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當代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

湯因比于1889年4月14日生在倫敦，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祖父是英國第一流的耳鼻喉科醫學專家。父親哈利·維·湯因比是社會工作者，母親薩拉·馬歇爾是英國婦女中最早獲得學院學位的人。湯因比受其母親的影響很深。他在《我的歷史觀》一文中曾說，他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而沒有成為哲學家或物理學家，是由于母親是一個歷史學家。

湯因比童年就學于溫切斯特。1907年，他到牛津大學貝力奧爾學院學習希臘、羅馬的古典著作。1909年，在阿·齊默恩爵士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齊默恩爵士被認為是一位溝通了希臘史和當代史的人，對湯因比影響頗深。1911年，湯因比在雅典的大不列顛考古學校學習。在此期間，他在希臘徒步旅行，查訪義巴敏達和菲羅波門的遺跡，思考這些文化廢墟與現代文明的關系。這些經歷對湯因比以后的歷史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12年，他回到牛津大學貝力奧爾學院，擔任古代史導師。就在這一年，他與羅莎琳德·默里結婚。湯因比的岳父吉爾伯特·默里是牛津大學杰出的古典著作教授。

1915年，湯因比在英國外交部情報司任職。1919年，他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同年被任命為倫敦大學科雷斯講座拜占庭和近代希臘語、文學、歷史教授。1921—1922年希土戰爭期間，他作為《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到土耳其、希臘等地采訪，1922年寫出了《西方在希臘土耳其的問題》一書。1925年，湯因比擔任倫敦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研究主任，倫敦大學國際關系史研究教授。

1929年，湯因比因被邀參加在日本舉行的太平洋關系學會的會議，經歐洲到中東，到過印度和中國;會后從西伯利亞大鐵道回到西方，歷時六個月。1931年他寫了《中國之行》一書。從書中標示的旅行路線看，他到過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可以看出他對中國之向往。

1936年，湯因比應納粹法律協會之邀在德國作講演。他曾會見過希特勒。湯因比為此受到批評，他卻辯解說：研究納粹是我在查塔姆學會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不會見他們又如何能研究他們呢?他認為：“納粹確實打破了人類先前的卑劣的記錄”。這種看法表明了湯因比對納粹的基本態度。

1937年，湯因比被任命為英國科學院研究員。1943—1946年，他擔任過外交部研究處主任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再度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出席巴黎和會。

1945年，湯因比與羅莎琳德·默里離婚。1946年，與他在查塔姆學會的一位同事維朗尼卡·鮑爾特結婚。湯因比曾經談到，他先后曾同兩位妻子合作，從1924年到1956年出版了多卷本《國際事務概覽》，從1927年至1954年出版了《歷史研究》的頭10卷。鮑爾特在他們退休之后，仍為湯因比的書作索引。1955年，湯因比獲得牛津大學和伯明翰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稱號。同年退休，被授予退休的功勛教授榮譽稱號。此后，他一直從事研究和著述。1975年10月22日病逝，終年86歲。

湯因比學識淵博，是一位多產作家。據說他精通五種語言，用古希臘語思索如同英語一樣嫻熟。

他的主要著作有：《民族和戰爭》(1915)、《新歐洲》、《巴黎和會后的世界》(1925)、《文明經受著考驗》(1948)、《戰爭與文明》(1951)、《世界與西方》(1953)、《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1954)、《基督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地位》(1958)、《希臘文明時期：一個文明的歷史》(1959)、《美國與世界革命》(1962)、《漢尼拔的遺痕：布匿戰爭對羅馬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兩卷本，1965)、《我所認識的一些當代人物》(1967)、《我的經歷》(1969)。湯因比死后出版了兩部著作：《選擇生活》(湯因比與池田大作的對話，1976)和《人類和大地》(1976)。此外，他還經常為《國際事務》、《民族》、《亞細亞》、《現代評論》等雜志撰稿。

湯因比之所以在西方學術界引起巨大震動，不在于他的著作之多，而在于他在《歷史研究》(共12卷)的巨著中提出了一整套歷史哲學，建立了他的歷史理論體系。湯因比認為，他的歷史哲學有兩個主要論點：第一，歷史研究的最小的、可以理解的單位是文明和社會，而不是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第二，所有的文明在哲學的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同時代的。這兩個論點貫穿于《歷史研究》著述之中。

第一個論點是湯因比的歷史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他把6，000年的人類歷史分成為26個文明。每個文明的發展都經歷過五個階段，即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死亡。他認為文明的起源和生長都是挑戰與應戰相互作用的結果。歷史的前進是由于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發揮了創造性的結果。

湯因比寫道，歷史“活動的源泉從來不會是社會本身，而總是個人;創造性的活動在一定意義上總是由具有超人天才的人完成的;……在任何社會里，這種創造性的人物總是少數”，少數富有創造性的人創造文明，并推進文明的發展。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甚至他們的壽命長短都決定著歷史的進程。至于大多數人，就其本性而言，同原始社會的人沒有什么區別。他們沒有任何創造性，只能進行“機械地”模仿。他們只能“聽從”和“追隨”“少數富有創造性的人”;否則，“他們便無法前進”。領袖的任務就是使大多數人變成他的信徒。湯因比說，即使在文明的解體時期，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仍要充當救世主的作用。湯因比視人民群眾(即他說的大多數人)在歷史上只是任人擺布的群氓，而少數“英雄人物”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從而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

