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文化建設中若干關系問題的辯證方法

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推進。”（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在文化建設上，正確的方法論，核心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即從實際出發，按照唯物辯證法原理把握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大課題，正確處理文化建設所面對的各種重大關系。1992年，在《擺脫貧困》一書的跋中，習近平就表示，“我是崇尚行動的。實踐高于認識的地方在于它是行動。”（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21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正是在閩東工作時，面對貧困地區辦教育問題，他強調，“不是議論要不要辦好教育，而是要動手解決怎樣辦好教育的問題”（注：同上書，第174頁。）。根據閩東客觀需要和條件，他提出了具體的思路，不僅對于改變閩東的教育，而且對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我們看到，習近平同志一直強調“干在實處”，“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強調文化工作“虛功必須做實”。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真諦。因為，馬克思強調，“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頁，人民出版社，1995。）。對于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來說，辯證法或者辯證思維，就是改造世界的武器，其要義不在于認識，而在于行之有效的行動。那么，如何“虛功必須做實”呢？就是在改革發展中，辯證地處理文化建設面臨的各種具體關系。

一　通過改革推動文化大繁榮

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與時俱進的事業，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因此，必須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斷深化我國的文化事業和產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大繁榮。習近平同志一貫強調，精神文明代表著與歷史和現實中長期存在著的精神愚昧相決裂的過程，這決定它是一個長期的、“滴水穿石”的過程。（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15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這是因為，扶正去邪、去偽存真、懲惡揚善、褒美貶丑的任務從來都是十分艱巨的，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所以，無論是理想信念，還是道德教育，如同積跬步而至千里、積小流而成江河，必須日積月累才能有收獲。另一方面，隨著精神文明的縱深推移，也必將激化各種矛盾，遇到新的阻力。特別是當前，國內外環境都在發生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使我國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使改革開放直接面對不少困難和問題。在文化建設方面，無論是具體的教育問題，還是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與其他社會問題類似的文化發展上的城鄉和地區差異等結構問題，都開始突出。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深化改革。簡言之，“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這種辯證思維亦是推動文化建設的法寶。

二　通過體制機制建設來保障文化建設

習近平同志歷來強調體制機制的意義，在文化問題上亦是如此。他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要靠思想教育、實踐養成，而且要用體制機制來保障。從宏觀方面，習近平同志指出，一要發揮政策導向作用，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二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轉化為具有剛性約束力的法律規定，用法律來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三要各種社會管理主動承擔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責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體現價值導向，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鼓勵、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制約。這就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政策導向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法治的力量以及主體（政府、社會和個人）能動性通過體制機制結合起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大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從微觀方面來講，習近平同志也關注包括互聯網傳播問題，留下不少具體的指示。總的說來，他強調，面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和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不僅要加強政策引導，而且要健全基礎管理、內容管理、行業管理以及網絡違法和犯罪的打擊等各方面工作聯動的機制，加快形成法律規范、行業自律、社會教育等多方面的管理體系。簡言之，通過體制機制建設確保互聯網可管可控，占領信息傳播制高點，使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大發展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三　必須把精神文明融入改革開放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習近平同志文化建設虛功實做的辯證思維，一個十分重要的體現是，他從來不是獨立地看待精神文明問題和文化建設的，從而總是將之置于改革開放各個方面和整個過程來把握的。他強調，精神文明作為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積極成果的總和，標志著精神生產的發展水平，必然滲透在物質文明建設中，體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文化建設不僅不能脫離這些方面，而且正是要滲透和融入這些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產生較大的成效。例如，在談到生態文明建設時，他強調，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著力樹立生態觀念、完善生態制度、維護生態安全、優化生態環境，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我們衡量生態文化是否在全社會扎根，就是要看這種行為準則和價值理念是否自覺體現在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48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四　文化建設必須融入生活

