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明別集

1.《元遺山先生全集》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人。唐朝詩人元結后裔。青少年時代曾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蒙古軍隊南下，他流亡到了河南。三十二歲中進士，做過南陽及內鄉的縣令，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蒙古滅金后，被羈于山東聊城，和北方人民共同遭受到空前的災難，詩人義憤填膺，激起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后回故鄉從事著述，再未出仕。

《元遺山先生集》共40卷，收錄元好問詩1360余首，題材多樣，內容豐富。元好問的詩繼承了我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反映了金元時期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元軍的殘暴行徑，沉痛悲歌，感染力極強，具有詩史的意義，是杜甫之后又一現實主義的高峰。如：“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單騎驅人動數千”，“更教何處過明年”（《續小娘歌》其三）等。元好問的述懷、詠物詩，雄渾開闊，多悲憤之氣。寫景詩構思新奇，描繪生動，氣勢宏大。

元好問詩學杜甫，講究真實情感。七古、七律的成就最高，七律尤見工力。他的《論詩絕句三十首》對建安以來的詩歌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表明了他喜愛純樸自然、反對人為雕琢的態度。

元好問的詞現存370余首，藝術上取法蘇軾、辛棄疾，內容極為豐富，兼有婉約、豪放諸種風格，被譽為“集兩宋之大成者”，代表作有《木蘭花慢·游三臺》、《水龍吟·水調歌頭》等。

2.《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

張養浩（1270—1329），字希孟，號云莊，濟南（今山東濟南）人。歷任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等。厭惡仕途險惡，遂棄官歸隱，屢召不赴。后因救災受職，勞累死于任上。

《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收錄了張養浩小令161首，套數2首。作品大多為辭官歸隱時所作。張養浩的散曲可分為三類：一是揭露官場險惡和世態炎涼，感情沉痛，描寫深刻，如《朱履曲》：“禍來也何處躲，天怒也怎生饒？把歸來時威風不見。”二是描寫田園風光和歸隱后的輕松自如，如《中呂·朝天曲》：“掛冠，棄官，偷走連云棧，湖山佳處屋兩間，掩映垂楊岸。”三是同情人民疾苦，代表作為《山坡羊·潼關懷古》，揭示了封建王朝“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會現實。

張養浩的散曲格調高遠，感情誠摯純樸，文字平白流暢。作品在元散曲中獨具特色，也是元代少數有散曲別集傳世的作家之一。

3.《鐵崖先生古樂府》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東維子，諸暨（今浙江紹興）人。元末詩壇領袖，其詩被稱為“鐵崖體”。

《鐵崖先生古樂府》10卷，由楊維楨門人吳復編撰，收錄了楊維楨古詩、雜詩共409首。吳復對這些詩大多進行了評注。楊維楨的古樂府較為有名。語言與格調介于盧仝、李賀之間，但流于奇詭怪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評價說：“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時，而彈射者亦復四起。”

4.《宋文憲全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今浙江金華）人。宋濂被明太祖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問淵博，擅長散文，文章宗法唐、宋，曲折暢達，雍容渾穆，以辭達、明道、養氣為宗旨，被稱為明代第一大家。

宋濂著述版本較多，有《宋學士文集》75卷，收文900余篇，系宋濂自己編撰，由其子宋燧繕錄，《四部叢刊》據此刻本影印。較完備的版本是嘉靖刻本，嚴榮編輯的《宋文憲全集》，共53卷，收錄文章1400余篇。宋濂的傳記散文成就較高，用筆細膩而簡練，善于利用一些具體的細節來刻畫人物、突出細節，如《記李歌》、《秦士錄》、《王冕傳》等。

5.《誠意伯文集》

劉基（1311—1375），字伯溫，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因受排擠辭官歸隱，應朱元璋征召，成為明開國功臣。曾被封為誠意伯，后被朱元璋毒害。

劉基的著作主要有《覆瓿集》，收錄寫于元朝末期的詩文；《犁眉公集》，是晚年所作詩文的匯集；《寫情集》，是詞作專集；《郁離子》，是寓言專集；另外還有《春秋明經》。《誠意伯文集》20卷，系后人更定次序，重新編定的文集，除《寫情集》、《郁離子》外共計收文220篇、詩1100余首。劉基詩文兼長，文章俊逸豪邁。明史稱他：“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并為一代之宗。”詩包羅古今各體，沉郁頓挫，自成一家，風格上類似于杜甫、韓愈。沈德潛推他為一代之冠。《郁離子》寫于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的元末時期，用寓言的形式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也表現了他淵博的學識和富有創造性的進步思想。

6.《高青丘集》

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曾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因堅辭戶部侍郎一職，朱元璋認為他不合作，借故腰斬于南京。

《高青丘集》系徐澄宇、沈北宗以清雍正年間金壇輯注的《高青丘詩集注》為底本，再校以他本而成，是目前最完備的版本。高啟最早的著作是他生前自訂的《缶鳴集》，共12卷，收錄詩歌900余首，由他的內侄周立于永樂元年印行。金壇輯注的《高青丘詩集注》，被認為是較完備的本子，收集許多佚書并附錄作者本傳、圖贊、年譜、時人的哀誄、祭文和后人對他的詩評、雜記，書后有補遺《扣舷集》、附錄《鳧藻集》等。

高啟的詩歌摹擬百家，眾體兼長，雖有擬古傾向，但才情豐富，不滿現實，詩中頗多寄托，是明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他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揭露了統治者的殘暴，表現出對農民的同情關心，如《養蠶詞》、《采茶詞》等。藝術成就最高和最有特色個性的作品是他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詩，如《醉歌贈宋仲溫》、《清明呈館中諸公》等。

