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人物簡歷簡介,老舍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躋身文壇之前 創作的準備

(北京時期，1899—1924)

1899年2月3日，也就是舊歷戊戌年臘月23日，正當家家戶戶用糖瓜祭灶，宴送老灶王上天言好事的熱鬧氣氛里，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護國寺街小羊圈胡同(現名小楊家胡同)一家貧窮的滿族(正紅旗)舒姓家庭里。他排行第八(后活下來的只有一個哥哥和三個姐姐)，是母親四十一歲時生下的“老兒子”。又因為生在“狗”年之末，姑母便給他起了個頗不中聽的綽號：“小狗尾巴”。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此之前還曾起字“醒癡”)，曾用筆名有鴻來、絜予、絜青、舍、非我等，但都使用不多。名滿天下的“老舍”，是1926年8月他在《小說月報》上續載《老張的哲學》時開始使用的筆名。

老舍童年生活過的小羊圈胡同是一條非常狹窄的小巷子，里面居住的多是貧窮的旗人之家。他們窘困寒酸的生活和為了活命從事的各種被富人們認為是低賤的職業，以及作為清朝末世滿人后裔的種種衰頹景象，都在老舍心靈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老舍的父親舒永壽是清朝保衛紫禁城的一名護軍，每月領三兩餉銀，再加上春秋兩季發放的“老米”，這就是一個六、七口人家的全部生活來源。1900年，當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打進北京時，慈禧太后和皇上狼狽逃跑，而護軍們以裝滿火藥的“老臺桿”與擁有現代化武器的侵略軍對陣，老舍的父親便在這次作戰中被燒傷，慘死在一家糧店里。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燒殺掠奪，無惡不作，老舍家雖窮得四壁皆空，也未能幸免侵略者的洗劫。北京城和家庭的這次災難，由于母親無數次含淚傾訴，在老舍童年心靈上深深點播下反帝愛國的火種。

老舍的母親姓馬，屬滿族正黃旗，出身農家，從小養成了勤勞、樸實、愛整潔、講義氣等美德。在舒家，特別是丈夫死后，全家人的生活重擔都落在她一人身上，為養家糊口，不得不成天給人家縫洗衣服。窮困沒有難倒這位母親，靠著她的雙手，窮家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凈凈，院子里依然種著丈夫在世時種下的石榴樹、夾竹桃等花木。老舍的母親又十分義氣，不管自家活多么忙，只要有人求幫忙，她就立刻放下手中活，幫別人做。從蹣跚學步之時起，老舍便從這位母親那里接受了良好教育：能吃苦、愛勞動、喜整潔、樂于助人。她是老舍生活、生命史上影響最深的一位老師，正如老舍所說：“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親》)

老舍祖上隨清兵入關，世代習射演武，沒人識字。老舍虛齡九歲了，母親也沒想到要送他上學，讓兒子學“文”。1906年，一個偶然的機緣，一位落脫義氣的劉大叔竟自告奮勇幫忙把老舍送到一個破廟里去念私塾。窮小子的老舍懷著一種怯生和新奇的心理拜了孔圣人和老師，開始讀《三字經》、 《地球韻言》等書了。三年之后，老舍轉入小學，在一群拖著小辮子的男孩子中，慢慢顯出個人的性格和愛好。生活在小伙伴中間，家庭的寂寞暫時被遺忘，風趣和幽默的天性得到表現。他不去玩一般旗人兒童或成人熱衷的養鳥、鴿子和斗蛐蛐等，卻有空便拉了小伙伴去茶館、書場聽說書、唱戲。他“天生灑脫，豪放，有勁，把力量蘊蓄在里面而不輕易表現出來，被老師打斷了藤教鞭疼得眼淚在眼睛里亂轉也不肯掉下一滴淚珠或討半句饒。”(羅常培： 《我與老舍》)

