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一天，煙雨迷蒙，我從耶路撒冷家中通往希伯倫的那條大路拐下來，進入了德黑沙難民營。這里居住著一萬二千巴勒斯坦人，人口密度之大在世界上亦屬領先；一座座房子擁在一起，每個大家庭的住房擴充開去，四周蓋起樣子難看的水泥建筑、房間和壁龕，銹鐵梁如青筋蔓延，像分開的手指伸展出去。

在德黑沙，飲用水均為井水。唯一的活水是沿住宅間小路流淌的雨水和污水。很快，我便不肯在水坑間小心行路；因為這里有某種東西很荒唐——近乎不公平——那就是在星星點點的污穢面前，竟保留下如此精妙的造物。

每座住宅旁——是個小院。院子很小，用波紋鋁皮圍起來，非常干凈。里面放著個盛滿天然泉水的大壇子，壇子上蓋著布。但是這里的每個人都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故鄉村莊的泉水更加甘甜。

“在艾因·阿茲拉伯，”她嘆了口氣(她叫哈迪加，年紀相當大了)，“我們的水那么干凈，有利于健康，有個快死的人把身子浸在水里，滿滿地喝了幾口水，沖洗身子，病一下子全好了。”她把頭一歪，審視的目光將我看穿，嘲弄道：“哦，你對這事是怎么想的？”

我發現——頗具幾分困惑，我承認——老太太讓我想到了祖母，想到了她講的關于波蘭的故事，她從波蘭被驅逐出去。想到她講的那里的河流，那里的果實。歲月在她們的臉上留下了同樣的烙印，留下含著智慧嘲諷及對無論遠近親疏者所持有的極大懷疑。

“我們在那里有一塊地。有個葡萄園。現在你瞧瞧我們在這里有個如此繁花盛開的花園。”她朝小院子揮了揮布滿皺紋的褐色的手。

“但是我們造了一個花園，”她的兒媳喃喃地說，這是位頗具躁動不安的吉卜賽野性美的女子，“我們用鐵皮罐頭盒建了一個花園。”她朝用煤渣磚砌成的圍欄頂上點點頭，幾個泡菜罐頭盒上開出鮮紅的天竺葵，數量特別地多，仿佛是從某種遙遠的果實和創造資源中汲取到了生命。

奇怪的生活。既是雙重的又是分裂的。在難民營中同我說過話的每一個人——幾乎生來——都被訓練過這種雙重生活： 他們待在這里，確實是在這里，由于貧困以某種殘酷的力量強加進冷靜，但是他們也在那里。也就是說，待在我們當中。在村莊，在城市。我問一個5歲的小男孩是哪兒人，他立即回答我說，“雅法”。那兒如今是特拉維夫的一部分。“你見過雅法嗎？”“沒有，但是我爺爺見過。”他爸爸顯然是出生在此地，但是他的爺爺卻來自雅法。“雅法，漂亮嗎？”“漂亮。有果園、葡萄園和大海。”

再向前走，開始下坡，我碰見一個年輕姑娘坐在水泥墻上，讀一本配插圖的雜志。你是哪里人？她是洛德人，離本-古里安國際機場不遠，40年前那里是一座阿拉伯小鎮。她16歲。她咯咯笑著，給我講述洛德有多么漂亮。講述洛德的房屋像宮殿那么恢弘。“每個房間都鋪有手繪地毯。土地神奇，天總是湛藍湛藍的。”

我回想起耶胡達·哈列維筆下那充滿依依深情的詩句，“你沙土的味道——在我口中比蜂蜜還要純美”，回想起朝“總是裝點如春”的土地歌唱的比亞利克，分離將心中所摯愛的東西美化得如此神奇，在德黑沙貧瘠灰暗的水泥世界中，聆聽充滿抒情氣息優美動聽的詞句，聆聽用比日常生活中還要典雅、辭采華美，但程式固定、酷似禱文和誓詞的語言道出的話：“那里的西紅柿又紅又大，我們的一切都來自土地，土地賜予我們，賜予我們很多很多。”該是怎樣地奇特啊。

“你到洛德那地方去過嗎？”“當然沒去過。”“你難道不好奇要到那里去看看？”“只有當我們回去時才看。”

