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襄子和豫讓

“三家分晉”是由春秋過渡到戰國的分界點。說到“三家分晉”，就不能忽略趙襄子這個關鍵人物。而提到趙襄子，便不能不提及著名的刺客豫讓，不能不聯想到豫讓所說的影響深遠的“國士眾人之論”。

趙襄子即趙毋恤（無恤），是趙簡子的小兒子，母親是趙簡子的小妾。在講究嫡出庶出的古代，庶出的趙毋恤原本無緣繼承大位，只是因為他事事留心，勤奮好學，給父親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才被父親確立為繼承人。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后，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于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后。（《資治通鑒》卷一）

趙簡子在世時，晉國國君已然大權旁落，晉國六卿中的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四卿聯手，公然滅了范氏和中行氏兩卿，瓜分了他們的地盤。等到趙簡子去世以后，四卿之中實力最強的智氏肆無忌憚地開始向魏氏、韓氏出手，要求他們割地給智氏。魏氏、韓氏兩家審時度勢，為了避免和智氏刀兵相向而忍氣吞聲，滿足了智氏的欲望。智氏得寸進尺，轉而向趙襄子提出索求，要求趙襄子將藺和皋狼兩處地方割讓出來。于是，趙襄子被迫必須做出艱難選擇：要么和魏氏、韓氏一樣忍氣吞聲地割讓封地，求得暫時的平安；要么承擔極大的風險，拒絕智氏的無理索求，公開和智氏攤牌。趙襄子斷然選擇了后者。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于齊。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資治通鑒》卷一）

上述歷史掌故一再被史學家所征引，以至于盡人皆知，于此毋庸贅述。趙襄子和智伯的斗力斗智，既顯示了他的膽略和決心，印證了他選擇的正確性，也為將智氏從晉國政壇上一筆勾銷后，趙、魏、韓三家分晉掃除了障礙。解除太原之圍以后，如果趙襄子沒有選擇極端的方式發泄他對智伯的深仇大恨，那么，史家便無需花費那么多的筆墨來寫狀接踵而來的一樁歷史事件。然而歷史不能假設，沒有如果，而只有如此這般，于是刺客豫讓開始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涂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涂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后，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醳去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于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愿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史記·刺客列傳》）

趙襄子為泄憤而不肯放過死去的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聯想起稍早于他的伍子胥。父兄被昏庸無道的楚平王殺害后，伍子胥被逼亡命天涯。等他在吳國站穩腳跟以后，遂借吳國之兵征討楚國。占領楚國都城之后，伍子胥將已經死去的楚平王從墳墓中挖掘出來，鞭尸三百，以泄其憤。一個拿對手的頭顱做飲器，一個掘墓鞭尸，何其相似乃爾！

趙襄子用智伯的頭顱做飲器，顯然系宣泄仇恨使然，做得確實有些過分了。趙襄子不理智的舉動徹底激怒了曾經做過智伯家臣的豫讓，于是招來了豫讓不惜以死為智伯報仇雪恨的一連串舉動。豫讓走出深山，前往趙府廁所刺殺趙襄子，被捉又獲釋；接著不惜“漆身為厲，吞炭為啞”，預先埋伏在趙襄子經過的橋上，行刺不成而伏劍自殺。

第一次行刺失敗被俘后，趙襄子對豫讓的行為表示理解：“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后，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趙襄子有此胸襟，實屬不易。武王伐紂時，伯夷叔齊兩位大賢人曾經出現在周武王的面前，叩馬勸諫，太公呂望對之表示理解，認為這是兩位義士，而沒有追究他們阻攔正義之師的罪責。趙襄子的胸襟可謂是神交古人，令人感佩。

趙襄子的大度寬容并沒有感化豫讓，豫讓對自己堅持為智伯報仇做出的解釋是：“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呂氏春秋·不侵篇》為之作了詳盡的詮釋：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智氏〕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于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于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于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

《東周列國志》通過豫讓和趙襄子之間的會話，生動地演繹了豫讓的“國士眾人之論”：

……豫讓預知無恤觀橋，復懷利刃，詐為死人，伏于橋梁之下。無恤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卻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無恤停車，命左右搜簡。回報：“橋下并無奸細，只有一死人僵臥。”無恤曰：“新筑橋梁，安得便有死尸？必豫讓也。”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恤尚能識認。罵曰：“吾前已曲法赦子，今又來謀刺，皇天豈佑汝哉！”命牽去斬之。豫讓呼天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后，別無報仇之人耳！”無恤召回問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為智伯所滅，子忍恥偷生，反事智伯，不為范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眾人相待，吾亦以眾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無恤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赦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裁。豫讓曰：“臣聞‘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于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泄。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無恤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豫讓。讓掣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恤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于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尚存，后人改名為豫讓橋。

幾乎不用費力氣便能認識到，豫讓之死是一種出乎個人情感的感恩圖報，而不是人們念念在茲的國恨家仇，更不是什么成仁取義的壯舉，況且智伯之死純屬自作惡不可活，為這種人殉命，實在是不值得。但是，由于豫讓身上有一股濃郁的江湖義氣，由于“士為知己者死”被古人視為重要的精神寄托，故而，豫讓的名字連同他的事跡，便具有了不朽的意義。

《呂氏春秋·不侵篇》以豫讓為例對君主進行說教：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

南朝政治家文學家江淹感慨曰：

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

唐代詩人胡曾賦詩曰：

豫讓酬恩歲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橋上行人過，誰有當時國士心？

明代文人張孟兼作詩感懷曰：

豫讓橋邊楊柳樹，春至年年青一度。

行人但見柳青青，不問當時豫讓名。

斯人已往竟千載，遺事不隨塵世改。

斷碑零落野苔深，誰識孤臣不二心。

豫讓橋，路千里，橋下滔滔東逝水。

君看世上二心人，遇此多應羞愧死。

清代學者趙翼評論說：

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

比較起來，還是寫有《豫讓論》的明人方孝孺的見解公允全面。方孝孺的《豫讓論》雖然對豫讓持批評態度，但確實擊中了要害，點出了人們認識上的偏頗。不妨轉引如下，以供有心人品味欣賞：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余徐憾矣。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上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于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