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唐詩中與寧夏相關的部分，有一類為邊塞行旅詩，如楊夔《寧州道中》、許棠《夏州道中》，皆唐人出游京北，途經寧夏的邊地紀實之作，可以查到的有數十首，當時所作應數倍于此。相關研究有曹琰《中晚唐邊塞行旅詩研究》、郭露《晚唐游邊詩研究》、李雄慧《唐代陜北地區詩歌研究》等，主要著眼于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對這種詩的地域空間形態較少關注，也未將寧夏部分單獨剝離。談論寧夏較多的只有師海軍《唐代朔方地區的文化與文學活動考論》，角度和本文也不一樣。本文將其中的寧夏邊塞行旅詩單獨提出，從都市、交通與文學的關系揭示其生成環境，創作特點及文學意義，以推動這方面研究的進展。

寧夏在唐屬朔方節度使，治靈、鹽、夏、綏、銀、宥、豐、會、麟、勝、單于都護府等州，統經略、豐安、定遠、西、東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府，在唐代，這里形成了一批記述唐人邊境游歷的邊塞行旅詩。追尋其生成歷程，都城位置、城市布局、交通網絡、科舉制度、幕府建置五大要素都起了促進作用。其中都城位置的作用尤為關鍵。都城建置對一個國家的疆域、交通、文學發展有決定作用。都城建在哪里，國家的政治、軍事、文化、文學重心就定在哪里，建都之后不太長的時間內，交通網絡就會形成，四方文人順著這些道路，就能出入京師。都城位置決定了文人流向，都城遷移意味著文人流向的轉移、文學資源的調整。秦及西漢，關中為都城所在，本來有著發展文學的優越條件，但其時文學不能與交通發展同步，故秦及西漢關隴地區沒有邊塞行旅詩。西漢以后都城從關中遷出，東晉南朝都城更遠在建康，國之重心在大陸中東部，文士很少到西北內陸。隋唐雖然定鼎關中，但文學的崛起并不能和政治中心的遷入同步。初盛唐主要邊鎮在河隴西域，屬寧夏的邊鎮只有朔方節度使。但盛唐文士游邊選擇余地較大，雖有朔方軍鎮，但文士游望之詩不多。真正形成創作聲勢的是中晚唐，此期邊境內移，科舉取士制度和吏部銓選制度常態化實行。由于這兩項制度都選人甚精，淘汰率高，故每年都有大量的不第文士和落選官員找不到出路。這時，鳳翔、涇原、邠寧、靈州、豐州天德軍、中受降城安北都護府、勝州振武軍、夏綏、鄜坊、太原等十個方鎮，因為近京而成為舉子、進士、選人、幕僚客游的首選之地。沈亞之《隴州刺史廳記》就此敘曰：“昔制戎于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今自上邽、清水以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顧隴、涇、鹽、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這時寧夏以西的地理環境、社會面貌就是“日暮北來惟有雁，地寒西去更無州”（魏野《東觀集》卷三《登原州城呈張賁從事》）。這樣的地方如果不是迫于生計，就不會輕易前往。諸鎮之間道路遙遠，動輒數百里，很多的時間就耗費在邊鎮跋涉之中，其邊地游歷之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寫成的。就這一意義上來講，中唐到五代的京西京北，存在著一個推動邊塞行旅詩創作的文學生產場域。若加描述，是以長安—太原—靈州—鳳翔四都市為基點而構成的一個唐人出行游邊的大圓圈。它的成立，不是像今天這樣，靠文學社團、文學期刊來建立發表陣地，形成作者隊伍，而是依靠都市、交通、制度建設三要素的合力，和由此而形成的兩只推手：一只手是國家建都關中，新興城市崛起，交通建設加快，公私道路成網;另一只手是科舉、銓選、方鎮、幕府制度建設。第一只手的作用在于為游邊者提供固定的創作空間和獨立的地理環境，第二只手的作用在于組織創作人員，培養作者隊伍。由于科舉、方鎮、幕府制度都是一年一度的，這樣，依靠制度安排，就能保證每年都有成批作者投入其中，可以管長遠，邊塞行旅詩的創作就會常態化，而不是一時之事。