精神文明和文化，總是通過具體的載體來發揮作用的，也總是通過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整體生活品質表現的。習近平同志深知這一辯證結構。所以，我們看到，無論在地方還是中央，習近平同志始終強調，文化建設必須融入生活，“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在宏觀上，他主張，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思想道德建設一定要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創造實實在在的載體，寓教于樂，入耳入腦，深入人心，潛移默化。他要求宣傳思想工作要通過積極探索和創造更多更加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有效載體，把精神文明建設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富有實效。在微觀上，他也突出強調，大力培育和弘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要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業規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學生守則等行為準則，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人們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他具體地談到，“禮儀是宣示價值觀、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計劃地建立和規范一些禮儀制度，如升國旗儀式、成人儀式、入黨入團入隊儀式等，利用重大紀念日、民族傳統節日等契機，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慶典活動，傳播主流價值，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一些重大禮儀活動要上升到國家層面，以發揮其社會教化作用”（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8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例如，在他的推動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公祭日成為國家公祭日，他親自參加了2014年的第一個國家公祭日并發表重要講話。這對于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對于激勵國人和世界人民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為人類和平作出貢獻，都具有巨大的作用。

五　抓與不抓大不相同

在虛功必須實做的辯證思維中，習近平同志還特別強調了各級政府和領導同志的責任和作為問題。在浙江工作期間，針對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問題和矛盾比較突出的現狀，他認為抓與不抓將是大不一樣的。在理論上，他指出，事物的發展都如逆水行舟，不去推它，它就會倒退；任何一項工作，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不抓機遇，抓不住機遇，剩下的就只有挑戰了；任何一個陣地，我們不去占領，敵對勢力、錯誤思潮和一些負面的東西就會乘虛而入。在實踐上，他推動該省廣泛開展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加強文化陣地建設，整治文化市場、整治社會風氣”為主題的“雙建設、雙整治”活動，取得了明顯成效。

六　必須正確分析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和現實

20世紀80年代末，在閩東工作時，習近平同志認為，通過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設，從整體上說，閩東取得了很大成績，例如社會風氣有了好轉，社會主義教育較為普及深入，但也存在著明確的問題，例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又沉渣泛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還相當薄弱，集體主義觀念有所淡化，還有相當多的文盲、科盲、法盲，迷信思想也在阻礙科學文化知識的普及和提高等等。因此，他提醒廣大黨員干部，我們所面臨的現實還是很嚴峻的，千萬不能掉以輕心。他強調，在充分認識成績和問題的基礎上，必須發揚成績，糾正失誤；調動積極因素，轉化消極因素。這正是其認識和實踐之一貫辯證特征的體現。我們看到，他反復強調，必須堅持改革創新精神和膽略，化挑戰為機遇，轉潛力為實力，變困境為佳境，由被動“倒逼”轉向主動選擇，從“適應性”改革向“預見性”改革轉變，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提升。

七　文化建設要堅持創新與繼承相統一

在創新與繼承關系上，習近平同志一貫強調必須堅持兩者的統一，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不斷求新、求變、求精，大力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例如，在浙江工作期間，他強調悠久深厚、意韻豐富的浙江文化傳統，是歷史賜予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開拓未來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在浙江現代化道路和建設文化大省過程中，必須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進一步弘揚和發展浙江精神，不斷挖掘其歷史積淀和豐富其現實內涵，實現浙江精神人文精神的與時俱進，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增強社會發展的軟實力。正是基于這種辯證認識，他強調，中華文化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既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要實現創性轉化，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在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和弘揚時代精神的辯證統一中，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和大繁榮。

八　正確處理精神文明建設中“破”與“立”的關系

習近平同志認為，精神文明建設中的“立”與“破”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立”就是必須進行正面教育和宣傳，“破”即批判和揭露假、惡、丑，“立”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不過，封建主義的東西，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就需要“破”的力度，即運用法制、行政的手段，持久、深入地開展與各種假、惡、丑斗爭，弘揚社會正氣。宣傳工作上也是如此，正面宣傳是主要的，但決不能放棄輿論斗爭。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的問題上，決不能似是而非，模棱兩可，而要敢于亮劍，對錯誤觀點和思潮進行有力批駁。