1913年初，老舍小學畢業，考入北京三中。因交學費困難，半年后轉考入北京師范學校。這個學校專門培養小學教師，可以免費供給學生住宿、衣帽、書籍等。老舍在師范修業五年，學到了辦教育的知識，培養了獻身教育的志趣，同時顯出了他的文才和口才。宣講所或學校每有講演比賽，他必參加，而且常常取勝。他的文學程度好，作文常居全班前列。他興趣廣泛，善講演之外，還是學校軍樂隊的號手，并和同學自編自演了諷刺袁世凱的短劇《袁大總統》。

1918年6月，老舍以優良的學業師范畢業了。他和另幾名同學一起被京師學務局直接任命為小學校長，這是該校校史上從沒有過的事。強烈的事業心支持著老舍盡力辦好教育，他團結老師，愛護學生，注意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1923年他發表的短篇小說處女作《小鈴兒》就以這段生活為基礎，塑造和贊美了一個外號叫小鈴兒的有著天真愛國心腸的可愛少年形象。

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小學校長任上的老舍做出了顯著成績。1919年下半年，京師學務局選派他和另幾位小學校長專程赴江蘇考察小學教育，先后走訪了南京、上海、鎮江等地的二十余所小學，并聯名撰寫了長篇考察報告，發表在當時的《京師學務局教育行政月刊》上。

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為京師郊外北區勸學所勸學員，管轄本區國民學校及小學的教育。這給老舍施展辦學才能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他到各校頻繁巡察教學，上呈要求整頓校風和取消不良守舊塾師，查辦破壞學校教育的紳商惡霸，開辦新的學校;為及時提高國語教學水平，他親自經辦了京師私立小學教員“國語補習會”，并擔任“經理”;同時期，他還兼任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會員及郊外北區講演所所長的職務。

老舍是接受了“教育救國”的思想，而企望通過多造就人材為國家富強作出貢獻的。但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正處在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年代，官僚機構反動腐朽，搖搖欲坍。進入社會不久的老舍很快就感到致力教育的抱負無法實現，舊教育機關里沒有攜手前進的同道者，有的只是社會蛀蟲及渣滓。“涉世幾年的經驗，使他格外得到證明，他再不能隨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魎周旋了，于是毅然決然辭掉一般認為優缺的勸學員”(羅常培：《我與老舍》)，寧肯放棄每月一百幾十元收入的職務不干，而樂于一月掙四、五十塊錢去過清苦的教師生活。這是老舍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抉擇。

1922年秋季開學，老舍到天津南開學校中學部當上一名國文教員。這是個思想活躍、有良好傳統的學校，師生們的奮進給了老舍以很大快慰，他很為這種勞動多而報酬少的緊張生活感到快活。可惜在南開僅任教半年，第二年春便又回到北京在顧孟余主持的教育會當了一名文書;為生活計，不久還在北京一中兼教國文、修身等課程，余暇到燕京大學旁聽英文，從而得以結識英籍教授艾溫士。一年多之后，由于這位教授的推薦，他便到英國教書去了。

正當老舍熱心辦教育的時候，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偉大的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身在北京的老舍沒有投入這個運動，究其原因，一則是由于這時他已脫離了學生生活，工作環境條件限制了他;二則是老舍的思想一向比較平穩，他那顆誠厚的忠孝之心，表明他接受了較多正統觀念的影響。況且，入世未深的老舍，一出校門即當上了小學校長，頗有些一展抱負的幻想，認為大家都各自做好本職工作，除卻少數壞人及舊積習文化，國家就會走向富強，這種改良色彩濃厚的民主主義要求不能不阻礙他參加“過激”的行動。然而，作為一個有進取心的青年，他畢竟不能不受到時代新思潮的影響：正是五四運動給了他“一雙新眼睛”、“新的靈魂”和“新的文學語言”(《“五四”給了我什么》)，為他成為一代語言大師鋪平了道路。