密集的城市、便捷的交通、不遠的距離，為文人游邊創造了便利。舉子、選人往往利用每年春初完成上一輪科舉、銓選的機會，開展“塞游”，然后在下一次科舉、銓選開始前回京。自京出游，無論向西向東，游歷一次都要耗時數月，由春到秋。所走路線是京西京北的公私道路。據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一卷《京都關內區》，中晚唐從京城前往北疆的交通路線有五條：一為長安至太原驛道，二為長安西北通靈州驛道，三為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四為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五為天德軍東通云中、單于府道。除第五道為東西向外，其余皆南北走向。合成一張四達交通網，對邊塞行旅詩歌創作特別有利。寧夏所在的朔方軍，地處鳳翔、涇原、邠寧、天德之間，在此北疆交通網中居于關鍵位置，只要是前往河套，北出涇原，必經此地。張籍《涇州塞》：“行到涇州塞，唯聞羌戍鼙。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記盛唐通安西驛道，途經涇州，表明初盛唐時長安通往邠寧、涇原、朔方、河西、隴右，有大驛路，交通條件較好。自涇州西北行，入原州，出蕭關，即到靈州。楊夔《寧州道中》：“城枕蕭關路，胡兵日夕臨。唯憑一炬火，以慰萬人心。”皇甫冉《送常大夫加散騎常侍赴朔方》：“故壘煙塵后，新軍河塞間。金貂寵漢將，玉節度蕭關。”都提到蕭關，說明要到靈州，必經蕭關。由此反推，唐詩中凡提及蕭關者，除了部分送別詩屬于虛擬外，其余實寫的，無外西出河隴和北上靈州兩種情況。西出河隴的以初盛唐為主，北上靈州的集中在中晚唐，為寧夏邊塞行旅詩，作者有舉子、選人、幕僚、方鎮，而以下第客游的舉子為多見。項斯《邊游》：“古鎮門前去，長安路在東。天寒明堠火，日晚裂旗風。塞館皆無事，儒裝亦有弓。防秋故鄉卒，暫喜語音同。”方回評：“無第六句，不見秀才游邊之意。”可見作者為身著儒裝的不第秀才，其游邊是自京東出，走太原驛路北上。黃滔《夏州道中》：“隴雁南飛河水流，秦城千里忍回頭。征行渾與求名背，九月中旬往夏州。”“求名”句表明其為未第舉子，其前為《出京別同年》，云“槐花黃日出青門”，后為《經慈州感謝郎中》《馬嵬》。慈州屬河東道，馬嵬在京城西，表明他是自京城東門而出，北上太原，經三受降城、靈州，南下隴州，走京西驛路而還。許棠《夏州道中》：“茫茫沙漠廣，漸遠赫連城。堡迥烽相見，河移浪旋生。無蟬嘶折柳，有寇似防兵。不耐饑寒迫，終誰至此行。”其前為《出塞門》《銀州北書事》《五原書事》《雁門關野望》，后為《隴上書事》《題秦州城》，表明他也是自長安—太原—五原—銀州—隴州，東上西下而還。《隴州旅中書事寄李中丞》：“三伏客吟過，長安未擬還。蛩聲秋不動，燕別思仍閑。”《旅懷》：“夏游窮塞路，春醉負秦花。應是穹蒼意，空教老若耶。”說明他是以不第之身出游北塞，由夏到秋尚未還京。黃滔、許棠的事例表明，唐文人游邊，有多種路線選擇。自東向西，由南向北，選擇太原、勝州、豐州、靈州四條驛路中的任何兩條，都可完成一次塞游。而在東西方向也有三條，一條自太原北行，經代、朔、勝、豐州，沿黃河北岸西行，可達靈州。一條自靈、鹽、宥、夏、銀、綏、石等州，抵達汾州、太原。一條自原、涇、寧、慶、鄜、坊、丹、慈等州抵達晉、絳，匯入長安—太原驛路。這樣，南北東西七條路線，走其中的任何四條都可以完成一次邊塞游歷，各人可自由選擇，靈活性較大，而寧、夏、靈州等寧夏州郡，則因為交通路線和地理位置的關系，而為多數文人邊地客游的必經之地，關于這里的邊塞行旅詩因此比較多見。

