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到唐代,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出現了高度繁榮的局面。

提起唐詩的繁榮,人們習慣于標舉這一昭然事實:清代康熙年間編輯的《全唐詩》收錄作品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實,僅僅從作品的數量著眼來稱道唐詩的繁榮,那只是一種皮相的認識。誠然,如此燦然可觀的數量,不失為繁榮的標志之一,但唐詩之所以能在我們古代詩歌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居于顯赫地位,成為“一代”之勝,與楚辭、漢賦、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并傳不朽,主要原因還不在數量之巨,而在質量之精。若純以數量論,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時間,遺留下將近五萬首詩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間遺留下的詩歌多出兩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稱羨,但較之清詩,數量上便無優(yōu)勢可占了。清代詩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還沒有一部較為完備的清詩總集,無法精確地加以統(tǒng)計,僅《晚晴簃清詩匯》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據統(tǒng)計,現存清詩專集,當不下于四千種。這意味著清詩的總數不是以萬計,而是以數十萬計,顯然遠過于唐詩。但卻很少有人稱贊清詩的繁榮,其原因便在于清詩的質量不及唐詩遠矣!

倘若從質量著眼來審視唐詩的繁榮,我們就會看到,唐詩不僅擁有一支聲勢浩大的作者隊伍,更重要的是這支隊伍中名家輩出,巨匠迭現,因而其“精銳”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無與倫比的。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李白與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陳子昂、孟浩然、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韓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賀、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皮日休、杜荀鶴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們“既嫻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伍,論宮商則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靈集序》),無論是體制的完備,還是技巧的成熟,無論是意境的高遠,還是韻律的精嚴,無論是揭示生活的深度,還是反映現實的廣度,都已達到了殆難后繼、不可逾越的地步。魯迅先生說: “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佛掌心的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 《致楊霽云》),其意大約即是如此。

尤為可貴的是,唐代許多優(yōu)秀詩人還不斷將探求的觸角和耕耘的犁頭伸向新的未經開拓的領域,努力出以戛戛獨造的藝術風貌,讓人們聽到自己獨具音色的高歌。這就必然帶來題材、風格和形式的多樣化,使詩歌園地里綻滿千姿百態(tài)、姹紫嫣紅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論,雖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論,但細細較之,其風格特征卻不盡一致。陸時雍《詩鏡總論》已指出: “王勃高華,楊炯深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可以認為,司空圖正是根據唐代詩人各不雷同的創(chuàng)作實踐而概括出頗具美學意義的“二十四詩品”的。正因為題材、風格和形式的多樣化,唐詩不僅以其所表現的積極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風貌給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顯示的異彩紛呈的藝術畫面和審美情趣給后人以陶冶。當我們在唐詩的苑囿里徜徉時,輒有目不暇接、心馳神往之感。

明代詩論家胡應麟曾經在其代表作《詩藪》中贊嘆道: “甚矣,詩之盛于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沉深、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這正是對唐詩高度繁榮的局面的精當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