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郎偉

中篇小說。作者阿城。作品原載《人民文學》1985年第2期。這是一篇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1976年，“我”在生產(chǎn)隊已干了七年。雖然諸般農(nóng)活不能做到人先，心里倒還坦然，畢竟是自食其力。一月里一天，隊里支書喚“我”到他屋里，告訴“我”，農(nóng)場分場要調(diào)“我”到學校教書。他勉勵“我”好好干，莫辜負了。“我”自然高興。同屋的老黑及要好的幾個知青知道了，都說“我”好福氣，苦日子出頭了。當晚，大伙弄了一點菜，提一瓶酒，鬧嚷嚷地喝，算是為“我”送行。隊里做飯的胖來娣也摸進屋來坐下。她眼睛有情有意地望著“我”，忽然問分場學校是不是可以進一個教唱歌的，只要有譜的歌，她來娣半個鐘頭就叫一個學校唱起來。大家笑她白日做夢。第二天一早，“我”打扮得衣冠楚楚，老黑送“我”到了學校。學校的條件跟生產(chǎn)隊相差無幾，簡陋得近乎原始。老黑真的黑了臉。到學校的當天下午就讓“我”教課，說是教初三。“我”惶恐推辭了半天，說了無數(shù)理由證明“我”高中才讀了一年教不得初三，學校人說隨便教就是了。“我”糊里糊涂上了講臺，向下一看，只見下面坐了一群蓬頭垢面的孩子。年齡參差不齊，前排的似乎還不到上初三的年齡，后排的卻已長出胡須，且有喉節(jié)。“我”拿起前任教師留下的骯臟油膩的課本，吩咐學生打開書，竟毫無動靜。“我”有些生氣，問為什么不翻書。底下一片亂叫，說沒有書。定睛一看，果然沒有。原來這學校的學生上課幾乎從來沒領(lǐng)到過書。地方小，訂了課本到縣里去領(lǐng)，常常就沒有了。無奈，只好抄書。“我”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抄課文，學生也在下面專心致志地抄。抄完，叫起一個學生問課文講的什么意思，學生呆了半晌說不出什么。仔細一問，學生們說抄的課文里有三分之二的字不認識。“我”大奇。于是一切從頭開始，先認生字。學生們不再喊叫。課于是慢慢好教起來，學生們也漸漸能寫些簡單的作文，不再是報紙社論的拼湊。學校忽然要砍竹子翻修屋頂。“我”在班里說了這事。學生們議論說肯定要寫作文，不如先出題目，今天他們就能寫好。“我”說竹子還沒砍能寫出砍竹子的作文肯定是抄。班上最用功的王福愿意跟“我”打賭，說只要定了題目他今天就能寫，絕對不是抄。賭品是來娣送我的那本《新華字典》。這字典在這小山村就“我”一人有，已成稀世珍寶。“我”答應(yīng)了。第二天，“我”帶著學生走了一個鐘頭的山路，來到王福所在的三隊竹林，準備砍竹。遠遠望見溝口站著王福，渾身濕透。原來昨天晚上王福就和父親王七桶上山來砍竹，砍到半夜，王福回家做作文。“我”心里酸酸的，告訴王福字典送給他，但不是他贏的。因為記錄一件事情總是在事后，這個道理是扳不倒的。王福說他不要字典了，他要把它全部抄下來。自此，每日放了學，王福便在屋中抄字典。“我”每每點一枝煙在旁邊看著他抄。這樣過了許多日子，“我”不再教課文，只是教學生們認生字。“我”覺得那裝腔做勢的課文于學生們毫無用處，不如教生字。終于有一天，總場教育科忽然下來一個人，通知“我”，總場的意思是讓“我”再下去鍛煉一下。“我”帶了初三班學生寫的最后一次作文，扛起行李，走了。《孩子王》講述的是“文革”時期知識青年“我”的一段偶然經(jīng)歷。這經(jīng)歷既不驚心動魄，也不大喜大悲。它像生活本身一樣平淡無奇，然而卻韻味深長，歷久彌新。透過這故事，我們看到即使在毀滅文化的年代里，人類靈魂也耐不得饑渴與貧困。人類渴望文明與進步，如同鳥兒渴望天空，魚兒渴望大海。小說中的“我”似乎已不僅僅是一個故事講述人，一種敘事角度，像阿城的其它著名小說一樣，這個“我”已經(jīng)成為一種把握小說基調(diào)和故事氛圍的關(guān)鍵所在。“我”是一雙充滿深沉和寬厚的默默注視大千世界的眼睛，“我”代表著一種曠達超逸的人生態(tài)度和智者風范。這篇小說被改編拍攝為同名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