唐寧夏邊塞行旅詩，具有地理疆域、民族文化、題材類別上的三重邊緣性質。

一是地理環境的邊緣性。寧夏地處西北邊境，降水稀少，土地干旱，地形地貌以黃土、丘陵、砂礫為主，農業生產、民居建筑、生活習性既不是全內地，也不是全游牧，而是介于二者之間，具有文化區域上的過渡性質。政治軍事上為胡漢對壘區，戎馬地的氛圍濃厚，到處可見軍事地理建置。這一特征十分醒目，被寫進唐人寧夏邊塞行旅詩中，構成其標志性的地域特征。李益《五城道中》：“金鐃隨玉節，落日河邊路。沙鳴后騎來，雁起前軍度。五城鳴斥堠，三秦新召募。天寒白登道，塞濁陰山霧。”《從軍夜次六胡北飲馬磨劍石為祝殤辭》：“我行空磧，見沙之磷磷與草之羃羃，半沒胡兒磨劍石。當時洗劍血成川，至今草與沙皆赤。”黃滔《塞上》：“長河涉有路，曠野宿無程。沙雨黃鶯囀，轅門青草生。馬歸秦苑牧，人在虜云耕。落日牛羊聚，秋風鼓角鳴。”提到多種軍事地理建置，鋪寫長河、曠野、黃沙、雪地、溝谷、丘陵、牛羊等異于中原內地的邊塞游牧景觀，表現寧夏冬長夏短、雨雪稀少、氣候干燥、風大沙多等特點，和自南向北，生產方式從以農耕為主過渡到畜牧為主、民風由柔和保守到剛猛開放的過渡性區域特征，可以視為寧夏在地理山川上的邊緣性。

二是民族文化上的邊緣性。初盛唐時，京西京北是漠北降胡的主要安置區。唐高宗以來，在靈、夏州南境，又設魯、麗、含、塞、依、契六胡州，安置粟特、柘羯降。而當地本來就是著名的多民族地區，境內生活著突厥、鮮卑、黨項、回紇、吐谷渾、契丹、沙陀、稽胡等二十多個民族，皆以騎射游獵為主。但因胡漢雜居，加上不少內地漢人也遷徙此地為官經商，所以這里又不無漢文化成分，故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此地的又一顯著特點。對此，唐人詩章亦頗有記述。李嶠《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爾而作》：“奉詔受邊服，總徒筑朔方。驅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李益《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六州胡兒六蕃語，十歲騎羊逐沙鼠。沙頭牧馬孤雁飛，漢軍游騎貂錦衣。”薛逢《送靈州田尚書》：“陰風獵獵滿旗竿，白草颼颼劍氣攢。九姓羌渾隨漢節，六州蕃落從戎鞍。”都提到這里文化上的多元共生特征，表現這里各民族之間既有沖突競爭，又能和諧共處的復雜關系。從其描述看，諸多胡族之間，因為面臨相同的生存環境，在飲食言語、服飾裝束、生活習性上彼此相近，相似性要大于差異性。詩中所記當地民族特點，為諸胡所共有，并不專屬于某一族。這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渡性特點，亦可以視為寧夏地區在民族文化特征上的邊緣性。

三是詩歌題材、文學種類上的邊緣性——叢生于多種文學樣式的邊緣。唐寧夏邊塞行旅詩，介于邊塞詩、行旅詩等多個題材的邊緣。既不是真正的邊塞詩，也不是常見的行旅詩，而是其中的別種和旁支，處于非主流的位置，長期遭到忽視和輕視，人們對其不甚了解。其構成要素是行程+景觀+感興，呈現三段式的結構特征。不像正宗的邊塞詩那樣思想深刻，想象豐富，藝術性強，而是切近現實，記事感懷，意蘊、境界都過于質實，不能調動讀者想象，更不具有盛唐邊塞詩那種議論邊政的社會批判色彩和政治理性。詩中用的不是第三人稱，而是第一人稱，不是他者視角，而是自敘口氣。詩中人物不是經過詩人概括的不無典型化意味的征夫戍卒，而是游邊的文士，是詩人自己的自塑像。主題不是從前的那種邊鎮勞苦、軍旅艱辛、戍邊報國，而是文士邊地長途旅行的道路辛苦、對前途的憂慮，對親人的思念。方方面面都跟正宗的邊塞詩有異，故很難說是真正的邊塞詩。學界認為，地域性并不是辨別邊塞詩的主要標志，主要的判斷標準應是主題思想、藝術風格。按照這一觀點，邊塞行旅詩更不是真正的邊塞詩。正如田園詩可以不實寫田園，只以田園為憑借來建構文人精神家園一樣，邊塞詩通常也不實寫邊塞，只以邊塞意境作為抒情的端口，來表達殺敵立功、報國思家的主題。這些特點，多數邊塞行旅詩都沒有，所以難以得到承認。但它又實實在在地寫到了邊塞，

