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加諾(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亞杰出的反殖民主義戰士和民族主義者，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奠基人、首任總統。

1901年6月6日，蘇加諾生于東爪哇泗水(蘇臘巴亞)。他的父親是封建貴族出身的小學教員，母親出身于巴厘島婆羅門家庭。蘇加諾童年時代有好幾年住在東爪哇南部土隆阿貢祖父母家里。六歲左右，當父親調到惹班教書后，蘇加諾才跟父母親住在一起，在惹班讀小學。

1916年，蘇加諾從惹班到泗水荷蘭中學讀書，寄宿在父親的朋友、赫赫有名的伊斯蘭聯盟①領導人佐克羅阿米諾托家里。在泗水的中學生活和經歷對蘇加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是剛剛興起的印尼民族運動的重要中心，而佐克羅阿米諾托的家又是著名的民族運動領導人經常聚會的場所。在佐克羅阿米諾托家里，蘇加諾認識了史尼弗利特、慕梭、阿利敏、司馬溫、阿古斯·沙林、蘇里約普拉諾托等著名人物，經常向他們詢問有關政治和民族運動的問題。后來，佐克羅阿米諾托有意識地在政治上培養蘇加諾，經常帶他參加各種政治集會。蘇加諾積極參加泗水的青年運動，加入伊斯蘭聯盟，并且學會了一套領導方法和演說的本領。

在這個時期，蘇加諾博覽群書，閱讀了世界名人傳記和他們的論著。通過這些著作，他了解了杰斐遜、華盛頓、伏爾泰、馬拉、馬志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穆斯塔法·凱末爾、孫中山、甘地、黎薩爾等的生平事跡、理論和思想。蘇加諾說：“我受到了這些偉大人物的精神鼓舞?！瓘哪莻€時候起，我就發誓，在我幫助印度尼西亞人民重新成為獨立的民族的工作沒有完成之前，我就要不停地工作。我要繼續工作，使全亞洲的民族都能成為獨立的民族，使全世界的人類成為一個具有人道主義的人類?！碧貏e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青年蘇加諾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他說：作為一個青年，我深深受到孫逸仙博士的鼓舞。“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四次，從頭到尾詳細地閱讀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鼓舞了我年輕的靈魂”。

1921年，蘇加諾中學畢業，到萬隆工學院攻讀建筑工程學。萬隆的大學時期，是蘇加諾政治思想形成的關鍵階段。當時，伊斯蘭聯盟內部分歧日益加深。到1923年，白色伊斯蘭聯盟(佐克羅阿米諾托派)和紅色伊斯蘭聯盟(司馬溫派)在組織上徹底分裂①從此，它喪失了對印尼民族運動的領導權，堅持改良主義道路的佐克羅阿米諾托本人也不再成為民族運動的中心人物。在政治上，蘇加諾與他的關系也逐漸疏遠了。

二十年代初期，萬隆迅速成為激進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在這里，蘇加諾認識了1912年建立東印度黨的“三巨頭”——道威斯·德克爾、集普托·曼昆庫蘇摩醫士和基·哈·德宛塔拉。東印度黨的許多成員是土生荷蘭人，受到來自歐洲的荷蘭殖民者的歧視，要求擺脫殖民統治，建立所有在印尼出生、以印尼為祖國的各民族人民平等的國家。它第一個明確提出爭取印尼民族獨立的口號。這個黨的創始人的經歷和激進主義思想對蘇加諾有重大的影響。

這時，蘇加諾也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后來，他自稱“我是馬克思歷史學派的學生”。但蘇加諾并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他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一種科學方法。

為了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印尼的民族獨立，蘇加諾根據自己對印尼社會的認識，把學到的各種理論加以糅合，形成別具一格、自成體系的理論。

蘇加諾提出的第一個理論是“馬爾哈恩主義”(Marhaenism)，意即貧民主義。馬爾哈恩是蘇加諾在萬隆郊區相識的一個自耕農的名字。蘇加諾用“馬爾哈恩”來代表印尼的所有“貧苦人民”——小百姓、小農、小商販、車夫、仆役等。他認為，“無產階級”這個概念不完全適用于印尼社會;無產者包括在“貧農”這個概念之內，而且在其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貧民主義旨在消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各種奴役方式和原則。每一個實行貧民主義的印尼人，都是貧民主義者。蘇加諾的貧民主義理論，否認無產階級在印尼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存在，從而也就否定了它在印尼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蘇加諾的第二個理論是“納沙貢”(即民族主義者、宗教信仰者、共產主義者)。1926年，蘇加諾大學畢業，獲得工程師職稱，同年，他寫了題為《民族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提出民族主義、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三大政治勢力應該互相調和，團結合作，為爭取印尼民族獨立而共同斗爭。蘇加諾的“納沙貢”理論，對促進印尼各階層人民的反帝反殖統一戰線起了有益的影響，然而，這一理論模糊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特別是與伊斯蘭教的原則區別。

