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攝政時期，限制和削弱八旗諸王的權力，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制。

多爾袞死后，順治親政，政治上保守的濟爾哈朗、鰲拜勢力抬頭，又一度恢復了諸王管理部務的舊制，對漢族知識分子控制加厲，對中央部院的漢官進行 “更定”、“甄別”，有的降級，有的勒令退休，有的革職為民，多爾袞曾重用的漢族官僚陳名夏、陳之遴、劉正宗被處死。濟爾哈朗要求順治皇帝恢復與諸王共政的祖制。

但是，年輕的順治皇帝雖然與多爾袞是政敵，在政策方向上卻一脈相承，他仍重用漢臣，提倡漢文化，對內政、司法、財政進行了改革，如替崇禎帝立碑，對漢族官員范文程、洪承疇、馮銓、金之俊、魏裔介重用，將內三院改為內閣，求遺書、修孔廟、御經筵，尊重儒家文化，各衙門的漢官也可掌印，改變鑄錢只用滿文而兼用漢文。這一切都反映了順治皇帝在與滿洲勛貴作斗爭。

順治十八年 (1661年) 二月，順治皇帝病逝，8歲的康熙皇帝即位，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4人輔政，保守勢力又抬頭，他們竄改遺詔，給順治皇帝栽上了14條罪狀，要求抵制 “漢俗”，保存滿洲舊制，要重用滿官，不要信用漢宮。

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勢，是一股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形勢。滿洲貴族要想在全中國進行統治，必須廢除入關前的舊制，吸收中原漢民族的先進文化。鰲拜等滿洲權臣的主張表面看似乎是為了滿洲貴族的利益，從長遠看并不利于滿洲貴族的統治。康熙皇帝成長之后，便立即與鰲拜等人的矛盾尖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