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榮作(Eisaku Sato，1901—1975)，日本國前內閣總理大臣(首相)、自由民主黨總裁。

佐藤榮作生于1901年3月27日，山口縣熊毛郡田布施町人。祖父佐藤信寬是幕末維新志士，長兄佐藤市郎是海軍中將，次兄岸信介曾任首相。

1924年，佐藤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曾在門司車站等地方鐵道部門工作10年。1934—1936年以鐵道省研究生名義赴歐美留學。1936年進入鐵道省，曾任課長、局長等職。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后，佐藤擔任鐵道總局長官。在任期內，因處理戰后不斷發生的激烈的勞資爭議頗有手段，為當時的首相吉田茂看中，1947年被擢升為運輸省政務次官。佐藤從吉田的賞識中窺見了自己的未來，1948年初辭去運輸省職務，加入民主自由黨①，任該黨山口縣聯合會支部長。1948年12月，經戰后曾任吉田茂政治顧問的松野鶴平推薦，成為第二屆吉田內閣的官房長官，從此開始了政治家的生涯。

1949年1月，佐藤在家鄉山口縣第一次當選眾議院議員。此后，他先后擔任過吉田茂內閣的郵政大臣、建設大臣。1957年加入自由民主黨①，曾任自民黨的政務調查會長、干事長。1958年起任岸信介內閣的大藏大臣。1960年起任池田內閣的通商產業大臣、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科學技術廳長官和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佐藤榮作把吉田茂仰為師表。他同池田勇人一起被認為是“吉田學校”②兩個最得意的門生。1954年，發生了山下汽船公司等造船公司為取得政府的補助資金而行賄的“造船貪污案”③。身為自民黨干事長的佐藤受到檢查當局的追查，隨時有被逮捕的可能。首相吉田茂不惜指示法務大臣犬養健對檢察部門行使“指揮權”④，方使佐藤免遭逮捕。在佐藤任首相期間，吉田茂曾告誡佐藤：“政治是為了國民的，擔任首相的人， ‘自己什么時候告退’這樣的話，不到那個時刻是不應該說出來的”。佐藤對此身體力行。1967年10月，吉田心肌梗塞而死。佐藤頗有感慨地說：“我被吉田提拔，47歲時當上了無議席官房長官。自那以來，跟隨吉田學習政治。吉田之死使我感到象是失去了主心骨。對于我來說，吉田的存在是太重要了。”

佐藤最喜歡“啐啄同機”⑤這句話。這也是他最基本的政治信條。他對參加政治活動的態度是，時機不到就耐心等待，時機成熟則勇于決斷，被稱為最善于“耐心等待”的政治家。早在擔任岸信介內閣大藏大臣時，佐藤便開始為自己積蓄力量。到池田內閣時，佐藤派已人才濟濟，力量可觀。1962年， 自民黨舉行總裁選舉，佐藤派內主張佐藤出馬競選的呼聲十分強烈。佐藤認為時機未成熟，擺出繼續支持池田的姿態。待到1964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他認為時機已成熟，便奮然出馬。雖然僅以四票之差敗于池田，卻為即將成立的佐藤政權鋪平了道路。1964年10月25日，池田因患癌癥辭去首相職務。11月9日，經池田推薦，佐藤當選自由民主黨總裁(任職至1972年7月)，組織內閣。

佐藤組閣后，施盡手段，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派系力量和統治權力。1964年11月，佐藤剛繼承首相時，虔誠地表示要“繼承池田路線”，池田內閣閣員基本上保留了下來。1965年，他為了實現從池田體制向佐藤路線的轉變，便改組內閣，網羅自民黨內各派人物，建立所謂“全黨一致”的內閣。

1967年，佐藤通過改組內閣，著手建立“佐藤式的人事體制”，即建立了由佐藤派、福田赳夫派和舊池田派黨內三個主流派的聯合體制，確立了佐藤—福田陣線。田中角榮、保利茂等人也成為佐藤派的核心人物。從此，佐藤派長期成為自民黨內最大的派系。他縱橫捭闔，操縱支撐其政權的“三大支柱”——福田赳夫、田中角榮和保利茂來穩定政權。他借助于福田和田中都打算做后任首相(稱“角福戰爭”)的心理，在他們二人中實行牽制和利用，以收自己長期執政之利。

佐藤出身于鐵道官僚，“長于人事”，敏于時勢，善謀權術，使得其政權得以一再擺脫困境。他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所謂“割去蜥蜴尾巴”，即將瀆職和貪污受賄而遭輿論反對的閣員從內閣中清除出去，幾次度過了政府危機。

佐藤擔任首相后，雖然提出要“糾正國民收入倍增政策①的偏向”，使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長”變為“穩定增長”。而在實際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國民經濟發展，促進壟斷資本迅速膨脹。佐藤內閣中擁有龐大的主管經濟部門，在其中工作的人員達20多萬。佐藤本人經常參加財界組織的聚會，奔走其間。正是依靠這些機構和組織，佐藤內閣繼續推行池田內閣以來高速度發展經濟的政策，并制定實施經濟發展計劃。

佐藤內閣先后制定了“中期經濟計劃”(1964—1968年度)、“經濟社會發展計劃”(1967—1971年度)、“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1970—1975年度)等三個長期經濟計劃，由政府對經濟實行干預、引導和調節。這些計劃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沒有約束力的，主要目標充實社會資本，即充實政府的財政開支，以便為壟斷資本的投資經營活動創造有利條件。