反抗舊的婚姻，實行男女平等、自由戀愛，是“五四”新思潮的一個重要內容。正在這時，母親為老舍定了親。不管老舍怎樣怕傷母親的心，從不違抗母親意愿做一件事情，但這樁婚事他卻堅決不答應，終于退了婚。原來，老舍做學生時就與劉大叔的女兒萌生了愛情，不幸的是，劉大叔家產蕩盡自己出家當了和尚，累及女兒也做了帶發修行的尼姑，雖經同學羅常培自動伐柯，終于未能使這朵初綻的愛情之花開放出來，演成一出小小的悲劇，給老舍年輕的心靈以很大創痛。在短篇小說《微神》里就隱約流露了他這種受挫折的感情。

五四運動前后，老舍的思想主要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他不甘隨俗沉落，有自己的理想抱負，但事業心沒有找到正當發揮的機會，而理想也欠缺更高遠的目標，基本上停留在社會局部的改革上。他有主見，有明確的來自直觀的善惡觀念，尋找著自己前進的道路。他的救國拯民的志愿已相當鮮明地表現出來，如1922年在南開學校慶祝“雙十”節大會上，老舍就明誓為了建立民主政治，為了鏟除舊積弊及有毒的文化，不惜以耶穌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去獻身。但是怎樣才能建立民主政治，怎樣才能使國家富強、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他還不能做出明確的判斷和根本上的回答，因此道路的選擇上就不能不出現曲折。就在這一年，老舍還接受洗禮加入了基督教，希望用宗教宣傳的力量改善國民的靈魂，把天國的無貧富懸殊的神話實現于人間。這當然是辦不到的，尤其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在一個新時代已經到來的時候，這種選擇不管主觀上如何良善，它都是無濟于事、蒼白無力的。

一個人的家庭和童年生活常常對他以后的道路發生深刻影響，在老舍身上我們又找到一個證明。貧困的生活及環境砥礪了他的性格和意志，使他同城市底層社會的人們結下不解之緣;做事后的幾年又使他體察了學界官場的腐敗和無聊。一句話，二十四年老北京的生活，在他腦海里疊印下無數張城市社會人生的圖畫，儲滿了散發著濃厚“北京味兒“的素材，創作的堅實生活基礎已經打好了。

二、去國謀生 叩響了文學的大門

(倫敦時期，1924—1929)

1924年7月，老舍從上海登上開往英國的航船——他接受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請去充任漢語講師了。 9月16日抵達倫敦，從此開始了五年多的異域生活。

倫敦大學是一所散設在倫敦各處的、由五十二所學院、書院、研究所組成的綜合大學。老舍任職的東方學院是其中的一個小型學院，僅有二、三百學生，而學漢語的不過幾十人。中文部的教職員只有三、四人，其中包括連中文報紙也讀不通的溥儀的英文教師爺莊士敦，實際的教學擔子都落在一位名叫愛德華(EdWards)的女教員和敬陪末座的老舍身上。

老舍的教學擔子比別人重，薪水卻不多，一年是三百五十鎊。而當時倫敦一個普通大學生一年費用要三百鎊，劍橋、牛津大學的學生每年則至少要花四、五百鎊以上。收入少，生活就不得不處處節省著。有錢人穿衣單是單，棉是棉，而老舍穿的是一身冬夏長青的嗶嘰青色洋服，屁股上、袖口及肘部都磨得生出亮光。他的住所長時間是和別人合租的，設備簡陋、房租少。初到英國時和許地山住同屋，繼之和一位長期失業的英國朋友艾支頓同住同餐三年，甚至住過半年學生公寓，那生活條件之差是少有的。老舍曾對人說，他的胃病應由英國人負責，主要就指公寓生活的艱苦，逼得他有時不得不去外面喝一先令一碗的湯面改善一下生活。老舍的微薄收入除維持個人生活外，還要及時匯款贍養老母。有一次，正當國內國民革命軍勝利北伐時候，老舍多寄了一點錢給家里，結果到月終連房租、飯錢都付不出來了。