其他的人也是這么來答復我。眾所周知，巴勒斯坦人，正在采用古代猶太人的流亡戰略，自己走出歷史的舞臺。他們閉上雙眼面對嚴峻的現實，頑固地使勁兒壓住眼瞼，臆造出自己的“希望之鄉”。“明年抵達耶路撒冷。”拉脫維亞、克拉科夫、薩那的猶太人這樣說，其意義是他們不愿意妥協。因為他們不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變。一個沒有東西可以失卻的人能夠索要一切。在他的耶路撒冷變得真實起來之前，他不會做任何事去接近它。這里也同樣是一遍又一遍的絕對索取： 索取一切。那布盧斯、希伯倫、雅法、耶路撒冷。與此同時，什么都沒有索取。與此同時，在精神和肉體上均將其拋卻。與此同時，是一場夢幻，一場虛空。

那全是“波里提卡”，巴勒斯坦人說。即使那些能夠發出“政治”一詞中“坡”音的人也要說“波里提卡”，表示某種藐視，個中含有某種自我嘲諷的味道；“波里提卡”，意思是說整個游戲在我們的頭頂上操作，我們卻束手一旁，在所有的占領之下壓制了我們幾十年，將我們從生活和行動力量中逐出，把我們化為塵土，那全是“波里提卡”，土耳其人和英國人，還有那侯賽因……而今突然又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保護者，還有那些以色列人，由于在汽車上兩個恐怖主義者殺了人就想要推翻政府，他們以一位嚴謹得無可挑剔的法學家那深思熟慮的殘忍，改變了我們的法律，頒布了1 200條新法，剝奪了我們的土地，剝奪了我們的傳統，剝奪了我們的榮譽，在這里有我們建造了某種偉大的啟蒙監獄，那時他們真正所想的就是我們會從這所監獄中逃跑，接著他們就會永遠不讓我們回去——他們用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狂妄的狡詐，用繩索將我們束縛住，我們則像牽線木偶一樣為他們舞蹈。

“那全是波里提卡。”那個女人充滿諷刺地笑著，令我隱約想起我的祖母，隱約想起《第二十二條軍規》中那個狡猾、蒼老、粗俗的意大利人，那個對驕傲的美國人內塔利解釋為什么美國人最終會戰敗，意大利人也打不贏但會生存下來的人。一位智者曾說過：“占領區內的阿拉伯人能夠調動起來反對我們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就是毫不改變。”的確，當你走過德黑沙難民營時，仿佛感覺到那種觀念已不知不覺在這里深入下來，沁入老百姓的心田，化作一種力量；藐視： 我們不會有什么改變，我們不會想方設法去改善我們的生活。我們像澆鑄進水泥中的一則咒語停留在你們面前。

她突然想起：“在那邊，在艾因·阿茲拉伯村子里，我們點起麥秸烤面包。這兒卻不行。因為在這兒我們沒有牲口，也沒有牲口飼料。”她沉默了下來，抱住肩膀。額頭一陣陣緊鎖，驚愕地抽搐著，皺巴巴的褐色手指不自覺地來回揉搓。

其他地方也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事。并非此時。是在另一個所在。在輝煌的過去或是翹首渴望的將來。最當務之急的事情在這里是不存在的。不知怎么，人們意識到這里的人自愿變作以前另一個所在中那個真正自己的對應物。變成手中只持有等待力這唯一財產的人。

而我呢，身為一個猶太人，深深地了解這點。

“當一個人從他的土地上被放逐之后，”一美國猶太作家曾對拉馬拉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吉阿·希哈德說，“他開始用象征的方法想象那塊土地，就像一個需要創作色情作品的人。我們猶太人也成了經驗豐富的色情作品作者，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渴望被編織成無盡的象征。”作家談的是數百年前的猶太人，但是當我去往德黑沙時，以色列議會正就“朱迪亞”和“撒瑪利亞”之名的象征意蘊展開激烈的爭論，議員蓋烏拉·科恩要求只將此名作為唯一的合法稱號，“西岸”和“占領地”等所有變更過來的術語不得使用。“朱迪亞”和“撒瑪利亞”的確顯得頗為意味深長，富有象征色彩，對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這一術語激活了某種令人愉悅的歷史映象，某種抵達過去深層次之中那使人心滿意足的戰栗，在那里同樣卷起對巴珊、吉拉德、霍蘭等其他沉睡字眼的思念漣漪，這些地方以前屬古代大以色列所有，而今成了敘利亞和約旦的一部分。

現如今，在加沙地帶居住著50萬巴勒斯坦難民。約旦河西岸40萬(我們這里只談難民，不談以色列統治下的整個阿拉伯人口)。約旦85萬。黎巴嫩25萬。敘利亞也大約有25萬。總共有225萬巴勒斯坦難民。即使以色列統治下的難民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那些分布在阿拉伯各國的生存在可怕狀況下的100多萬兄弟的痛苦也依然存在。正因為此，在非常了解此問題的人們當中，這種絕望之情才如此之深切。正因為此，難民們才允許自己變得耽于夢幻。

