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激進社會黨前主席，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總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綏靖政策的積極推行者。

1884年6月18日，達拉第出生在法國沃克呂茲省卡爾龐特臘市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面包商人。青年時代的達拉第就讀于里昂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當時在激進社會黨中有一定地位的赫里歐教授是達拉第的老師，在他的影響下，達拉第加入激進社會黨①。

1911年，達拉第作為激進社會黨人參加市政選舉，當選卡爾龐特臘市市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應征入伍。在戰爭期間，達拉第參加過著名的凡爾登戰役，多次獲得勛章，升為上尉連長。法國士兵傷亡的慘狀給他留下難忘的印象，使其產生憎恨和懼怕戰爭的和平主義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批士兵解甲歸田，達拉第認為法國已經“打完了最后的一仗”。

1919年，達拉第被巴黎孔道爾賽學校聘為歷史教員，從此定居巴黎。戰后年代，激進社會黨逐漸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赫里歐當選該黨的主席。在他的薦助下，達拉第于1919年以激進社會黨候選人的資格，當選沃克呂茲省國會議員。1922年，赫里歐訪問蘇聯，達拉第以其秘書的身份陪同前往。

1924年赫里歐首次出任法國總理，達拉第入閣任職。從1924至1933年，達拉第先后在七屆內閣中供職，歷任殖民、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外交和陸軍部長等職務。1927年，達拉第一度當選為激進社會黨的主席。從1928年開始，達拉第與赫里歐之間的關系日益疏遠，這可能與達拉第的政治野心有關。

1929至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地沖擊了法國。1933年，法國的預算赤字達120億法郎，失業人口250萬。葡萄和小麥落價三分之一。農業蕭條，工廠倒閉，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各政黨之間相互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局幾乎完全由法蘭西銀行的15位董事，和以200個家族為代表的壟斷資產階級所操縱。在他們的支持和德、意法西斯勢力的影響下，法國出現了“火十字團”、“愛國青年團”等法西斯組織，企圖奪取政權。

達拉第比希特勒上臺遲一天，于1933年1月31日當上法國總理，兼陸軍部長。當時希特勒已向凡爾賽條約公開挑戰，法國首當其沖。達拉第組閣后，立即與軍界頭面人物魏剛商談法國的安全問題。魏剛聲稱，盡管納粹黨在德國執政，但10年之內不會給法國造成真正威脅。達拉第按照10年的假設和平制定其內外政策。為了緩和與德國的矛盾，經數月的談判，達拉第政府于1933年6月7日在羅馬草簽了英、法、德、意四強公約①。在國內，為了解脫經濟困境，達拉第下令裁減100多萬公務員的工資，從而引起他們的抗議和反對。法蘭西銀行對達拉第政府的財政困難未給任何幫助。達拉第內閣于1933年10月24日倒臺。

在此后的三個月中，法國三次更換內閣，總理都是激進社會黨人。達拉第在此期間留任陸軍部長。1933年末，法國輿論界揭露了斯塔維斯基事件①。這一案件牽連到若干政府官員和議員的貪污行為，右派和法西斯勢力便以此為借口，向政府發起輿論攻勢，試圖控制內閣。夏當總理在1934年1月27日下臺，達拉第第二次組閣。

2月6日，“火十字團”和“愛國青年團”等組織的兩萬多名法西斯歹徒走上巴黎街頭，高喊：“我們擁護貝當!”“我們要有一個希特勒!”并企圖沖進眾議院和政府部門。與此同時，共產黨和社會黨等組織的數萬群眾在大街上與法西斯分子展開了搏斗。達拉第命令警察進行干涉，擊斃法西斯歹徒16人，打擊了反動勢力的氣焰。達拉第鎮壓叛亂的措施受到多數閣員的擁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這一行動表示稱贊。達拉第本想調動陸軍，進一步鎮壓和取締法西斯組織。為此，他再次與法軍總司令魏剛洽談。魏剛卻表示反對。在反動勢力的進攻和逼迫之下，達拉第結束了他的10天短命內閣，在1934年2月7日宣布辭職。