九　正確處理文化各個層次、不同組成部分及其不同面向之間的關系

以教育為例。教育是文化建設的基礎性方面之一，習近平同志關于教育不同層次和不同側面的方面留下了不少辯證的思考，這對于我們的具體工作也有極大的啟示作用。例如，談到地方發展教育的時候，他強調要正確處理數量與質量的關系，把數量發展和教育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堅持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148—15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再如，在談到素質教育的時候，他強調，不僅要注重科學知識的教授，而且更應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只有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有機交融，才能使一個人真正樹立科學精神，“活化”所學知識，正確認識世界，能動改造世界。因此，加強素質教育，不僅使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而且使學生的人格、個性也得到和諧發展；不僅要開發學生的智力，而且要培養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不僅要“授之以魚”、教授學生“學會”，而且要“授之以漁”、教授學生“會學”；不僅要教學生學習文化知識，而且還要教學生懂得立身做人的基本道理，使學生心智健全、人格完善、體格健康，得到全面發展和整體發展（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162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更值一提的是，不只是在一般教育，而且在黨員教育問題上，習近平同志也有很深的辯證思考。例如，在2005年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針對“無用論”和“速勝論”兩種不良論調，習近平同志提出保持黨的先進性要把抓經常性教育和開展適當的集中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先進性教育重在“強身健體”等對于黨員教育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問題。“無用論”認為，黨內教育沒少搞，但問題仍然存在，因此這次教育也不會起很大的作用；“速勝論”則期望“畢其功于一役”，通過一次運動解決所有存在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強調，這兩種論調都違背唯物辯證法精神，都可能導致“走過場”的結果。在他看來，如同為了保持人的身體健康要抓保健一樣，既要經常檢查身體及時發現病癥，又要針對病癥進行及時治療，黨的健康發展，也是既需要經常性教育又需要集中教育。換句話說，保持黨的先進性也要與時俱進，常學常新。因為黨的先進性是歷史的、具體的，先進性建設既有緊迫性，又具長期性。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也不等于將來先進。無論是開展經常性還是集中性的黨內教育，目的都是一個，就是為了“強身健體”，解決問題，有效清除我們思想上的“病菌”和工作中的“疾患”（注：同上書，第128頁。）。從這個例子也可看出，習近平同志十分善于運用辯證思維，在各種領域和不同時刻，都能夠基于辯證思維找準問題的關鍵，提出切實有效的工作思路，而這一點源自于他對社會生活（這個例子中人的健康問題與黨的歷史發展問題）客觀矛盾和運動規律的深入把握。

十　重在身體力行

最后，需要突出強調的是，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于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核心價值觀的養成絕非一日之功，要堅持由易到難、由近及遠，努力把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變成日常的行為準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信念理念。在具體的工作中，他強調“理想責任價值也要重在實踐”（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152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他認為，理想責任價值不僅是一個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理想責任價值從來不是靠空談，而是來自于實踐，體現于實踐，實現于實踐。從這一角度來說，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就體現在：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做到不迷失方向，不走錯路、彎路，貫徹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各種具體的工作中實踐中奮發有為，真抓實干，立足崗位，建功立業。

習近平強調，要更加重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推動全社會形成價值共識。要在傳播中讓群眾知曉，在教育中讓群眾領會，在參與中讓群眾體悟，在實踐中形成價值共識，使理論轉化為思路，轉化為信念，轉化為全體廣大干部群眾的自覺行動。要更加重視頑癥陋習的整治，推動市民在道德實踐中規范公共行為。要制定具體的、可操作的配套措施，使廣大群眾自覺摒棄有礙觀瞻、有損形象、有悖科學、有害健康的陋習，夯實精神文明創建的基礎工作。他的這一思想集中體現了在文化建設中虛功必須實做的辯證思維：緊扣現實問題和難題，通過改革開放，建立健全體制機制，通過廣大群眾的參與，在實踐與行動中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