具有多樣化的思想內涵。這樣的詩，即使不是邊塞詩，也是邊地詩。借用學者的觀點，可稱邊地文學、邊境文學或邊疆文學，其主要內涵是邊地敘事，而不是邊塞抒情;其價值在于表現了邊地獨特的地理空間，為唐代文學拓展出新境域，建構了以游邊文士生活和心理為中心的自我表達方式，不必再重復前人，繼續使用已經老套的代言體，去虛構一個文士筆端殺敵的想象空間，而在于耳目所接，實地觀察，具有地緣意義和文化意義。

這種邊緣化的創作特征，落實到具體作品上，體現為三重邊緣狀態：

一是人物形象的邊緣化。這些詩中的下第游邊的舉子、游幕的選人，相對于京城官員而言，都是些小人物，身上并無光彩可言，形象灰暗而卑微，被擠壓到國家和社會的邊緣，長期受到冷落。可是沒有這些邊緣人，也就無所謂中心。他們的出現，完善了唐邊地詩的人物譜系，反映出中晚唐文士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多層級，說明科舉、銓選、方鎮、幕府政策導致士人群體分化，京城詩壇在中晚唐加速分化，表明此種分化對文壇格局的深遠影響。雖經多方努力但仍無法擠進官僚體系，被迫離京行游邊關，詩人寫實的筆觸因此而伸向大西北的遠處。雖然這樣的作品格調不高，但其塑造的游邊文士形象深刻反映出其生存的艱難，真實表現了他們進退失據的痛苦，是游邊文士的自塑像，具有文學史意義和社會認識意義。

二是生存狀態的邊緣化。不能擠進主流社會，被迫行游塞漠，棲身荒原，靠做邊鎮幕僚棲身，靠干謁邊鎮主帥來求名，生老病死都無人理睬，這樣一種生存狀態，相對于大官顯貴身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而言，是一種邊緣化狀態，一般詩文不寫，只有在中晚唐邊塞行旅詩中才可看到。因為是通過寫實手法再現的，故所述具有紀實效果，深刻反映了這些弱勢人士的生存實際，表現了一個真實而平凡的世界，能夠喚起人們的注意，喚醒社會的良知。

三是境界的邊緣化。詩中呈現的曠遠的邊疆、荒涼的塞漠、漫長的冰河、起伏的山地、無窮的征路，以及青草、牧場、鼓角、牛羊、古堡、軍城，相對于人稠地狹的中原腹地來說，都是一種荒落之地，一般人士視為畏途，在依靠想象成詩的邊塞詩里并不多見，在其他題材的詩中看不到，唐以前和唐以后詩中更看不到，只有實地觀察的中晚唐邊塞行旅詩才能具體真切地感受得到，這種人無我有的東西也是彌足珍貴的。

邊塞行旅詩雖也紀行，但不同于一般行旅詩。常見的行旅詩寫的是內地旅行，常用驛館、燈燭、浮云、流水、亂山、楊柳、飛雁等描寫性、象征性意象來抒懷，是一種寫意式的抒情結構。這一特色，中晚唐邊塞行旅詩也沒有，有的只是對西北邊疆山川古跡人事的真實記錄。因為內容冷僻，所以也很少進入行旅詩的討論范圍。唐人行旅詩的名篇，境界清深，韻味悠長，體性較虛。邊塞行旅詩則正好相反，注重紀實，概括性強，不夠優美，卻很質實，因為這一點而受到文學研究者的排斥。

以上所說的唐人邊塞行旅詩在題材、主題、風格上與主流文學既相悖離又相親和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它在唐代文學體系中的尷尬位置。無論作者還是寫作對象都難以進入公眾視野，不為主流社會所認同。作者既處于社會的邊緣，作品著力表現的也是內地所無的邊遠境界、不能步入主流社會的邊緣情感。以上所說的非主流特征，也彰顯了它自身的獨特價值。