作家兼法律家拉吉阿·希哈德承認，年輕時代的他也是一名自然風光的色情作品作者。他聽過有關雅法與沿海平原的許多故事和傳說，是雅法與沿海平原風光的色情作品作者。現在當他徒步旅行到拉馬拉旁邊的小山上，突然有那么一瞬間會忘卻自我，盡情享受和大地的契合，百里香氣息撲鼻，他目不轉睛地盯著一棵橄欖樹——隨即明白自己正在看著一棵橄欖樹，眼前的橄欖樹變了形，變成一個象征，象征著斗爭和失落。“幾乎就在同一個瞬間橄欖樹從我身邊偷偷移走，”希哈德說，“以前立有橄欖樹的地方，是一片虛空，充滿了痛苦與憤怒。”

虛空。數十年一直充滿仇恨的一無所有。

還有一次，我在納布盧斯碰到的A。N。對我說：“我當然恨你們。也許開始時我并不恨，只是害怕。后來，我開始仇恨。”30歲的A。N。是巴拉塔難民營的居民。當被發現犯有參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戰線罪之后，他蹲了10年大牢(在阿什克隆和納福哈監獄)。(“我確實沒參加行動。他們只是教我怎樣射擊。”)“坐牢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們在那里教我知道了我是誰。現在我有了自己的觀點。別相信對你們說巴勒斯坦人并不真恨你們的那些人。你們要理解： 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并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種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們以及你們所統治下的生活迫使他們去仇恨。就拿我來說吧。你們奪走了我10年的生命。你們在1968年把我父親驅逐了。他什么也沒有干。甚至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許甚至還是個反對派。你們想把對事情持有見解的人統統攆走。所以我們在這里完全沒有了領袖。甚至對你們來說微不足道的領袖也沒有了。我母親呢，6年啦，你們都不讓她去看望我父親。還有我，出獄后，你們不讓我蓋房子，不讓我離開這個地方去游覽約旦，什么也不讓干。他們不住地重復： 看看我們給你們帶來如此的進步。你們忘了20年間一切都進步了。整個世界大踏步前進。不錯，你們對我們有些幫助，但你們不愿把最重要的東西交給我們。不錯，我們有了一點點進步，但是看看你們自己在這段時間里進步有多么多。我們遠遠落在了后面，要是你們調查一下，大概會發現，相對說來，我們甚至比1967年還要貧困。”(生活水平可由人均消費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我隨《約旦河西岸數據報告》的作者麥羅安·本溫尼斯特博士一起調查了詳情。按照他的研究，約旦河西岸人均消費估計相當于以色列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后來，”這個巴拉塔的小伙子接著說，他表情拘謹，卻流露出冷靜無聲的慍怒，“后來你們來了，說在約旦人的管轄下不好。也許是這么回事。但是約旦人拿走的只是我們的民族身份，而你們什么全拿。民族身份，以及我們這些害怕你們、依靠你們維持生計的每個個人的身份，你們什么全拿。你們把我們變成了行尸走肉。而我呢，我還剩下什么？只剩下對你們的恨和政治思想。你們帶來的另一個弊端是，這里的每個人，甚至最普通的農民，都被你們變成了政治家。”

在德黑沙，我和三個婦女一起喝茶。聽女人講述那些最尖銳的事情。男人比較害怕蹲監牢，害怕威脅恫嚇。是女人在示威中一馬當先，是女人呼喚吶喊，在電視臺的攝像機前大聲道出滿腹的苦楚。皮膚黝黑、五官輪廓分明的女人，受苦遭罪的女人啊。哈迪加75歲，思維敏銳，瘦長的身子很健康。“安拉，伊克哈里克。”我對她說愿神與你同在，她自嘲地、咧開空空的牙床微微一笑，說道：“去他那里又是什么樣子呢？”她向我解釋說，人就像一根麥秸，一變黃就彎曲了。

她在這套標準的難民住房中住了有40年。房子由聯合國福利救濟署建造，墻壁和屋門上依舊能夠發現聯合國的標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難民營，均由聯合國福利救濟署任命的一位負責人掌管。他在福利救濟署與居民之間起中間人的作用。他本人以前是難民，住在難民營當中。他有權分配食品，分配福利款項，授予在難民營的居住權，推薦學生進大學讀書。

