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是清章學誠編撰。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清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進士出身，授國子監典籍，后去職。早年廣泛涉獵史書，曾與史學名家邵晉涵、洪亮吉等人共同修撰史籍，并主持過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53歲時入湖廣總督畢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等書。晚年目盲，但仍著述不輟。章學誠雖然生活在乾嘉漢學的鼎盛時期，但未沾染上當時的考據風氣，還獨樹一幟，主張以史學經世，認為“六經皆史”，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重經輕史的偏失，他還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理論，建立了較為系統的目錄學和史學。

他在總結前人撰修方志成敗得失的基礎上，建立了方志學，提出分立三書：一是仿紀傳體作志，二是仿律令、典例體作掌故，三是仿《文選》、《文苑》體作文征，把地方志提高到了應有的地位。這方面的著述有《方志立三書議》、《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修志十議》、《州縣靖立志科議》、《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等。

《文史通義》共計11卷，內篇6卷，外篇3卷，補遺、續補遺各1卷。撰寫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嘉慶六年（1801年）脫稿，歷時30年之久，去世時尚未完稿，后由其次子華紱整理，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勘定為《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的內篇主要論述文史。他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闡明“六經皆史”，目的在于降低經的地位，提高史的地位，這是其史學理論的核心。他認為：“古人不著書，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他強調史學應該是經世之學，史學是經世致用的學問。他既反對空談義理，又反對專務考索，并認為“古無經史之分”、“六藝皆古史之遣”。因此，“六經”難以囊括學術，只有史學才切合實用。他所說的“六經皆史”中的“史”是專指史學，并且認為唐宋以來的歷史著作，都算不上史學，只能稱之為史考、史選、史評之類。他把史籍區分為“撰述”和“注記”兩類，認為前者是一家之言的著作，后者則是材料羅列的纂輯，盡管兩種體裁都各有其價值，但前者要遠遠高于后者。

他主張史學應具有“義”，或者說“史意”，也就是《春秋》的制義法，或言“書法”，認為之所以“六經皆史”就在于其蘊含的“史意”。他在《內篇·浙東學術》中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所以，他反對擬古、厚古，認為史學要隨歷史而變化，既要“傳古”還要“通今”。因此，他主張編寫通史，并特別稱贊司馬光和鄭樵的史學貢獻。

章學誠在《內篇·史德》中進一步發揮了劉知幾史家“三長”的理論，認為三者以“史識”為最重，“能具史識者，必識史德”。史德，也就是“著書者之心術”，史家若不具備史識，就無法辨別史事的性質，即使有史才、史學，所著書也只能是穢史、謗史。

《文史通義》的特點，正如其子華紱在《文史通義》序中所說：

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

這比較正確地說明了《文史通義》的特色與價值，評價雖然出自其子之口，卻比較中肯。缺點在于過分強調了史的地位與作用，但不像馬端臨在其《文獻通考》中所評價的：“不足以成比次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