在萬隆時期，蘇加諾還致力于政治組織和宣傳鼓動。他認為印度的自產運動不適合于印尼的社會經濟條件，因為在印尼不存在能夠領導自產運動這種經濟斗爭的中等或工業資產階級。蘇加諾說：“我們行動的重點必須放在政治覺悟和政治斗爭，即喚醒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斗爭”。1924年，蘇加諾在萬隆創立普通研究會，吸引知識分子關心和討論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啟發他們的政治覺悟。1926—1927年印尼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起義被鎮壓之后，蘇加諾有意識地避開階級斗爭問題，而把目標集中于爭取印尼獨立上。

1927年7月4日，蘇加諾等人于萬隆創立印尼民族主義協會，翌年5月改名為印尼民族黨，并任主席。這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新政黨，以不同荷蘭殖民政府合作為原則，明確地提出了爭取印尼民族獨立的政治綱領。但這個綱領沒有提到印尼獨立后將采取什么政體，也沒有規定要實行何種具體的社會計劃。蘇加諾到處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猛烈抨擊荷蘭殖民當局的民族壓迫政策，號召印尼人民消滅殖民統治，贏得了“講壇雄師”的稱號。

1927年12月，蘇加諾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印尼民族政治團體協商委員會(簡稱印尼民族政黨聯盟)，被選為主席。它是由印尼民族主義協會、伊斯蘭聯盟、至善社、巴巽丹協會、蘇門答臘同盟、巴達維亞人聯合會、印尼研究會等政黨團體組成的松散的民族統一戰線組織，雖然沒有解決任何重大問題，但畢竟是走向統一民族運動的第一步，也是蘇加諾實現民族團結理想的初步嘗試。蘇加諾稱它是“最重要的民族事件”，“我們民族運動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蘇加諾和印尼民族黨的活動被荷蘭殖民政府視為大逆不道。1929年12月29日，蘇加諾等領導人被捕，關押在萬隆監獄。1930年8月18日到9月29日，蘇加諾等四人被萬隆地方法院審訊，這就是印尼現代史上著名的“蘇加諾審判案”。蘇加諾在法庭上發表題為《印度尼西亞控訴》的辯護詞，淋漓盡致地揭發和控訴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印尼犯下的種種罪行。萬隆地方法院蠻橫地判處蘇加諾四年徒刑，其他領導人也被判處年限不同的有期徒刑。蘇加諾被捕后，印尼民族黨自動解散。黨內沙爾托諾派另建印度尼西亞黨，而沙里爾—哈達派則另建印尼國民教育黨。

1931年12月31日，蘇加諾被提前釋放，人民群眾把他當作凱旋而歸的英雄來歡迎。蘇加諾出獄后，繼續投身民族獨立運動。他力圖把原印尼民族黨兩派重新統一起來，但未成功，于是決定加入印度尼西亞黨，并任主席。他創辦了《人民思想》雜志，寫了《爭取印尼獨立》的小冊子，內容與《印度尼西亞控訴》大同小異。1933年8月1日，蘇加諾第二次被捕，先后被流放到弗羅列斯和萌古路。直到1942年初，日本占領印尼時，他才恢復自由。

蘇加諾對日本帝國主義既無好感又寄予幻想。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蘇加諾曾從流放地打電報給荷蘭政府，要求釋放他并轉移到澳大利亞，以便同盟國合作。這個請求遭到拒絕。日本占領印尼后，由于幻想日本會恩賜印尼獨立，蘇加諾和絕大部分印尼民族運動領導人轉而同日本占領者合作，參加日本組織的“中央參議會”、“奉公會”、“印尼獨立準備調查委員會”的活動。在日本占領時期，蘇加諾并未放棄爭取印尼獨立的信念，他始終不渝地宣揚民族主義和民族獨立思想。對此，日本人是不滿的，但又無可奈何。1945年6月1日，蘇加諾在“印尼獨立準備調查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講——《建國五原則的誕生》，說明了民族主義火焰一直在蘇加諾的胸中燃燒。他在這篇著名的演講中，提出了印尼建國五原則——民族主義，人道主義，民主協商，社會繁榮，信仰神道。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17日，蘇加諾在雅加達宣布印尼獨立，被選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首任總統。共產黨人沙利佛丁參加了政府。印尼的獨立和印尼革命力量的增長，使帝國主義大為恐慌。英、美、荷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相勾結，企圖扼殺新生的共和國。1945年9月底，英軍侵占雅加達等城市。在八月革命時期(1945年8月—1949年12月)，蘇加諾一味談判和退讓，而沒有發動和組織人民堅決抗戰。