倫敦，這個靠資本剝削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喂養發達的城市，許多人不僅被金錢銅臭蝕透了靈魂，一切行為活動無不以金錢為重心，而且民族優越感、種族歧視和紳士風特別露骨。窮人，特別是黃色人種的中國人，最為他們瞧不起，時常遭冷遇和奚落。生活在這個老牌帝國都城的老舍，對生活上的窘困并不覺得什么，使他難忍和不平的是，為什么僅僅因為膚色黃，因為是一個中國人就被人瞧不起?在住公寓時，有一次周末，大多數人都出去游玩訪友去了，舉目無親的老舍不打算外出，公寓的女招待按例要留下伺候晚餐。老舍發覺后深感不安，便主動假說自己也要外出，好使這位年輕女招待出去會友。哪知她竟借機嘲弄了老舍一番。這件事深深刺痛了老舍的心：祖國貧弱，它的子民雖是一位高等學府的專家，卻要受人家一個傭人的奚落!

英帝國是最早使用炮艦政策打開中國大門的侵略者，又是1900年洗劫北京的八國聯軍的主要元兇之一，它是欠著中國人民的債的。現實的體察自然不能不勾起老舍對歷史的記憶，因此，談到他唯一描寫到英國生活的小說《二馬》時，老舍說：“對于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討厭，沒有別的”(《我怎樣寫<二馬>》)，實非偶然。

“篤信好學”，這是老舍臨出國前書贈好友白滌洲的四個大字，也是他自己一貫進取好學的臻言。當時在倫敦的中國留學生及公使館人員中，懷志攻讀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抵不住資本主義熏染走上邪路。老舍十分鄙棄那些借機鍍金、不務進取而追求時髦的人。他除了教課外，雖偶而也被朋友拉去參觀、郊游，假期中有時也離開倫敦到別處玩玩，但大部分業余時間都用來跑圖書館，讀書或寫小說。他的《老張的哲學》等三部小說，就主要是在東方學院的圖書館里寫成的。老舍曾貪婪地閱讀狄更斯、哈代、烏德豪斯、梅瑞狄夫、康拉德、但丁等人的作品或英文譯本。他從浩瀚的歐洲名著中不但借鑒藝術技巧，而且吸收進步的思想營養，如狄更斯的同情下層市民、但丁的詛咒地獄等，都曾給老舍的創作帶來深刻影響。

自幼培養的民族感情和愛國立場，使老舍對祖國命運無時不縈繞于懷。當1926年至1927年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趨向高潮之際，在倫敦，老舍正和五、六位不同專業的朋友組織讀書會。他們一起談政治，談經濟，也辯論哲學和人類學等問題，對國內形勢、國民革命軍北伐更傾心關注，“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老舍： 《我怎樣寫<二馬>》)

初到倫敦，異域的生活習俗和情調還給了老舍一種新鮮感，但不久他便從這個發達資本主義帝國的心臟感到了它的褊狹與冷漠。寂寞的生活使他產生了懷鄉和眷念祖國的情懷。往日疊印在腦海中的生活畫面，仿佛電影的鏡頭一樣，一一映到記憶的屏幕上，加以歐洲文學名著的誘導，于是在業余時間里，他開始把這些記憶中的圖畫，用文字描繪在三個便士一本的練習簿上。這時，老舍并沒想到要當作家，用他的話說，不過是寫著玩玩，藉以排解寂寞與思鄉之情。也是無心栽柳柳成行吧，不想老舍這一玩一試，竟才華嶄露，把文學的大門叩開了，在四年多業余時間里，連續創作了三部長部小說，在國內新文壇上，“老舍”的名字不脛而走，英帝國的霧都倫敦，竟成了老舍躋身文壇的發祥地。

