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小說印象
◎張存學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寧夏就出現了在全國有影響的作家。這一時期的寧夏小說是奠基性的,它對寧夏文學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之后,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寧夏出現了一批又一批有分量的小說作家,逐漸在中國文壇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他們以現實的造勢者進入讀者和評論家的視野。今天,寧夏的作家仍然以話題性作為起點,但與過去不同的是,關于寧夏作家的話題已經沉淀為較理性的話題了,曾經現象性的推演逐漸被認知作家真實性、個體性的要求所代替,應該說,這是還原到文學本來面目的一種形態,其中,也包含了時間的力量。
寧夏小說曾以“三棵樹”和“新三棵樹”來進行集群性推介,無疑,這種推介是極有效果的,它是造勢,也通過信息最大化將推介對象的形象最大化了。“三棵樹”中的陳繼明、石舒清、金甌和“新三棵樹”中的季棟梁、漠月、張學東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亮相,他們密集地將寧夏地域性的文學推向了全國,當時這種形態讓人會想起更早時期陜西小說的“陜軍東征”。當時,陜西幾部重要的小說同時出現,同時冠以口號式的命名,使得陜西的這幾部小說顯現出集團作戰的氣勢,這種氣勢給人以深刻印象。同樣,“三棵樹”和“新三棵樹”的命名也以集體陣勢來顯現其力量,不同的是,“陜軍東征”有種與東部對接和強烈被承認的意向,不管這種意象是外加的還是自我呈現的,而“樹”的意象更多的是在原地生長,當它們枝繁葉茂時渴望被承認,被看到。兩者雖然呈現的方式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有造勢的特點,而“樹”的造勢更具有主動性。那么,通過以上情況可以說,以造勢的形式和注重媒介點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一個地方文學發展的,當一個地方的文學被關注時,它就會被激發出更加活躍的力量,同時,也就會有更多與外部世界交流的機會。創作的氛圍濃厚了,與外部交流的機會多了,文學創作的隊伍就會處于良性循環的狀態中。無疑,寧夏在這方面是成功的。
但還是應該更深刻地看到寧夏文學在新時期初期所具有的奠基和引領作用,這就不得不說張賢亮了。張賢亮在西北的寫作是流寓性的寫作,這種寫作在西北呈現著極其獨特的異質性,像這類寫作者還有王蒙、周濤、昌耀、章德益、老鄉等。這類寫作者在身份上是他者,是從別處遷徙或者被流放到西部的,他們從他者的角度看西北就有著非同一般的透徹性,而且,他們自己所積淀的文化也是深厚的,他者的身份和深厚的文化積淀使得他們能夠在非同一般的苦難歷程中深入地思考一切,包括思考政治和人的終極走向,基于這樣的背景,他們的文學創作就有著切入時代的深刻性。張賢亮的創作一貫堅持著思考和探索的深度,加上他對自身邊界的不斷擴展,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巨大的張力。這樣一個作家生活在寧夏,他是活生生的榜樣,他散發的氣息無疑會影響到周圍的人們。對于西部偏遠的人們來說,身邊這種作家的存在會激勵起愛好創作者的信心和勇氣。今天,當我們回過頭看時,西部各省區幾乎都有像張賢亮這樣流寓性的作家或詩人,像新疆的王蒙、周濤、章德益,像青海的昌耀,像甘肅的老鄉等,這些作家和詩人本身是新時期文學的參與者和創造者,同時也帶動著他們所在地域的文學創作,無疑,張賢亮對于寧夏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巨大的。以上判斷其實也在說明一個常識,即所有文學創作都是踩在前人和同時代優秀者肩膀上前行的,而寧夏幸運的是有了張賢亮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
流寓性作家在西北的存在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現象,而作為流寓性作家對西北文學創作的影響也是階段性的,他們營造的文學氛圍,他們給予西北文學土壤的養分,他們獨特的視角以及他們遭受磨難之后巨大的勇氣都給了西北文學很好的饋贈。與此同時,本土作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必然要長期面對自己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命與存在,必然要切入到生活的本真中去。在寧夏,有兩種文學現象的呈現能說明人與自身、人與土地的關系,一是寧夏文學中呈現的少數民族特質,二是貧瘠土地上人的生命狀態。前者是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敘述中所呈現的,后者是“西海固”作家文學敘述中所呈現的。將兩種現象提出來說,是要說明寧夏作家所具有的特定創作資源,另一方面,寧夏本土作家也是從這些資源中來的。與流徙作家不同的是他們從民族的生生不息中而來,從土地蓬勃與疼痛中而來,民族與土地是他們命運性背景,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潛在情愫。
