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shù)個世紀以來，多少國王、神父、封建主、工業(yè)資本家以及父母都堅信順從是一種美德，而不從則是一種惡行。為了介紹另一種觀點，讓我們將其與下列陳述加以對比： 人類歷史肇始于一種不從的行為，而且很可能會終結于一種順從的行為。

據(jù)希伯來和希臘神話所載，人類歷史的開創(chuàng)源于一種不從的行為。生活在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作為自然的一部分曾與自然和諧地相融一處，他們并未超越自然。在本性上，他們如同母親子宮中的胎兒，既是人同時又不是人。只是由于他們不順從某種命令，才使這一狀況發(fā)生了改觀。他們掙脫了與大地和母親的維系，剪斷了臍帶，使人從一種前人類的和諧中突現(xiàn)出來，并得以向獨立和自由邁出了第一步。不從的行為使亞當和夏娃獲得了自由，擴展了他們的視野。他們開始如同陌生者一樣互相打量著對方，身外的世界亦是那樣奇特甚至與己相匹。他們以不從的行為掙脫了自然的原始羈絆，使其成為了人的個體。所謂“原罪”，遠非人的墮落，而是使人獲取了自由；它是人類歷史的開端。為了學會依靠自己的能力，成為完全的人，他們不得不離開伊甸園。

先知們在他們關于救世主的概念中肯定了人有不從權利的思想。人并沒有因其“原罪”而墮落，相反還從史前和諧的羈絆中掙得了自由。在先知者們看來，歷史是在人變成具有人性的人之際開始的。在歷史展開的過程中，人創(chuàng)造了自己及其同伴與自然的新的和諧關系，從而大大發(fā)展了他的思維能力和愛的能力。這種新的和諧被描述為“末日”，即人與人、人與自然和平共處歷史時期的末日。人自己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新的天堂。人之所以能單獨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天堂，正是因為由于他因其不從而被迫離開古老天堂的緣故。

正如希伯來關于亞當和夏娃的神話一樣，希臘關于普羅米修斯的神話也表明了全部人類文明都建立在一種不從行為的基礎之上。普羅米修斯從天國盜火給人類，奠定了人類進化的基礎。沒有普羅米修斯的“罪惡”，就不可能有人類的歷史。同亞當和夏娃一樣，他也因他的不從而受到懲罰。但是他并不后悔，也不請求寬恕，相反，他自豪地說：“我寧愿被鎖在巖石之下，也不愿成為神的仆從。”

人類因不從的行為得以不斷地進化，不僅精神得到了盡可能的發(fā)展，而且智力也得到了發(fā)展。人的精神之所以得到發(fā)展，僅僅是因為人敢于對以人類良心和真理名義出現(xiàn)的權威說“不”；人的智力發(fā)展依賴于不從的能力，即對試圖禁止新思想的權威人士的不從和對長期形成的已變?yōu)閺U話的權威觀點的不從。

我已經指出，如果說不從的能力構成人類歷史的起點的話，那么順從則可能會導致人類歷史的終結。我并不是象征性或理想化地來談論此事的。在未來的5到10年間，人類可能、甚至極可能會毀滅文明和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在此，并沒有任何合理性或意義。事實是，從技術上講，我們正生活在原子時代，但是，從情感上講，大多數(shù)人包括那些大權在握的人們也依舊生活在石器時代。我們的數(shù)學、天文學和自然科學已進入20世紀，然而，我們對政治、國家和社會的認識卻遠遠落后于科學的時代。人類可能會走向自我毀滅，因為人們會順從那些命令他們的人從而鑄成終身大錯，因為人們會遵從古已有之的恐懼、仇恨和貪婪情感，因為人們會順從國家主權和民族榮譽的絕對觀念。蘇聯(lián)領導人談論得最多的是革命，處在自由世界的我們談論得最多的是自由。然而，他們和我們都不贊許不從： 在蘇聯(lián)明目張膽地動用武力，在自由世界里則含蓄地動用陰險的勸說方式。

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所有的不從都是美德，而所有的順從都是惡行。這種觀點諒必忽略了順從和不從之間的辯證關系。無論何時，順從原則和不從原則都是不相容的，對某原則的順從行為必然是對與它相對應的東西的不從，反之亦然。安提戈涅是這種二律背反的古代典型。如果他順從國家那毫無人性的法律，那么他必然就會不從人性的法律。順從后者，又必定會不從前者。所有為宗教信仰、自由和科學而殉難的烈士，為了順從他們自己的良心、人性法和理性法，都必定不從那些想壓制他們的人。如果一個人只能不從而不能順從，他就是一個造反者(不是一個革命者)，他就只會做出仇恨、沮喪和不滿的事來，而不是以某種信仰或原則的名義行動。