2月6日事件使法國人民認識到國內法西斯勢力的嚴重危害性。 2月9日和12日，人民群眾在巴黎舉行聲勢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各左派政黨之間逐漸加強了團結，1935年5月，共產黨、社會黨和激進社會黨在巴黎組成人民陣線。在人民陣線第一次大會上，達拉第講話，表示擁護人民陣線的建立。他說，“我個人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我敢斷言，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本來是天然盟友。”

1935年7月14日(法國國慶紀念日)，在勃魯姆(社會黨領袖)、多列士(共產黨領袖)和達拉第的帶領下，巴黎的50多萬群眾參加了人民陣線組織的規模空前的集會和示威游行。在巴士底獄廣場，三大政黨的領導人鄭重宣誓：團結一致，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為自由、平等、博愛而斗爭。赫里歐對人民陣線不感興趣，1935年12月將激進社會黨主席職務讓給達拉第。

1936年1月公布了人民陣線的綱領，其要點是：釋放政治犯;解散法西斯組織并沒收其武器;建立集體安全體系;實行每周40小時工作制;救濟失業工人和農民等。在1936年春季的國會選舉中，人民陣線取得勝利：在618席中獲得375席。6月4日組成以社會黨領袖勃魯姆為首的內閣，達拉第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人民陣線政府實行了每周40小時工作制，下令解散法西斯組織，提高工資7%—15%。對這些有利于勞動人民的措施，達拉第均表贊成，說明在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他順應了潮流。

1937年下半年開始，新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席卷法國。法國壟斷資產階級把經濟衰退和社會紊亂的責任加在人民陣線政府身上。他們用“抽逃資金”等手段進行經濟破壞，向政府施加壓力。法西斯組織改頭換面后重新出現。在巴黎，到處傳聞法西斯分子即將發動新的暴亂。國際上，希特勒于1938年3月吞并奧地利之后，陰謀向捷克斯洛伐克開刀。在這國內外反動勢力猖獗的時刻，達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取代勃魯姆，第三次出任總理。激進社會黨、社會黨和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達拉第上臺后聲稱忠于人民陣線，其行動卻與諾言大相徑庭。為了取悅右派勢力，達拉第政府在1938年8月頒布“非常法令”，實際上廢除了每周40小時工作制以及人民群眾在1936年所爭得的各項權益。在對外政策方面，達拉第積極推行對德國的綏靖政策。1938年4月，他訪問倫敦，與張伯倫商談關于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德國威脅的事宜。會談后他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處境已“毫無希望”了。5月23日，他對德國駐法大使韋爾奇克說，新的戰爭將毀滅整個“歐洲文明”，所以，“即使需要作出重大的犧牲”，也必須防止這場戰爭。兩天后，法國外長龐納對德國大使說，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對德國“不讓步”、“法國對(法、捷)條約的義務不得不重新考慮”。這是達拉第政府向希特勒明確表白：法國不會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國打仗。

1938年9月15日，張伯倫第一次訪問德國之后，達拉第和龐納于9月18日應邀前往倫敦。兩國政府首腦炮制出“英、法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的建議”，史稱“倫敦文件”。該文件主張，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應“把主要是日耳曼人居住的蘇臺德地區……立即移交給德國”，否則，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便不可能獲得切實的保障”。9月21日，達拉第又通過外交途徑進一步向捷方施加壓力，聲稱：如果捷政府拒絕“倫敦文件”，因而引起德、捷戰爭，“法國將不參戰”。在英、法綏靖政策的威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

9月22日，張伯倫第二次赴德會見希特勒。希特勒提出更加苛刻的“戈德斯堡備忘錄”，要求把蘇臺德等地的日耳曼人占少數的地區也劃歸德國。備忘錄的內容傳至法國，全國頓時嘩然。法國內閣一致拒絕希特勒的無理要求，主張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抗擊德國的侵略。9月24日，達拉第發布“部分動員”令， 9月25日又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表示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擊時，法國將根據法、捷互助條約對捷提供援助。同時，在巴黎開始疏散人口，挖防空壕，一派臨戰景象。

