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從舊書攤上買來一批資料，都是戲劇界五十年代到文革之間的個人檔案。我為得到這些極為珍貴的史料而感到興奮。不過，興奮之余，卻又令人有一種難以明說的痛楚。翻閱這些史料，里面除了檢討，就是批判發言，甚或相互之間的檢舉揭發。大家似乎很鄭重、真誠地做著一件莊嚴的事情，可當時光流逝之后，今天再看它們，無疑是歷史的荒唐和沉重。

關于田漢的材料有不少。一份由一位戲劇界著名人士1964年所寫的情況反映，“揭發”田漢前不久上海之行時對柯慶施推行現代戲的不滿：田漢同志到上海時對柯慶施同志冷淡得很。據柯老說他安排了和田漢在劇場見面，田漢同志表示冷淡。并提到他對現代戲不是熱情支持，而是潑冷水的態度，曾說現代戲像“白開水”。在上海戲劇學院談《豐收之后》時說這個劇本很虛假，要不得。……田漢還不同意批評《李慧娘》。”

從收集文壇史料的角度、從研究田漢人生和思想的角度，這些揭發，當然有著重要價值。但是，假如將之放在道德范疇，它無論如何只是令人尷尬的記錄。

其實，這樣的事情當時不足為奇。因為早在1955年，就有人將胡風的私人信件作為其“反革命”證據精心編選、加注予以公開發表，結果直接釀成了一個歷史大冤案。從個人而言，這樣做，也許有某些歷史原因和環境因素，也許可以解釋為自己并沒有預料到會有如此嚴重的后果。但是，外在的壓力與影響，并不能成為回避自我人格缺陷的理由。相反，當往事成為歷史之后，對人可靠的解剖、對道德的追問，應該是所有過來人最應該做的、也最值得做的事情。

個人間通信的私人性質和法律權限，本是常識性問題。提交私人間的信件作為“罪證”，已經超出了追求思想進步的范疇，而是屬于個人品行和人格方面的道德范疇問題，更何況，繼“胡風事件”之后，以信件定人罪行的做法便成為“輕車熟路”，文革中愈演愈烈，從而，導致人們人人自危。害怕在信中和日記中表露心跡。結果，信件、日記這些本應最具真實性的文體，也居然染上了虛假甚至虛偽的病毒。

我想到了胡風、馮雪峰。他們在文革中，盡管曾經打擊過他們的周揚此時陷入逆境，但他們并沒有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落井下石，而是實事求是，絕無半點捏造和誣陷。這便是真正的人。也許性格上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但他們把做人的學問做得十分完美。

做人——多么簡單卻又多么重要，多么具體卻又多么恢宏。它無處不在，它貫穿每個人的一生。利益可以暫且放棄，榮耀可以棄之一旁，壓力可以承受，但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實實做人，則是每個人應該遵循的原則，如山川河流一般亙古不變。

還有什么比真誠更有價值？還有什么比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更能體現人性的美麗？

做人與做學問本不是一回事，一個屬于道德范疇，一個屬于智力范疇。不過，人們又常常喜歡將之聯系在一起。看你的學問，同時也看你的做人，古今中外，大概莫不如此。

做人尚且殘缺，遑論他哉？

（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