為了防止術語的混亂，無論如何都得作些重要的分類。對某個人、某種制度或權力的順從(外在的順從)是屈從，它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自主以接受外界的意志或判斷來取代自己的意志或判斷。對自己理性或信念的順從(自主的順從)則不是屈從的行為，而是自我肯定的行為。如果我的信念和我的判斷穩(wěn)定可靠，那它們就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遵循它們，而不遵從其他人的判斷，那么，我就是在遵循我自己。因此，順從這個詞僅僅只能用于某種隱喻意義之中，而且基本說來，它具有一種不同于外在順從的意義。

然而，對這種分類仍然需要作出進一步的區(qū)分： 一是關于良心的概念，一是關于權威的概念。

“良心”這個詞常用來表達兩類互有較大差異的現(xiàn)象。一是權威主義者的良心，這種良心是我們渴望快樂、恐懼不快的某一內化的權威聲音，大多數(shù)人順從他們自己的良心時，都體驗過這種權威主義者的良心。它也是弗洛伊德談論過并稱之為“超我”的那種良心。這個“超我”代表內化的命令和父親的禁令，兒子因為懼怕才接受這種命令。這種權威主義者的良心不同于人道主義的良心。人道主義者的良心是一種表征個人擺脫外在的賞罰而獨立存在的聲音，它建立在作為人類存在物的我們有一種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有害于生活的直覺知識的事實之上。這種良心使我們作為人類存在物的功能得以發(fā)揮，它是一種把我們稱之為我們自己和我們人類的聲音。

權威主義者的良心(超我)仍然順從一種外在于我的權威，哪怕這種權威內在化了。我有意識地相信我在遵循我的良心，然而實際上，恰恰是由于人道主義的良心同超我共同內化為權威這種幻覺，比顯然并不是我經歷的權威有著更大的效力，所以我便輕易接受了這一權力原則。對“權威主義者的良心”的順從，同對外在思想和權力的所有順從一樣，只會導向使自在和自我判斷能力的“人道主義者的良心”衰竭。

另一方面，順從他人事實上就是一種屈從，這一陳述也需要區(qū)分為“合理的”權威和“不合理的”權威。我們可以在教師和學生的關系中找到合理的權威的例子，而不合理的權威的例子則可以在奴隸和主人的關系中找到。兩種關系都建立在個人的權威要求得到承認的事實之上。然而，從動態(tài)的方面來看，它們具有不同的性質。在理想的情形下，教師和學生的利益有著共同的方向。教師的滿足在于能否成功地使學生進步；如果他沒有做到這一點，那就是他和他的學生的不幸。與此相反，奴隸主必定盡可能地剝削奴隸，他從奴隸身上得到的東西越多，他獲得的滿足就越充分。同時，奴隸力圖盡可能地捍衛(wèi)他最起碼要求的幸福。奴隸和主人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對一方有益的就是對另一方有害的。在每種情形下，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優(yōu)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促進個人發(fā)展的條件從屬于權力；其次，這種權力是他剝削的條件。同這一區(qū)別并列的另一區(qū)別是，合理權力是合理的，因為這種權力無論是一個教師所享有，還是某條船上的船長在緊急情況下所頒發(fā)的命令，都是以普遍存在的理性的名義而行使的，毋需強迫我就能接受；而不合理的權力必定使用武力或建議，因為一個人如果能自由地防止受剝削，那么就沒有人甘愿讓自己受剝削了。

為什么人們總是那樣傾向于順從而難于不從呢？因為，只要我順從國家權力、教會權力或公意，我就會感到安全和有保障。事實上，人們對自己所順從的權力究竟是什么也很少區(qū)分。這種權力通常就是某種制度或某些人，這些人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動用武力，并欺騙性地宣揚全知全能。我的順從使我成為我所崇拜的權力的一部分，因此我感到強壯有力。我不會犯錯誤，因為權力給我以決定；我不會覺得孤獨，因為權力護衛(wèi)著我；我不會犯罪，因為權力不會允許我那樣做，而且即使我犯了罪，懲罰也只是一種回復到萬能權力的方式。

為了不從，人們就必須有忍受孤獨的勇氣和有去作惡和犯罪的勇氣。然而，勇氣總是有限的，勇敢的能力依賴人的發(fā)展程度。一個人只有脫離了母親的懷抱和父親的命令方成為一個得到完全發(fā)展的個體，他才能獲得思考和自我感覺的能力。只有這時候，他才能有勇氣對權力說“不”，也才有不從的勇氣。