為了擺脫1965年的經濟蕭條局面，1965年底，佐藤內閣提出了加重大眾負擔，促進壟斷經濟的政策。政府以擴大公共事業費用為中心，刺激經濟發展。作為財政來源。不惜發行戰后長期停止的名為“建設公債”的赤字公債①。1965年，發行赤字公債7，300億日元。此后，赤字公債發行量逐年增加。政府財政開支從1965年至1971年的六年間猛增267%，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

為保證壟斷資本的高額利潤，佐藤政府實行大幅度減稅3，000億日元，用財政投資貸款資金，追加2，100億日元，政府通過大量投資和貸款，充分發揮國家壟斷資本的作用，把大量資金投向筑路、碼頭、港灣、機場、填海造地、開發工業用水和治理污染等公共事業，為壟斷資本的發展提供了龐大的國內市場。

佐藤政府重視教育，大量增加教育經費。1972年日本的教育經費為1950年的25倍，在日本的行政費中占20%，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比例最高的。它還加速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及設備，增加科研經費，保證科學技術的發展。

佐藤政府的上述措施，促成了日本經濟的“超高速增長”。1965—1970年間， 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10.5%，出現了所謂的“伊弉諾尊景氣”①。 1970年前后，日本經濟實現了現代化。整個工業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勞動生產率、主要工業產品質量和產量達到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國民生產總值于1967年壓倒英、法，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于美、蘇的世界“經濟大國”。

但是，佐藤內閣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措施和優待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釀成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在農業上，采取減少耕地、壓縮農業人口、片面發展工業的“綜合農業政策”，造成了生產凋蔽，大量進口農產品的弊病。公害泛濫，住宅緊張，城市人口過密，交通擁擠、事故增多等等，成為普遍的社會弊病。

佐藤在政治上提出了“寬容和調和”的口號。為了解決池田內閣遺留下來的各種懸案，佐藤內閣曾主動采用過事前同在野黨協商的行動。但是，當政府的政策遇到強烈反對時，便采用國會強行通過的辦法予以實施。僅據1969年一年的統計，就有20次讓國會強行表決。

佐藤內閣大量增加軍費，迅速擴充日本的軍事力量。它在執行并完成第二次擴軍計劃的同時，于1966年11月29日，制定了第三次擴軍計劃大綱。翌年3月13日，國防會議正式決定第三次擴軍計劃。軍費從1965年的3，054億日元增加到1971年的6，709億日元，日本的總兵力，到1971年3月已接近“九·一八”事變時的規模，達到288，000多人。

佐藤內閣繼承前幾屆內閣的路線，把日、美關系作為日本對外關系的支柱。1970年6月，它自動延長“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歸還沖繩施政權”是佐藤當政時期日、美關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沖繩是日本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戰后美國用“托管”的形式對沖繩實行統治。為使沖繩早日歸回祖國，日本人民堅持不懈地進行斗爭。佐藤順應形勢，就任首相不久即表示，“無論如何希望抓住解決沖繩和小笠原問題的線索”。1965年1月，佐藤與美國總統約翰遜的會談中，第一次向美國提出了盡早歸還沖繩問題。同年8月，佐藤作為第一位訪問沖繩的日本首相飛抵那霸機場，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只要沖繩歸還祖國這個愿望還沒有實現，對于我國來說，戰后階段就不能算真正結束”。1967年11月和1969年11月，佐藤兩次訪美，都提出盡早歸還沖繩問題。1968年6月，小笠原群島歸還日本。1972年1月，佐藤與尼克松會談，日、美兩國最后達成歸還沖繩施政權協議。 5月15日，與日本分離了20年之久的沖繩終于回歸日本。

在對待南朝鮮問題上，佐藤內閣于1965年2月20日，與樸正熙傀儡政權在漢城草簽了一個“日、韓基本條約”， 6月22日，在東京正式簽訂“日本和南朝鮮基本關系條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和壟斷資本企圖以日、韓條約為跳板，重新打入南朝鮮，并在美國麾下充當“東北亞軍事聯盟”的盟主。這理所當然地受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我國政府的抗議和揭露。

佐藤對改善中、日關系、恢復中、日邦交持反對態度，執行敵視我國的外交政策。對中、日貿易，佐藤堅持所謂“政治和經濟分離”的方針。1967年9月，佐藤訪問了臺灣。1971年7月，美國政府宣布尼克松總統將要訪華，佐藤的對華政策受到很大沖擊。日本國內再次掀起恢復日、中邦交的熱潮。在這種形勢下，佐藤才被迫表示“希望改善(日、中)關系”。然而，1971年9月召開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日本代表反對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阿爾巴尼亞決議案”。10月26日，“阿爾巴尼亞決議案”被通過，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正在國會開會的佐藤聞訊后，極為尷尬。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后，日本各界要求恢復日、中邦交的呼聲愈來愈高。佐藤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同年7月6日，佐藤內閣被迫下臺。

佐藤榮作執政長達七年零八個月，創造了日本憲政史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記錄。對佐藤為何能長時間維持政權，日本有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競爭對手池田勇人、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之死，在佐藤之后沒有強有力的人物了”。也有人認為“獨斷專行的人事才能”，才是佐藤長期執政的“秘密”。這些看法雖有一定道理，但佐藤內閣在經濟上采用強有力的措施，使日本經濟出現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空前的“高度增長”，以及在政治上順應形勢，使小笠原和沖繩回歸日本，才是佐藤維系長期執政的兩大基本原因。

1974年12月，佐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理由是他在擔任首相期間，曾提出并確立“無核三原則”①。

1975年6月3日，佐藤因患腦溢血去世，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