《老張的哲學》是一部初步顯露了老舍創作才華的有個人風格的現實主義作品。小說完成于1925年，初發表于1926年的《小說月報》上。

這部作品以輕松幽默的文筆和諷刺的格調，描寫了一個叫老張的人的行為德性，淋漓酣暢地鞭撻了他的市儈哲學和無恥行徑。什么是老張的“哲學”?一個字：錢。他經商、當兵、辦學，以錢為本位的“三位一體”。為錢，他不擇手段勒索學生，將一切費用全攤派在學生身上，連買東西也只能到他開的店里去;為錢，他放閻王債，他的老婆就是因為還不起高利貸被逼娶來的，他還準備用同樣手段納妾、拐賣良家女子;為錢，他吝嗇刻薄到令人發指的程度：不準老婆吃飽飯，餓了只準喝白水。有一次咬著牙為慈善機關捐了五角小洋，回家心痛萬分，稱這是“老張一個人的國恥紀念日”。為省錢他舍不得多吃自己的，甚至經常餓肚子，而到別人家用飯，則“照沙漠中的駱駝貯水一般，打算吃下一周的”。他錢迷心竅，想入非非，看到一只白鷺，也恨不能叫它變成銀鑄的抱回家去;看到護城河里小魚頂起水紋，也以為是有人往水里丟銅錢，甚至走路也總尋覓著地上，以至有一次月光下竟誤把一攤屎當成錢包踢了一腳。

老張根本不懂教育，卻硬要辦學;他營商，也不是本分商人，兼販鴉片煙土和放高利貸;他自己納妾，又拐賣婦女。末了，卻因盟兄當了師長，他也得榮升，一步跨到某省教育廳長位置上，納了兩個妾，才花了五百塊錢。這一人物的全部行狀告訴我們，它概括了北洋軍閥統治下中國社會中一部分市井流氓、惡棍的劣跡，是一個里表一致的壞蛋。他的性格的吝嗇、貪婪及敲詐、勒索的本質有相當典型意義。作者對他的丑行惡德充滿諷刺和鞭笞。為了表示懲罰老張這類惡人，作品中安排了這樣的情節：由王德、李應兩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借替師母打抱不平機會狠狠揍了老張一頓，并且準備乘老張納妾之機將他除掉。

作為老張的對立面，小說描寫了王德、李應、李靜、龍鳳等幾個正派、純潔青年人的形象。黑暗的舊社會是老張之流的鬼蜮胡作非為的自由場所，而善良人民卻處處遭受壓迫和殘害。老張做惡多端，卻升了省教育廳長;善良者則有的被逼死，或者被拆散了姻緣，或者逃匿他鄉。老舍當時還不能明確認識這種階級對立，也不能從社會根源上描寫出老張之類性格形成的過程，但他真實寫出了好人與壞人的對立，輕松的筆調與嚴肅的批判內容相結合，于幽默中滲透著尖銳諷刺，在看似嘻鬧的格調中閃現著悲劇色彩，傾向是鮮明的。小說對主要人物的刻畫和許多細節描寫，語言的幽默機智及濃厚的北京風味，都獲得了相當成功。作品內容扎實，但幽默的使用缺乏控制，有的地方便失之油滑，削弱了批判的力量。此外，結構欠勻稱、緊湊，語言上夾雜了一些陳舊詞匯等，也表明了老舍初試長篇的不足之處。

處女作的創作成功，鼓動了老舍創作的熱情和勇氣。緊接著，用了一年多業余時間完成了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它和《老張的哲學》“是同窩的一對小動物”(《我怎樣寫<趙子曰>》)，是一對姊妹篇。這部作品寫的是五四時期北京住公寓的一群大學生生活。主人公趙子曰是一個既表現了某些荒唐、惡作劇一面，又具有幾分真正人的良心的大學生。他既不是如李景純那樣凈化了靈魂的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也不是如歐陽天風那樣被否定的學生形象，而是老舍說過的那種“壞人有優點，好人也有缺點”的人的代表。作者對這一人物的行為給予了批判，對于他的未來發展是寄于希望的。這部作品文字挺拔利落，結構也比《老張的哲學》緊湊。但因生活基礎不如第一部作品豐厚，內容扎實程度也就顯得遜色。還有，小說反映生活的角度，使它未能很好傳達出五四時代青年學生的先進橋梁作用，個別地方，甚至作了不恰當的描寫。作品中被歌頌肯定的理想人物形象李景純也滲透著改良色彩。這些都表明老舍還不善于從時代新思潮的高度描寫和塑造形象的局限。