湯因比認為，在26個文明中有18個已經死亡或處在垂死掙扎的階段。而剩下的八個文明中的七個在不同程度上也處在被西方基督教文明或消滅或同化之中。西方的文明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然而，湯因比不愿意也不想看到這種結局。他說，西方的文明“不一定非服從命運的安排”。在這方面湯因比既不同意斯賓格勒的宿命論，又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發展規律的學說。他寫道：“我和那位著名的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的主張正好相反”，“我并不相信命中注定的說法”。同時，“我的看法是和歷史唯物主義相反的”。在湯因比看來，只要“知道了其它文明的命運，這種知識乃是一張告訴我們哪里有暗礁的海圖。如果我們有膽量使用它，知識就可以變為力量和救星”。他企圖根據這樣的“海圖”，為資本主義制度尋求免于死亡的“藥方”。

在論及文明衰落的原因時，湯因比承認是內在的。他說：“衰落起于內部的疾病，而且必然先于表面的物質原因而出現。”但對于社會制度的新舊更替，湯因比不是看作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沖破舊的生產關系，摧毀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舊的上層建筑的歷史過程。他的解釋是：少數人不可能永遠保持著創造性，他們一旦失去了創造性，自然而然地就失去了“影響那些沒有創造性的廣大群眾靈魂的魔力”。沒有魔力，群眾就不會再進行模仿了。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也就“退化”為統治的少數人。為了維持統治，他們就采取壓服的辦法，群眾就產生了“離心離德”。壓力越大，反作用也越大。于是，大多數群眾便起來反抗少數統治者。

湯因比說，“大一統國家”的出現，就是文明衰落的開始。衰落僅僅意味著生產長期停滯，這個衰落時期可以長達幾百年。他還認為：“一種文明甚至可能在衰落的深刻痛苦中，依然享有物質的福利和繁榮”，出現“深秋的溫暖”，或“黃金時代的回光反照”。他根據這個理論，說中國文明的衰落是從秦漢時期開始的，日本則是從豐臣秀吉的統治和德川幕府時期開始的。然而，歷史的事實恰好相反。中國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特別是漢、唐以來有了較大的發展;而日本則是從德川幕府垮臺后的明治維新開始突飛猛進地趕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湯因比的上述理論和解釋是不符合實際的，因而是不科學的。

湯因比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觀，看待西方歷史的發展。他說：“我是一個西方人，我和西方的未來息息相關;我高度評價西方的文明，我不想看到它的滅亡。”他認為西方還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國家”，所以它的文明(即資本主義文明)也就不會沒落，而且會永遠存在下去。

湯因比歷史哲學的第二個主要論點是，所有的文明在哲學的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同時代的、等價的。這也就是湯因比的時空觀。在他看來，人類存在的時間至少有30萬年。從最早出現的文明到如今也不過6，000年。文明存在的時間與人類存在的時間相比，僅占2%。由此湯因比得出結論：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說是屬于同一個時期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認為“修昔底德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現在已經證明在哲學意義上講是同時代的”。

湯因比的所有文明都是同時代的理論，否認了歷史的前進性。這個理論必然導致他走向歷史相對主義。他說，“對于同一件歷史事件，常常可以合理地進行幾種不同的分析，其中每一種分析，都可以表現為一定的歷史真理”。他完全同意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的觀點。他說“一個人決不能擺脫他在時間一空間上所處的環境，用一個假設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時間之外來看待事物”。

湯因比承認他的歷史觀是被他自己的生活經驗涂上了一層色彩的，而且這是由他一生中所經歷的各種事情的經驗促成的。他還談到自己是當代社會的一個成員，他和這個社會的繼續存在有著某種利害關系。這種關系對歷史學家來說，可能是曲解歷史的因素。這是湯因比坦率的肺腑之言。

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影響較大的，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他受教育的年代里，接受的幾乎全部是希臘和拉丁古典作品的教育;二是他是作為英國正統的基督教徒被培養成長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易受影響的年齡時就泡在圣經里，泡在希臘和拉丁的古典作品中。圣經，包括圣經的語言，當然也包括圣經對歷史的看法，都在我的一生中和我待在一起。”

這兩種因素給他帶來兩種影響。首先是湯因比在研究歷史時，采用的是比較分析法。他在研究每一個文明時，總是把它與希臘、羅馬文明和西方文明進行比較研究，從而避免了文化沙文主義。因此他反對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觀。他認為，西方中心主義是明顯的主觀主義，是歪曲了現實的。同時這也使得他比較重視其它地區的歷史，看到了東方的巨大生命力。其次是使湯因比在研究歷史時離不開圣經。他認為他的職責是“體會神”、“找到神”。他的《歷史研究》一書中經常引用圣經故事，使用圣經的詞句，就是最好的證明。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問世，就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有人認為，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開辟了歷史研究的“新道路”，發現了歷史規律的唯一理論，是二十世紀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們認為，湯因比是一個大膽而充滿想像力的人;他的著作既表現了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又表現了一個極為細心的實證主義者的技巧能力。有的人則認為，湯因比的體系根本站不住腳，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他的體系就象一個雜亂無章的“卸貨場”。但不論是褒者還是貶者，都承認湯因比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