1948年9月，印尼右派在美、荷帝國主義策劃下制造茉莉芬事件，血腥鎮壓印尼共產黨①。蘇加諾沒有識別帝國主義的陰謀，站到了右派一邊，攻擊印尼共產黨想“篡奪政權”。同年12月，荷蘭軍隊侵占首都日惹，蘇加諾等共和國領導人被捕，分別流放到邦加島等地，直到1949年7月獲釋返回日惹?！皥A桌會議協定”②簽訂后，1949年12月，蘇加諾任印尼聯邦共和國總統。1950年8月17日，宣布成立印尼統一共和國，蘇加諾任總統。

從1950—1959年，印尼實行議會民主，內閣對議會負責，總統任命組閣人，并無實權。在這期間，蘇加諾對印尼的政治發展未起決定性的影響;然而，他不斷施展自己的威望和政治手腕，擴大其政治勢力。1957年2月21日公布“蘇加諾總統方案”，提出成立民族委員會和互助合作內閣或“納沙貢”內閣。

從1959年起，蘇加諾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同年7月，宣布恢復“1945年憲法”，總統的權力大大加強。他兼任總理，先后擔任過最高評議院主席，最高戰時掌權者、民族陣線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解放西伊里安最高司令部總司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抗馬(來西亞)”總指揮，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委任者等職。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先后授予蘇加諾以“偉大的革命領袖”、“終身總統”等頭銜。

在1959—1965年“有領導的民主”時期，蘇加諾對內實行“納沙貢”政策，容許共產黨參加從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咨詢機構和各級政府，任命共產黨人擔任國務部長、省長、市長、縣長等職;頒布“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鎮壓“伊斯蘭教國運動—印尼伊斯蘭教軍”①、“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全面斗爭約章集團”②等反革命武裝叛亂;先后取締馬斯友美黨③、右翼社會黨和平民黨;準備建立第五軍種④。

在對外政策方面，蘇加諾對1955年4月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促進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事業，作出過重大的貢獻。他在萬隆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著名演說。蘇加諾密切同中國、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在1956、1961、1964年三次訪問我國;收復西伊里安;沒收荷蘭和英國在印尼的企業;同馬來西亞對抗;反對美國新殖民主義。1965年1月，印尼宣布退出聯合國。

蘇加諾的這些內外政策，引起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極端仇視和反對。右派勢力在美、英、荷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不斷地進行顛覆蘇加諾政權的活動，從陰謀政變、武裝叛亂直到多次謀殺蘇加諾(皆未遂)。

1965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右派軍人集團組織“將領委員會”，企圖乘10月5日建軍節之際，發動武裝政變。以蘇加諾警衛部隊查克拉比拉哇營的營長翁東為首的“革命委員會”，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于9月30日發動政變(史稱“九·三○運動”)，殺掉了亞尼等六名右派將領，并宣布繼續推行蘇加諾的政策。10月1日，以蘇哈托為首的軍人集團迅速撲滅了翁東的“九·三○運動”。接著，蘇哈托下令取締印尼共產黨，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及進步人士，并且逐步削弱蘇加諾的權力。

“九·三○運動”失敗后，蘇加諾企圖再次利用自己的威望收拾政局。但軍人集團憑借手中掌握的槍桿子，又利用對蘇加諾政府不滿的學生運動，迫使蘇加諾放棄權力。在右派的步步進逼面前，蘇加諾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逐步向右轉，轉而攻擊印尼共產黨。

1966年7月，蘇加諾的“終身總統”頭銜被取消。1967年3月12日，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剝奪蘇加諾的一切權力，任命蘇哈托為“代理總統”。1968年3月，蘇加諾被軟禁起來。

1970年6月21日，蘇加諾病死于雅加達陸軍醫院。鑒于蘇加諾是印尼共和國的創立者，在印尼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蘇哈托政府不得不為他舉行國葬。出殯那一天，在雅加達，在東爪哇瑪瑯到勿里達的路上，約有50萬印尼人民在軍人刺刀下站立在大道兩旁，沉痛地目送蘇加諾的靈車緩緩駛去。遵照蘇加諾的遺囑，他的墓碑上刻著;“這里躺著朋加諾①，印尼人民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