《二馬》是老舍臨離英國前完成的一部作品。與前兩部不同，它的人物活動基點不在記憶中的北京，而在眼前的英國霧都倫敦。作者用意在通過馬則仁、馬威父子到倫敦經營古玩店的一幕悲喜劇，比較中國人和英國人的不同處，找出中國人為什么不能使自己國家富強的弱點。主人公馬家父子代表著中國兩代人的性格。老馬懶散，目光短淺，滿腦子做官思想、于務實上則什么也干不成，只能坐吃祖上留下的一點產業。他代表老一代的某些中國人，這一形象的現實意義即在于嚴峻地提出了必須克服國民性的弱點——“老化”的迫切性：“一個民族老了，出窩兒老，危險!”

小馬——馬威代表年輕一代中國人。他對生活有見解，反對父親的因循頑固、無所事事，主張憑真本事吃飯，佩服伯父敢掙外國人的錢。最后，因為對理想和事業態度上的分歧，他離開父親自己出走。馬威與父親的分歧與其說是性格的，不如說是時代因素所造成。帶給他這種時代影響的是小說中老舍描寫的另一理想人物，叫李子榮。他是一位具有實干精神的留學生，為了獲得留學費用在馬家古玩店當雇員。他認為中國太多了老馬這樣的“官迷”，所以“糟”!中國要不被人欺負，必須有打敗英、法等國的實力，而要獲得這種實力，就非得發展科學不行，非得踏踏實實干事情不行。他本人正這樣去做，甚至在愛情上也表現了他的務實精神，不愿同念幾本小說的時髦姑娘講戀愛，而“寧可要個會做飯，洗衣裳的鄉下佬”，“我只知道傻干，我不能夠為一個女人把事業犧牲了!”這一人物與《趙子曰》中的李景純一樣，表現了老舍思想中的改良和烏托邦成分。求實，無疑是正確的，企求國家民族新生也殊為可貴，但不明白應走的道路，僅僅從教育、科學或經商實干上努力，是不能使古老中國迅速得到新生的。

《二馬》把兩代中國人的形象置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環境中來描寫，從而比較了兩個民族生活、習慣、心理特征等的不同，比出了英帝國的民族歧視政策和大不列顛民族的偏見和自大狂，也比出了中國民族的國民性弱點，從而反映了作家強烈希望中國富強的愿望和清醒的認識。這部作品文筆細膩，結構緊嚴，表明了作者在駕馭長篇創作技巧上的進步。

上述三部作品是老舍躋身文壇的最初獻禮，它顯示了作者有別于同時代其他作家對生活的獨特觀察和取材角度，初步形成了一種機智、詼諧、幽默、諷刺相融合的個人風格，顯示了老舍善于從平凡事情中揭示生活意義的現實主義創作特點，因此引起文壇和廣大讀者的興趣。

1929年7月，老舍結束旅居倫敦五年的生活，在回國途中經歐洲大陸，游歷了法、德、意、比等國，歷時三個月。繁華熱鬧的歐洲大城市，同倫敦一樣并不使老舍感到喜歡。五彩繽紛的異國優裕生活，絲毫沒有改變他對故國家園的愛戀。巴黎的魅力，使多少人神往啊，然而老舍嫌它“太熱鬧”，說“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家一樣的感到寂苦。”(《想北平》)