9月25日，達拉第再次飛抵倫敦，向張伯倫闡明法國拒絕希特勒的要求，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抗擊德國的決心。英方代表向他提出一連串問題：你們拿什么去打仗?你們有足夠數量的軍隊嗎?達拉第又動搖了。他尾隨張伯倫，決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當作“貢品”獻給希特勒。

1938年9月30日，達拉第、張伯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簽署四國協定書，演出了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劇。

離開慕尼黑時，達拉第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回國的專機。他估計不出在簽訂這個歷史上最大叛賣的協定之后，法國人民將如何對待他。外長龐納給達拉第安排了一場鬧劇：當他走出機艙時，人群潮水般擁來，“達拉第萬歲”、“和平萬歲”的歡呼聲匯成一片。在他驅車回國防部的途中，群眾夾道歡迎。達拉第儼然成了“和平”使者，勝利的“英雄”。這一滑稽的場面雖屬龐納精心謀劃，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國社會在綏靖思潮的毒害下，和平主義的情緒已相當嚴重。10月4日，達拉第向議會匯報慕尼黑會談的情況，力圖證明他的作為是正確的。議會表決時，達拉第以618票對75票獲得信任，被授予處理內政外交的全權。

法國共產黨嚴厲譴責達拉第在慕尼黑的叛賣行徑。達拉第遂于1938年10月27日，在馬賽召開的激進社會黨大會上攻擊法國共產黨，并宣布解散人民陣線。同年12月，達拉第政府接待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訪問巴黎，兩國簽署了“承認德、法國界固定不變”的共同聲明。1939年初，法國政府承認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當德軍1939年3月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領土時，達拉第未作任何表態。1939年夏季，德、波戰爭迫在眉睫時，他還在8月26日親筆致函希特勒乞求和平，說“和平的命運依舊唯獨取決于您”。

1939年9月1日，德、波戰爭爆發。3日，法國政府繼英國之后被迫對德宣戰。此后，在長達八個月時間內，法國軍隊未向德國發動真正的攻勢，造成西線無戰事的“奇怪戰爭”局面。

1939年8月23日，蘇聯政府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并于9月17日出兵占領波蘭東部領土。法國共產黨支持蘇聯的政策。達拉第于1939年9月26日宣布法國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開始審訊法共議員，迫使法共轉入地下。1939年11月，蘇、芬戰爭爆發后，達拉第向芬蘭提供若干武器裝備，并調集數萬軍隊準備派往芬蘭。這一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現，蘇、芬戰爭即于1940年春以芬蘭的失敗而結束。為此，達拉第遭到輿論指責，說他對蘇、芬戰爭“消極無能”。1940年3月21日，達拉第被迫辭去總理職務。從1940年4月上旬開始，德軍相繼對北歐、西歐諸國大舉進攻。達拉第因英、法聯軍在挪威戰役中失敗而辭去國防部長之職。

1940年6月14日，德軍進入巴黎。6月22日法國政府投降。達拉第在9月8日被維希政府逮捕，1942年2月在里昂受到審訊。1943年，他被當作政治犯押送到德國，以后又轉移到奧地利，長期監禁在伊特爾堡，直至1945年4月被美軍釋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法國的激進社會黨恢復了活動。達拉第繼續領導該黨，從1946年開始數次當選為國會議員。但戰后時期激進社會黨的地位日益下降，達拉第年邁力衰，他本人及其政黨再也不能左右法國的政局。

數年的鐵窗生活和戰后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對達拉第的思想略有影響。晚年他表示反對法國政府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殖民戰爭，支持1954年日內瓦會議關于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協議;反對建立“歐洲防御共同體”的計劃，主張與蘇聯友好;抨擊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中反民主的條文，不過，他的影響已微不足道了。

1959年，達拉第完全退出政治生活。1970年10月10日于巴黎病故，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