模仿鴛鴦蝴蝶派的文筆寫了小說《摩登賈寶玉》。同時張愛玲又受到很好的西洋文學教育,這使她的作品在藝術上既有傳統文學的印跡,又成功地借鑒了西方現代文學的表現技巧,深刻地展示了中外文化在洋場租界這一特殊地域內濁流相匯、污泥摻雜的情形,精細地刻畫了亂世男女的思想、心理和變態人格,從而拓寬了現代文學的題材領域,豐富了其表現手法。
首先,在結構上,張愛玲小說深受中國古典小說影響,她往往采用說書人的角度來敘述故事,使讀者與作者之間有明顯的距離感。如《沉香屑·第一爐香》就采用了這種全觀敘事方式。作品的開頭說:“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駁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個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講完了。”這個講故事的人完全退到了故事以外,用古代說書人的方式而又排除了傳統小說勸善懲惡的道德說教,仿佛在不動聲色地講著一個個遙遠而又古老的傳奇。此外,在這結構之下,張愛玲還注重首尾照應,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如《金鎖記》開頭是在蒼涼的月光下兩個丫頭在談論曹七巧的事,然后作者講了一個蒼涼而完整的故事,最后七巧在蒼涼的月光里回憶著自己的一生而結束。這樣的情節結構一氣呵成,整體性強,從而使張愛玲的作品故事情節生動,傳奇味濃,無不給讀者以深深的吸引。
其次,張愛玲小說塑造了一批性格復雜的人物形象。她的小說雖然在敘事模式上是傳統式的,而人物則是地道的有現代思維和現代情感的今人,并且寫出了這些人物的復雜和多面性,像曹七巧那樣的形象,在現代文學女性人物中恐怕只有蘩漪和莎菲可以與之媲美。《傳奇》中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正面或反面人物。張愛玲說過:她的人物大多數是不徹底的人,沒有大奸大雄,有的只是那種“不明不白,猥瑣、難揕、失面子的屈服”。這些人物性格的描繪反映了舊的已經衰落而新的尚未建立起來這種特定環境中人們的一種普遍的恐慌與不安。為了寫出人物的復雜性,作者在人物心理刻畫方面十分細膩,如《沉香屑》中葛薇龍被喬其喬欺騙后進退兩難的復雜心態寫得相當真實。再如《金鎖記》里七巧一方面迫害折磨自己的女兒,另一方面她有時也感到對不起長安,可最后自私變態的報復心還是壓倒了母性,把一個變態的女人寫得栩栩如生。為了寫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作者往往采用性格對比的手法,有人物之間的對比,如《等》中幾個闊太太的性格差異,她們心態不同,卻又都是猥瑣不堪的小市民;《茉莉香片》中言丹朱與聶傳慶對立性格的展示。有的是用自身性格的參差來表現人物本身的矛盾性及復雜性,《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留過洋,出身高貴,地位高,脾氣也好,從外部看,他是個標準的好人,可是背地里他卻無惡不作:玩妓女,騙朋友,虐待妻子,是個荒淫無恥之徒。但有時他干了罪惡勾當,又會有一種犯罪感,最后還是無法改邪歸正,充分揭示了這個洋場畸形人物的復雜心理。
再次,張愛玲小說運用了許多西洋文學的表現技巧,她表現的是光怪陸離的洋場生活,快節奏的跳躍式手法最能展示這種生活,如《金鎖記》寫30年的時光怎樣把一個有著理想和憧憬的少女變成了一個刁鉆古怪的老太婆,作者只截取了幾個生活片斷就概括了女主人公的一生。尤其對曹七巧從二少奶奶變成寡婦一節的描寫跳躍性很強:風從窗里進來,七巧正從鏡子中看一幅山水畫屏,望久了便產生了一種暈船的感覺,待到再定睛看時,這畫屏竟換了一張她丈夫的遺像,鏡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這種類似電影剪輯手法的描寫,跳躍性強,表現了女主人公在姜家沉滯枯槁的十年生活,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感受。張愛玲的小說善于捕捉新奇的意象,《傳奇》中不少作品寫到月亮,表現不同的意象,如《傾城之戀》中描寫白蘇流幻夢中的月像灰色的龍;《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女人剪下的指甲像小紅月亮;《金鎖記》里首尾照應的銅黃色的月光等等,這些描寫亦真亦幻,給人以強烈的色彩感。再比如,一些本來很具體的東西在張愛玲的筆下往往能變成抽象的意境,《華麗緣》中寫一個鄉村老太婆“臉上是一種風干了的紅笑”,《中國的日夜》中的藍布衫的顏色是“國色”,這些描寫,給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最后,華麗雅致的文筆、精巧的比喻、繁雜而豐富的象征構成了張愛玲獨特的語言特色。張愛玲小說的語言華麗而雅致,具有古色古香的韻味。其描述的語言多受古典小說的影響,對家庭瑣事、閨閣生活描寫細致而精巧,許多地方可以看出《紅樓夢》的風格,如愛寫丫頭對主人的議論,喜歡用“××道”而不用“××說”,對話具有連續性,對話之間少有描述性過渡等等,都與古典小說相似。在張愛玲小說中,比喻用得繁多而新奇,如《鴻鸞禧》中寫新娘子玉清忸怩作態,壓抑歡喜之情而又故意把臉緊繃得“像一張新鋪好的床”,而當這張臉憂愁時又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等》中描寫一個醫生“生著闊大的獅子臉,短粗的頸與頭扎實地打成一面,不論是從前面還是后面看著都像個胖人的膝蓋”。這些比喻生動而又新奇,有出奇制勝的表現力。張愛玲非常重視象征手法的運用,且豐富而深刻,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用紅玫瑰代替熱烈的情婦,白玫瑰象征圣潔的妻子,既新奇傳神又反映了事物的本質。《金鎖記》中用“金鎖”象征著金錢像一條枷鎖一樣束縛了女主人公的一生。類似的象征在《傳奇》中還有許多,都能使作品的主題得到深化,使其既含蓄又富于濃郁的詩意和哲理性,而這些或許正是張愛玲的小說在埋沒了近半個世紀以后仍有獨特藝術魅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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