這套房子有兩個小房間，沒有自來水。通常停電。今天外面下著雨，房間里幾乎是一片漆黑。哈迪加和姐姐坐在一個草墊子上，檢查難民營中的醫生給姐姐開的藥。姐姐患有氣喘病。工作在難民營中的教師和醫生一般來自外面，來自附近的城市。清潔、衛生、建筑這些極其簡單的工作全由巴勒斯坦人承擔。我現在所呆的這套房子里住有5個人。我們喝茶的這間房子里有個柜，柜上放著一只小箱子。箱子半開著。好像在等著讓人搬走。幾把木椅做工粗糙，架子上放著蔬菜。一個年輕的女人，神色有些緊張，拿來橘子和一把水果刀。在這兒的每所房子里所看到的另一件家具是家庭主婦用的嫁妝箱子，由南歐紫荊的柔軟樹干做成。女人在這里保存著自己的嫁妝、床單、結婚禮服，大概還有孩提時代的奢侈品。玩具，漂亮手絹——畢竟，她結婚時不過是個小姑娘。

“要是今天有人給你1德南土地，那地方挺不錯的，光線很好，是在野外，你愿不愿意？”

“那是，那是，”她笑了，“當然愿意，但只有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

她也像個政治家，像多年來給她帶來如此厄運的那些人，慷慨陳詞地講述此話。她至少有權利這么做。我努力回想，巴勒斯坦領袖們有多少次錯過為自己獲取家園的機會： 1936年有一次劃分提議，第二次提議是1947年，也許還有其他機會。他們——盲目地——一一予以否決。我們默默地喝著茶。男人們出去做工。墻上有兩顆釘子。用作掛衣鉤。其中一顆釘子上掛著阿拉伯人頭巾上的黑色束帶。

任何在“占領區”服過兵役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房間在夜晚會是怎樣一種情形。任何一個參加過夜間搜查、宵禁、捉拿嫌疑犯的人都會記得。狂暴地闖進一個與眼前這個相像的房間，里面有幾個人正睡覺，很擁擠，空氣不流通，臭烘烘的，三四個人共蓋一條扎人的羊毛毯子，睡覺時還穿著工作服，好像隨時準備從床上爬起，照吩咐去往任何地方。他們在混亂中驚醒，手電筒的光刺得他們睜不開眼，孩子們號啕大哭，有時一對夫妻正在做愛，士兵們將房子團團圍住，有的士兵——在難民區的小路上跋涉后鞋上沾滿泥巴——走過睡得暖烘烘的毛毯，有的則嗵嗵嗵地走上鐵皮屋頂。

我凝視著空空的水泥墻、發熱的油燈、地上卷起的毛毯，老女人追隨著我的目光。她突然一下子大發雷霆：“我們像吉卜賽人，是吧？我們很可憐，對吧？哈？我們是文化人！”她姐姐，那生病的老太太，迅速地點頭，尖下巴戳著凹陷的前胸：“就是，就是，文化人！”她們陷于沉默，喘著粗氣，儀態有幾分野氣、奇異的年輕女子想說些什么，卻還是一言不發。她的手真的將口緊緊捏住。東拉西扯加上友好款待時的警覺，既含著彬彬有禮的華而不實，又帶著蓄意的細膩拘泥，矯揉造作，弦突然一下子繃緊了。我一陣慌亂。年輕女子努力想彌補一下。她改換了話題，問婆婆是否愿意給坐在這里的以色列人講些什么，比如她在艾因·阿茲拉伯的童年？不。問她是否愿意回憶一下她在故鄉土地上勞作的那段日子？不，不。那是在傷口上撒鹽。呀，媽媽，你愿意唱唱那時候種地的、種葡萄和釀葡萄酒的、放羊的人唱的那些歌嗎？不。她只是固執地閉緊干裂的嘴唇，搖著頭發稀稀落落的腦袋，但是，又一次出于某種并不存在的征服力，她的左腳開始打起一種久遠的節拍，身體靜靜地來回晃動，我目光審慎地盯住她，她一只手顫巍巍地拍打著大腿，鼻子氣得發紅：“文化！你們的人不知道我們有文化！你們無法理解這種文化。它不是電視文化！”她臉上的怒氣突然全消： 再次表現出失敗之情，表現出了解一切，表現出鐫刻在老年人臉上的一切古老符號。“世事艱辛，世事艱辛……”她十分傷心地點著頭，合上雙眼，目光避開這狹小、黑暗的房間：“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沒準兒，讓你奶奶給你講講吧。”