可以說,寧夏特定的文化與人的生存狀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寧夏作家們的創作。寧夏作家一方面受文學前行者的激勵,另一方面,他們的生存土壤也促使他們必須將他們的命運感顯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大地的承受者,也是大地的訴說者,他們命定要在“西海固”的土地上發出聲音。那么,文化資源與土地性資源也就是寧夏作家們能夠取得成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以上是對寧夏文學面貌性的判斷。但要真正理解一個地域的文學還是應該深入理解每一個寫作者,寫作者都是個體,在同一塊土地上,一棵樹和一棵樹的生長是不一樣的,甚至可以這么說,一棵樹就是一個世界。因此,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的寫作是他自己生命中的事,是他生命的立法者,從藝術角度講,他是他藝術創作的立法者。生命和藝術不可復制,也不可能雷同。在談寧夏的文學時,首先應該從關注作家的角度關注他們的作品。因工作關系,筆者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關注寧夏小說的。下面就我有限的閱讀來談一下對幾位作家的印象。
陳繼明是一個有著深厚功力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中,內蘊著多角度的發散性。注重小說內在的力量,注重小說藝術性的感染力是他小說的特質。可以說,陳繼明是一個既關注當下又不斷地回望歷史的人,他在這兩種生活的相接處讓小說呈現出尖銳的指向,而在這種呈現中他超越小說本身的限定,使小說有了另外的可能性。無疑,陳繼明在小說創作上有他自己的路徑,有他自己的思考。
石舒清具有與生俱來的敘述才能,閱讀他的小說能深切地感覺到他與他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渾然一體,而人是土地上的生成者,言說和敘述就帶有強烈破土而出的綻放性,這種綻放是自然噴發的,是自然流動出來的。在此過程中,石舒清一直試圖去理解他所處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理解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內心。理解世界,并以憂郁的眼神看待他周圍的一切,賦予了小說一種質感的生動,它將讀者帶入并在藝術的敘述中讓讀者觸摸到人物,觸摸到平常之物,甚至觸摸到一些細節。石舒清還有一類小說是寫人的精神走向和精神困惑的,他試圖以某種理性的思索來對應他對小說的另一種要求。事實上,這類小說對于石舒清來說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考驗。從小說寫作轉換路徑的角度說,這類小說顯現了石舒清藝術追求的另一種能力。
季棟梁的小說是另一種敘述。小說中生活的底蘊極其厚實。在這里,擁有生活的信息量是季棟梁身上顯著的優勢,擁有這種優勢后,季棟梁決不含糊地揮灑自如,并將小說內容拿捏得游刃有余。季棟梁是看重小說本身的藝術表現力的,他盡可能地在設置的情節內調動他最好的藝術表現手法,并使人物和情節都飽滿起來。讀季棟梁的小說有一種著力打造的優雅與粗糲感,并能在文字背后感覺到季棟梁那種善意的詼諧與幽默。無疑,季棟梁是一個敘述天分很高的小說家,在他的天地里張弛自如。
與季棟梁同為“新三棵樹”的漠月和張學東都是寧夏有分量的作家。漠月的鄉村敘述和張學東的城市敘述各自成為風景。之后的郭文斌以近乎執著的細膩筆觸深入到了被遺忘或者被忽略的人和事中,在其中,郭文斌將遺落的鄉村詩意重新放置在人們面前,或者,他以此來照應他自己在生活幽秘處的驚悸與顫動。郭文斌的小說是一條悠長而緩慢的河,它留住人們并讓人們不斷地回頭。
寧夏作家以各自的姿態佇立在中國文學的長廊中。他們的獨特性,他們持久的耐力,以及他們給予后續寫作者的力量都令人尊敬。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寧夏的小說作家不斷涌現,李進祥、阿舍、馬金蓮等一批作家不斷地呈現著寧夏地域上的人的個體精神和個體存在,他們為豐富寧夏的文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張存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理事,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常務副主席,甘肅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作品主要發表于《收獲》《十月》《中國作家》等。出版有中篇小說集《藍麗》,長篇小說有《輕柔之手》《堅硬時光》《我不放過你》和《白色莊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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