通過學會對權力說“不”的不從行為，人才能成為自由的人。然而，不從的能力不僅是自由的條件，而且自由也是不從的條件。如果我懼怕自由，我就無法說“不”，我就不可能有不從的勇氣。自由和不從的能力確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任何宣稱自由然而卻拒斥不從的社會、政治和宗教系統(tǒng)都不可能道出真理。

敢于不從，敢于對權力說“不”之所以如此艱難，還有另一個緣由： 那就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順從一直被視為美德，而不從總是被看作罪惡。理由很簡單，迄今為止的歷史都是少數(shù)人統(tǒng)治大多數(shù)人的歷史。這種統(tǒng)治必定造成這樣一種事實： 即生活中大量好的東西只是為了少數(shù)人，留給多數(shù)人的卻微不足道。如果這少部分人要求享受好的東西，并且使大多數(shù)人為他們服務和工作，那么就必須有這樣一個條件： 即大多數(shù)人都必須學會順從。誠然，順從只有全憑武力才能建立起來。但是這種方式有許多害處，它構成長久的威脅，總有一天，大多數(shù)人會依靠武力推翻少數(shù)人的統(tǒng)治。此外，如果恐懼僅僅因順從而產生，那么許多事情就無法完全實施。因此，單單基于武力，恐懼的順從必須要轉變?yōu)榛谌藗儍刃牡捻槒摹Ｈ藗儽囟ㄒ蟆⑸踔列枰槒模⒁源藖泶鎸Σ粡牡目謶帧Ｈ绻藗兂姓J這一點，人們就必定會把權力設想為具有全善全智的特質，權力也必定成為全智萬能的。倘若如此，權力就會宣稱不從為惡，順從為善。一旦這樣宣稱，多數(shù)人就會因順從為善而予以接受，因不從為惡而予以蔑視，因而也就不會再去蔑視成為懦夫的自己了。從路德到19世紀的人們都是如此地關注權力。路德作為一位教皇和公爵力圖扶持權力，而中產階級、工人、哲學家則試圖消滅權力。國家內反抗權勢的斗爭同家庭的斗爭一樣，常常是獨立和勇敢的人發(fā)展的基礎。反抗權勢的斗爭同啟蒙哲學家和科學家所描述的精神情緒是聯(lián)在一起的。這種“批判的情緒”是一種理性的信仰，同時也是對談論或思考過的一切事物的一種懷疑，因為這些事物建立在傳統(tǒng)、迷信、習俗和權力的基礎之上。“敢于明智”和“懷疑一切”的原則，是導致和促進說“不”的能力的典型方式。　　阿道爾夫·埃希曼的情形是我們所處情境的象征，并有一種超越耶路撒冷法庭的起訴者所關心的意義。埃希曼是組織化的人的象征，是異己官僚的象征，對于這些官僚來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已變成了角色。埃希曼是我們大家的象征。我們可以在埃希曼身上看到我們自己。但是，有關他的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在用他自己許可的術語說完全部故事之后，他可能會在完善的信仰中去祈求清白。如果他再度處于同一境況，他還會那樣去做。而且我們愿意那樣，我們也會那樣去做。

組織化的人已經失去了不從的能力，甚至尚未意識到他在順從這一事實。在歷史的這一關節(jié)點上，懷疑、批判和不從的能力也許代表了人類未來和文明終結之間的所有能力。

(王澤應、劉莉、雷希　譯)

【賞析】

弗洛姆致力于將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種學說融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社會精神分析學說”，把人類存在的“內在”和“社會”兩個維度連接起來。事實上弗洛姆的學說與其說注重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對人精神的影響，不如說他更注重人及人性本身，以及人的情感和需要。假如人性和需要是弗洛姆學說的關注點，那么社會、經濟、政治等因素僅僅是他的切入點。

弗洛姆的心理學思想具有如下主線： 人在社會中的基本特征是個體化的，社會對人的影響在于形成具有社會烙印的人格，改造社會的途徑是建構人本主義的“共有制社會”。他自己曾經說過：“懷疑、真理的力量和人道主義是馬克思與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指導原則和動力。”因此，弗洛姆建立起來的“社會精神分析學說”抱有一種終極的理想，那便是社會的變革應等同于心理的變革。