(鐘志清　譯)

注釋：

波里提卡： 希伯來文，意即“政治”，正確發音應為“坡里提卡”。

朱迪亞： 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區(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和約旦的西南部地區)。

撒瑪利亞： 巴勒斯坦中部地區，古代一城市名，曾為古以色列王國首都。

德南： 土耳其統治時期一些國家的土地丈量單位，1德南合四分之一英畝。

【賞析】

麥秸，這個意象在《圣經》中多次出現，但它象征的含義幾乎只有一個，那就是虛空。為什么一位頗具國際聲望的著名作家會認為“人像一根麥秸”呢？

這位名叫大衛·格羅斯曼的作家，于20世紀80年代崛起于以色列文壇，并很快以“第一位登上英國倫敦暢銷圖書排行榜的以色列作家”的盛名享譽世界。但是，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一個終日生活在恐怖事件迭起、周邊硝煙不斷的國家里的人，一個有著良知與正義感的人，一個有責任表述現實人生并將其藝術化地加以升華的人，格羅斯曼始終難以擺脫的是他那沉重的憂國憂民、感時傷世的憂思之情。因而，“人像一根麥秸”，“像一場夢幻，一場虛空”，便成了他對人生意義的全部理解。

本文通過作者一次走訪德黑沙巴勒斯坦難民營的真實經歷，通過他與一個個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巴勒斯坦難民的對話，深入探索了巴以沖突雙方普通民眾的心路歷程。

在難民營中，格羅斯曼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巴勒斯坦人，而每個巴勒斯坦人都讓他不斷將他們與自己的親朋好友聯系在一起。一位名叫哈迪加的老太太讓他想到了自己的祖母，想到了祖母曾經講過的關于波蘭的故事，關于從波蘭被驅逐出去的經歷；一個坐在水泥墻上向作者講述故鄉美景的年輕姑娘，令他回想起著名猶太詩人耶胡達·哈列維充滿深情的詩句，“你沙土的味道——在我口中比蜂蜜還要純美”，想起了猶太人對自己的故土所飽含的同樣的深情……毫無疑問，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信息就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難民們和這片土地目前的“主人”以色列人一樣，他們也遭受到了猶太人曾經遭受過的流離失所的苦痛，也深深熱愛并眷戀著自己的故鄉，也期盼有一天能過上和平安寧的生活……他們忍受著各種傷痛，他們有自己的需要，正如以色列人一樣。

但人們心中這些美好的愿望卻在巴以沖突不斷并愈加尖銳、頻繁的殘酷現實中，被逐漸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則是巴以雙方的誤解與仇恨逐漸加深。文章中提到一個名叫A。N。的巴勒斯坦小伙子，他起初并不恨以色列人，但在一次錯誤的判決之后他被關進了以色列的監獄十年之久；而他的父親，什么也沒干，“甚至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許甚至還是個反對派”，竟被驅逐出境了；小伙子的母親，竟也不被允許去看望自己的丈夫。一個普通的巴勒斯坦家庭就這樣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地被剝奪了幸福的權利，正常生活的權利，一無所有，“只剩下了對你們(指以色列人)的恨和政治思想”。長期戰火的洗禮，使得巴勒斯坦人愈加感到生命的無助。一位老婦人面對“安拉與你同在”的祝福，不禁悲從中來，感嘆“人像一根麥秸，一變黃就彎了”。是啊，人生本來就脆弱短暫，稍縱即逝，然而即使這樣，他們還必須面對如此多的苦難，怎不令人欷歔。作者無疑是在提醒當局者們，當本應是和睦相處的鄰居、朋友，如今只剩下仇恨與憤怒的時候，當本應用重返故土家園的歡欣告慰祖先，如今卻還要在先輩們所締造的和平之城耶路撒冷大開殺戒、血染城墻的時候，猶太人經過千辛萬苦、忍受萬般凌辱與痛苦所換來的重回故土、重新復國，又有什么意義和價值呢？人生在此時不就像一根麥秸一樣的虛空嗎？

作為巴以關系問題上的理想主義者，格羅斯曼希望和鄰居們和平共處，認為以色列人需要給巴勒斯坦人和平與平等的權力，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認清以色列人的存在，他希望巴以兩個民族求同存異，有國界，而沒有戰爭。與格羅斯曼持同一立場的以色列希伯來文學研究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的伊戈爾·施瓦茨教授也曾經坦陳：“對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我們確實有罪。我們拿去了他們的土地，我們應該歸還，昨天就應該歸還，而不是明天。”

(石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