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評注曼殊之詩，總感到戛戛乎其難。究竟難在哪里呢？我想主要還是難在方法上；具言之，我們目前所采用的那種單一的“背景分析”“典故注釋”以及所謂“知人論世”的方法，并非萬應靈丹，尤其是用在“好弄玄虛”的曼殊身上，似乎更行不通。

曼殊通過詩歌表達生存感受的方式是相當個人化的，痛苦、迷茫、悵惘、絕望，這一切都深深浸透在他的生命行跡與藝術文本之中，其豐贍與獨異，遠非像黑格爾所說的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可以“一網打盡”。他的不少“無題”“失題”詩，往往隱沒了“本事”，由此生發的那種迷離惝恍的美感或“妙處難與君說”的韻致，或許正是詩人的“有意為之”。作為評注者，即使通過考證、訓詁等手段，獲得了一些具有私密性質的“意外發現”，可當我們心勞力絀地試圖通過“評注”“得秉筆人之本意”時，卻不能不遺憾地發現，由于歷史語境的懸隔，這其實不過是注家本人的一廂情愿，弄得不好，與作者本人來個“君向瀟湘我向秦”的滿擰，也未可知。不過，我必須在此申明：本人并不贊同像新批評派那樣切斷作品與社會、歷史、道德以及作者生平的一切聯系，只強調作品本體甚至譏諷尋找作者的創作意圖，即是向作者求援、即是批評家自認失敗的觀點。盡管新批評派在主觀上力圖挽救社會歷史批評和傳記式的批評方式，但仍難免陷入與被挽救者同樣謬誤的境地。從實踐效果看，當新批評派們大力標舉“我評論的是我自己”，并站在一個同作品相距甚遠的地方為自己的結論沾沾自喜時，讀者卻無法帶著這個結論去重新感受作品。有鑒于此，我力主將作者生平之類的東西也視為一種文本，具體考察作者的生平文本與作品文本的“互文性”；也就是說，要盡力探究二者之間所容涵的那種相互解釋的關系。竊以為這比那種看似嚴肅實則主觀武斷的“背景分析”與“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要靠譜得多——因為把詩歌降格為“歷史”的附庸或“背景”的衍生物，不但不會增強反而會削弱詩歌的審美功能。易言之，詩，倘若被強行納入某種理念的指代系統，只停留在知解力上，而不能轉化為人們自由的情感體驗，那么，詩的美感與魅力將從何體現呢？

再說典故注釋。大量的詮釋學實踐證明，面對一種詩歌文本，如果我們只注明其中出現的典故的詞典意義，未必就能真正洞悉文本的深層意蘊。因為從詩歌的創造過程看，其特征主要是直覺的、感性的，而非邏輯的、推理的。典故，經由歷代文人們不斷地輾轉使用，勢必層累性地增添許多新的意義，這必將使典故的“詞典意義”（表層含義）與“詩人所賦予的意義”（深層含義）之間產生一定距離；再者，在詩歌特定的語境中，“典故”的表層含義后面往往還活躍著一重情感的意蘊，這就形成了“詩家語”所特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迂回性美學效果。基于此一認知，倘若只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對詩中的典故——一種對創作主體豐富、獨特的精神世界的象征表達的特殊意象——進行知性解析，往往會膠柱鼓瑟，甚至會有郢書燕說之虞。榮格曾經指出：“一個符號一旦達到能清晰地解釋的程度，其魔力就會消失。”此言極是。作為詩歌所特有的意象性語言，往往是與詩人的某種情緒狀態相對應的，它并不具備科學語言所要求的那種高度的透明性；易言之，意象性語言所表現的往往不是某種清晰的思想，而是某種充滿活力的“意識團塊”。因此，愈是詩的，愈具有抗譯的質性；詩，其實就是那些在解析與翻譯中“失掉的東西”（即那些粘附在各個意象上的豐富的情感意味）。若昧乎此，僅僅滿足于對文本中的典故作刻舟求劍式的實指，便無法感領詩人通過意象整合創生出來的那種“語句下的意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一向執著地認定，無論是譯詩還是注詩，皆須由一流的大詩人來擔承——只有在他們身上，才有著某種帶有靈異性質的、充滿個人化的神秘心靈體驗和某種“靈視”能力——即智性的燭照和悟性的穿透。唯其擁有這一切，才有可能在譯詩注詩的過程中盡可能地減少那些被稱為“天使的塵埃”的東西的失落。

基于以上認識，在為曼殊詩進行評注時，我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只將“背景分析”（這也是出版社方面的一個硬性要求）作為打開文本的一個途徑，在考證文獻的基礎上，盡可能地發掘那些來自作者生平的“本事”，使其與文本本身產生某種“互文性”，而心力所凝，則在對詩歌文本的藝術賞析與整體闡釋（不消說，這一切都必須融合在具體的注釋之中）。需要說明的是，我的評注既汲取傳統的舊注方法，但又不拘執于此，而是適當采取現代批評的方法，重在詩情、詩心、詩性、詩境的體悟與品鑒。

從本質的意義上說，作為人類靈智活動的高級產物，詩歌是自由精神的產物，是一種將個我從現實層次的羈絆中超拔而出的提升，它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所謂“始于意格，成于字句”的操作性的結果，而是具有鬼斧神工的奇妙與渾然天成的密致，幾乎非人力所為。對詩人來說，這恐怕只有在柏拉圖所說的“諸神降臨”的幸運時刻才能幸致。在這個將靈思妙悟跡化為藝術文本的過程中，恐怕連詩人本人都會陡生“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之嘆；作為注者，又豈敢謬托作者的“知音”？如果從審美接受的視角看，對同一詩歌文本從來就難以達成絕對的共識（“詩無達詁”）。執是以衡，我認為還是韋勒克、沃倫的見解較為通達可采，他強調道：“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的結束，也即歷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文學理論》）既然如此，那么，在具體的評注中，我們為何不盡量采取比較開放和自由的解詩姿態呢？當然，僅有這種“姿態”是不夠的，作為注者，還必須擁有明睿的哲學意識與歷史穿透力、藝術化的審美感覺、豐富的人生閱歷，甚至情感上的成熟，庶幾可達至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的“視界融合”。盡管我本人對這種境界一向神往，可由于才有不逮，慮有未周，逞私智而錯用心者，在所難免。在此，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寫至此，我忽然想起宋代詩人楊誠齋為米南宮帖所做的一段跋語：“萬里學書最晚，雖遍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未敢拈出。” 這是何等令人追慕不已的逸懷雅致，非才華騫舉、襟期超曠的大詩人不能道出。至于真正屬于我本人的那“一瓣香”，尚在培壅滋養之中，故逮至今日，仍不敢拈出。

丙申荷月邵盈午撰于古彭搴蘭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