唐寧夏邊塞行旅詩若從正面研究，顯然比不過盛唐邊塞詩、中晚唐內地行旅詩。但若轉換角度看，卻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因為它生成于唐代寧夏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朔方軍鎮及其下屬的五城、六城，都只是唐代的軍事地理建置，進入北宋就不存在了，這里留下的各種唐代文化遺跡也消失殆盡。隨著朝代更迭和都城遷移，宋以后，寧夏邊塞行旅詩產生的歷史條件不復存在，此類詩歌隨之消失，以后再也不見有大量同類詩篇出現。宋元明清因為寧夏非近京之地，文士罕見游處，僅有北宋少數幕僚如魏野、張舜民等創作過一二行旅詩，然而又不專屬于寧夏。想要了解唐史上的寧夏游邊士人生活，只有依靠唐人詩篇。就此意義上說，這種詩是不可重復的，是中晚唐西北邊地的實錄，其獨特性十分顯著。作者以其游邊生活的深刻體驗，真實再現了西北邊地的自然環境，表現這里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狀態。邊遠的生存環境、漫長的國境線、眾多的少數民族、古怪的方言、隨處可見的城堡烽燧，都是后世文學中看不到的。寫得好的，還能把筆端伸向歷史的深處，將邊地人事溶入藝術化的天地，挖掘出邊地的固有特色。作品顯得境界廣闊，畫面多變。相對于名家精品和貴族文學，這是出自底層作者的寒士文學，因為所寫為遼闊邊境、邊地游歷，作品就深刻地切入了中晚唐邊境的社會現實，表達了游邊文人的真實感受，沒有京城貴族文學那種視野窄、圈子小的局限，哪怕是瑣碎的生活細節也能揭示社會面貌，披露生活真相，觸動讀者心靈。這種實錄精神和寫實品格的獲得，與作者的寫作態度有關。作者堅持的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態度，能從游歷生活中攝取具有地域特色和時代精神的素材，并予以藝術化的再現。這種態度，從今天的文學立場看，可以稱之為對邊地的守望。廣袤的邊地、多樣的文化、奇壯的風光、神秘的古建筑、物質生活的落后、生存環境的封閉，邊地文化的邊緣性、異質性，對這些東西，以邊地旅行為切入點，從文學角度做了富有新意的回答，故不可廢。

這種寫實品格的獲得，與作品的寫實手法也有關。中國古詩，不重寫實而重寫意。唐寧夏邊塞行旅詩則不然，反其道而行之。所寫的都是些游歷山川、憑吊古跡的實際生活題材，本來按照主流的創作習慣，可以運用象征、暗示、隱喻等手段，將客觀景物審美化，將詩歌處理成優美含蓄的抒情作品，但他們卻不是這樣，而是以寫實之筆對所見景物作忠實客觀的記述，具有明顯的現實指向，與以虛擬想象為主的初盛唐邊塞詩寫法迥異。盡管如此，到了高明的作者手里，照樣可以達到較高水平。如許棠《塞外書事》：“征路出窮邊，孤吟傍戍煙。河光深蕩塞，磧色迥連天。殘日沈雕外，驚蓬到馬前。空懷釣魚所，未定卜歸年。”張《朔方書事》：“秋盡角聲苦，逢人唯荷戈。城池向隴少，岐路出關多。雁遠行垂地，烽高影入河。仍聞黑山寇，又覓漢家和。”所引二詩皆能以短短數句寫獨特之景，對寧夏等邊鎮的山川道路、城池烽燧、物候人口、民族習俗做準確的概括，猶如時代的剪影。劉克莊《后村詩話》卷一言：“（杜甫）《秦州》五言二十首內云：‘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唐人游邊之作，數十篇中間有三數篇，一篇中間有一二聯可采。若此二十篇，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中晚唐游邊詩雖未達到如此高度，但長于寫景，多有佳句是普遍存在的。也正因此，《文苑英華》選入姚合、項斯、薛能、黃滔八首游邊詩或送人游邊詩，《瀛奎律髓》卷三選入十多首邊地紀行詩或送別詩。入選的理由，正在于這些詩在取景命意、遣詞造句上的可取之處。而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邊地紀行詩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為它們重現了唐代寧夏的社會面貌，有助于認識游邊文士的邊緣狀態，與傳統邊塞詩在內容和風格上互相映照，互為補充。盡管不占據主流，不受關注，在文學史上也不過是一時的存在，后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失去了發展的根基，但依然因為忠實記錄了特殊時期特殊人群的特殊生活，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學價值。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古代文學制度研究”（17ZDA238）成果，（湘教通[2004] 284號）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