《作為一種心理學和道德學問題的不從》是一篇充滿雄辯色彩的說理文。這篇文章充分顯示了作者社會精神分析學的造詣以及參與社會、參與歷史的愿望賦予他的強烈責任感。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看到的弗洛姆，正是綜合了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種種身份的立體的弗洛姆。

在文章中，作者首先從人類歷史的源頭進行梳理，開門見山指明立場： 不從的開始便是蒙昧的結束。換句話說，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從”的歷史。當然，作者所謂的“不從” 并非蠻不講理，而是作為各種基于統(tǒng)治目的而人為規(guī)定的“權威”的對立面，始終保持精神和心理上的自由，不盲從、不諂媚、不自欺欺人。誠如弗洛姆在文中寫到的，人的精神之所以得到發(fā)展，僅僅是因為人敢于對以人類良心和真理名義出現(xiàn)的權威說“不”；人類的智力發(fā)展依賴于不從的能力，即對試圖禁止新思想的權威人士的不從和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已變?yōu)閺U話的權威觀點的不從。在所有權力機制之下形成的話語，都天然的具有主體——即話語發(fā)出者的霸權性質，因為一切權威的聲音都是以掩蓋其他聲音為基礎而出現(xiàn)的。盲目的順從，只會讓固有的規(guī)則(無論它陳舊與否，合理與否)在朝向悖謬的道路上越行越遠，最終演變成為與人對立的機械，抑制和擠壓人的生存自由。

然而事實經常發(fā)生二律背反。誠如弗洛姆的分析，順從原則和不從原則都是不相容的；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制度，總存在一定意義上的相互侵占，它們之間沒有辦法以界線來彼此圈定。世界只留給人類有限的選擇權，這又不得不讓我們回到作者理論體系的原初尋找這個由來已久的命題的解釋。

關于人的存在、本性、異化與自由的理論是弗洛姆社會精神分析學說的核心。但是弗洛姆本人也注意到長久以來人類所面臨的種種兩歧的困境，這其中包括生與死的兩歧、靈與肉的兩歧、人的潛能的實現(xiàn)與生命短暫之間的兩歧，當然還有個人化(亦即自由)與孤獨感的兩歧。

作者也看到人總是傾向于順從而難于不從的原因，是因為順從使其置身于一種整體性之中從而獲得一種安全感——不論是否僅是一廂情愿的自我暗示，它總能提供片刻的安寧；它可能唐突了你內心渴望擺脫某些束縛而求得一種通達境界的希求，但又以另一種方式安慰困惑引起的惶惶不安：“順從使我成為我所崇拜的權力的一部分，因此我感到強壯有力。我不會犯錯，因為權力給我以決定。”這是極端懶散不思進取的表現(xiàn)，當然也是拱手讓出內在價值自我裁定的權利——或許這是我們擁有的最值得珍惜的權利。當人類將自身世界全部投入到外在裁定之中，“人—社會”的雙重維度就極有可能繃斷，因為在這一對互相構成的元素之間存在的張力沒有了，二力平衡必然土崩瓦解。但是歷史上總有一部分勇敢者銳意進取，以自身血肉之軀介入種種權力架構、與權威對峙，從而形成上述的二元。這是因為人雖然處于兩難的境遇，但絕不甘于生活在內在的矛盾之中——人渴望超越被動和兩歧的生存狀況。這種偉大的內在召喚便是人類推動自身，進而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力量之源；而人對超越的不懈追求，正是愛、藝術、宗教以及物質生產的源泉。這就是所謂的“不從”——“不從的能力構成人類歷史的起點”！

相比照之下，我們實在有理由相信弗洛姆“箴言”的后半句，“那么順從則可能會導致人類歷史的終結”。因為正是人在兩歧狀態(tài)下的掙扎本身摧毀兩歧狀態(tài)，人才有可能找到各種“兩歧”的突破口，尋見自由的契機。另造天堂的夢想就在這之間艱難孕育。在作者眼中，可以找出“兩歧”突破口的窺鏡便是人道主義良心。人道主義良心教會人類對權力說“不”，也只有憑借它，才能看清，權力總是宣稱不從為惡，順從為善。但是，權力陰影下的善惡觀不僅是歪曲的，并且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人若一頭扎進這樁巨大的謊言，那么表面上的棄惡從善只會掩蓋了本質上的棄善從惡，這樣一來，順從必將導致人類歷史的終結。這里面掩藏著不得不引起世人注意的險惡。

有人評論：“弗洛姆首先是弗洛伊德主義者，然后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事實上，他是徹底的人本主義者。”從這篇文章的精妙闡述，我們不難看到他身上閃爍的人本主義的光輝。

(劉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