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號稱“四杰”。

7.《空同集》

李夢陽（1472—1527），“前七子”之一。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今甘肅慶陽）人。弘治六年（1493年）進士。為人剛毅正直，因同權貴、宦官作對，以至屢次下獄，最終被罷黜。

《空同集》共66卷。李夢陽在文學上“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臺閣體”，對打擊“臺閣體”和“八股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他堅持“刻意古節”，句模字擬，逼肖前人，走向了盲目尊古的道路，最終導致了剽竊模擬。他的詩重氣魄，追求雄奇、豪放，作品以樂府和古詩居多，其中也有不少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如《朝飲馬送陳子出塞》揭露了明朝軍隊的腐敗，《玄明宮行》則刻畫了宦官的窮奢極欲。

8.《弇州山人四部稿》

王世貞（1528—1590），字元美，號鳳州，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江蘇太倉）人。“后七子”領袖之一。幼年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為官正直，曾觸忤權臣楊繼盛等。后官至刑部尚書，病逝鄉里。

《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續稿》207卷，《弇山堂別集》100卷，《畫苑》10卷，《王氏書苑》10卷。《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續稿》均按賦部、詩部、文部、說部四部分類。王世貞工詩能詞，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他作詩自《詩經》至漢魏晉南北朝樂府、李杜詩無不模擬，但他的高明在于往往用古詞、古調寫時事，現實感較為強烈。他寫了不少感時傷世的政治詩，如《鈞州變》揭露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暴，《袁江流鈴山崗當廬江小吏行》譴責了嚴嵩父子的“負國”和橫行不法，《正德宮詞》諷諭明武宗沉湎酒色。王世貞的律詩和七絕很有成就，某些不刻意仿古的詩很有才思。

王世貞的戲曲、散文都較有成就。曲論收錄在《藝苑卮言》的附錄中。王世貞認為，戲曲成功的關鍵，主要在于能否“動人”。傳奇戲曲《鳴鳳記》據傳作者為王世貞。此劇揭露了嚴嵩父子專權賄賂、禍國殃民的罪行，贊揚了楊繼盛等人與權奸誓死斗爭的精神。人物紛繁，形象鮮明，但結構較為松散，人物也缺乏性格特征。

9.《震川先生全集》

歸有光（1506—1571），字熙甫，人稱震川先生，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少年即有文名，中舉后，二十余年屢試不第，遂聚徒讀書論道，年六十始中進士。

《震川先生全集》共40卷，其中正集30卷，別集10卷，收錄散文774篇、詩歌113首。歸有光是“唐宋派”的代表，他反對模仿秦漢古文的前后七子，主張繼承唐宋散文的優良傳統。他善于把生活瑣事引至“載道”的古文中，使古文和社會生活密切地聯系起來。文章清淡自然，長于即事抒情，能用簡約平凡的字句，表達真摯的情感。但其散文大多為經解、題跋、議論、墓志、碑銘、祭文、贈序、壽序、行狀以及制義，這類作品內容空洞貧乏。敘事、抒情散文卻多出色之作，這類作品或敘述家庭瑣事、生死聚散，樸素簡潔，親切動人，代表作為《項脊軒志》等；或寫吏治腐敗、百姓困苦、惡霸橫行、倭寇騷擾，表達作者為民請命的心愿，如《九縣告示》、《備倭事略》等；或勾勒刻繪普通人物，如《可茶小傳》、《鹿野翁傳》等；或記載世態民情，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如《壬戌紀行》、《己未會試雜記》等。

歸有光的散文即事抒情，注重細節，結構精巧，波折多變，被后人推崇為明代第一大散文家。但其許多散文內容空洞，言之無物，又多寫瑣屑雜事，缺乏深刻廣泛的社會現實內容。

10.《徐渭集》

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天池、青藤道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天才超逸，但屢試不第。豪放不拘，鄙棄禮法，終生潦倒。多才多藝，自稱“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晚年佯狂，詩文益奇。

《徐渭集》共4冊，收錄有徐渭的詩、文、詞、雜劇，另有補編和附錄。徐渭的詩、文超越同輩。詩、文注重抒發真實情感，與李賀風格相似。徐渭的文學成就主要在于雜劇，作品充分表現了他狂放不羈的性格和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代表作是《四聲猿》，包括《漁陽弄》、《雌木蘭》、《女狀元》、《翠鄉夢》。作品透過喜劇、鬧劇的形式，表現出悲憤的內容，達到了“嬉笑之罵怒于裂眥，長歌之哀甚于痛哭”的境界。徐渭論曲重視南戲，提倡本色，不拘泥音律。他的浪漫主義文學風格對湯顯祖、袁宏道及弟子王驥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1.《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曾問學李贄，思想、行動頗受其影響。兄弟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并稱為“公安派”，時人稱為“三袁”。

《袁中郎全集》共40卷，其中文集25卷，詩集15卷。袁宏道的散文自成一家，他打破了傳統古文的格局，促進了文體的解放。著作大體可分為尺牘、隨筆、傳記、游記四類：尺牘大多簡潔凝練，風趣詼諧；隨筆題材豐富，意趣盎然，如《促織》、《斗蛛》等；傳記塑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徐文長傳》、《醉叟傳》等；游記真切動人，語言平易，描寫細膩，文筆優美，善于在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如《虎丘》、《滿井游記》、《晚游六橋待月記》等，流傳較廣的正是這部分文章。

袁宏道的詩歌成就遜于散文，現有1700余首。語言通俗淺顯，大多抒發個人情趣，也有部分作品對社會現實進行了批判。

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反對七子的復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強調文學的時代性，反對貴古賤今；重視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成就主要是散文，他們打破了傳統古文的陳規格局，語言不事雕琢，個性流露自然，對古代散文發展具有一定的貢獻。但他們忽視現實，創作題材狹窄，態度消極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