9月，老舍從馬賽登上駛往亞洲的輪船。由于旅費不足，也因為康拉德小說的誘惑，使他想去看看中國人對南洋的開發，以獲得創作的素材，于是來到新加坡，在一所華僑中學教上了書。從富庶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大英帝國，到貧弱的東方殖民地國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善作比較觀察的老舍不但感到生活習俗的殊異，更使他震驚的是英國人所沒有的東方殖民地國家人民那種強烈的反帝色彩和革命要求。“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東方來，因為東方民族是受著人類所有的一切壓迫;從哪兒想，他都應當革命。”現實的教育使老舍一到新加坡“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老舍：《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這個進步使他立刻決定舍棄在輪船上還在寫作的戀愛小說《大概如此》，而著手構思和創作以殖民地兒童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小坡的生日》。這部作品，由思想方面說，通過對一群有色種族孩子的生活心理描寫，表現了“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奮斗”的強烈反帝主題，同時表現出作者愛兒童并寄希望于孩子的美好童貞心靈。從技巧方面看，更成熟，文字淺明簡約，一掃前幾部作品文白夾雜的毛病，充分顯示了純白話的表現力，老舍自己滿意，也贏得社會的高度評價。

三、執教山東 創作的豐收季節

(山東時期，1930—1937)

1930年3月，老舍從新加坡回到上海，在鄭振鐸家里續寫完《小坡的生日》最后兩萬字，旋即回到闊別近六年之久的老家北京。不久，老舍回國的消息傳開，一位記者往訪，稱老舍為“笑王”。老舍幽然地回答到：“您封我為‘笑王’，真是不敢當!依中國邏輯，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轎，而我無妃無大轎，其‘不王’也明矣。”(陳逸飛： 《老舍早年在文壇上的活動》)這時老舍還沒結婚，連職業也沒有。他正寄身在老同學白滌洲家里。

7月初，早仰慕老舍大名的北師大國文系學生以“真社”名義邀請老舍講演。真是應了那句“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名言，在事先并無人有意安排的情況下，代表“真社”出面去請老舍的恰是一年以后成為老舍夫人的胡絜青，這是兩人的第一次見面。

接著，老舍接受聘請，于秋季開學前夕，到濟南齊魯大學文學院任教，開始了他稱之為“第二故鄉”的山東時期的生活。在齊大，上課之外，他擔任了文學院一個年級的顧問，并兼編《齊大月刊》。齊大是一所教會學校，保守勢力和教會勢力都相當強。作為新文學作家的老舍到任后，在校內外刊物上連續發表大量小說、雜文、散文、詩歌、論文及譯作等，給學校帶來研究和創作新文學的氣氛，他還參加了齊魯大學的文學研究會。

1931年暑假，老舍回到北京與胡絜青結婚。婚后半月，夫婦同到濟南教書，在距趵突泉不遠的南新街54號平房院建立了小家庭。此后長女小濟出世，靜謐而有花木掩映的小院里有了嬰兒的啼喚，小貓兒墻上花間串個不停，老舍課余或假日便伏在南窗下寫他的小說。

在齊大任教期間，老舍的主要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編講義授課上，但他并不是一個呆板的教書匠。他講課有風彩，有見地，如他編的一本《文學概論講義》，旁證博引，理論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闡發，是中國現代文學概論課程較早的一部著述。這本講義和他同時期發表的論文，鮮明地表現了老舍的現實主義文學觀。他重創作，主張既是創作，就要有創造性，要使創作真正獲得生命，必須從舊的文章義法及一切舊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因沿才有活氣，志在創作才有生命”。他認為創作必須面向現實，對社會要“抱著批評的態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著活的文字，看看一切問題……看看社會，看看民間，看看槍炮一天打殺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戲。看生命，領略生命，解釋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老舍： 《論創作》)老舍個人的創作實踐正是在這種積極的現實主義創作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假如說，倫敦五年是老舍創作的發軔期，那么進入齊魯大學后，老舍創作道路上的豐收季節便開始了。但是，教書與寫作在時間上的矛盾給老舍帶來很大苦惱：舍棄創作專教書，不甘心;不教書專寫作，生活又無保障;二者兼顧，時間和精力就總不夠用。他想結束這種矛盾，便在1934年6月辭掉齊大教職，打算作專業“寫家”。8月，老舍到上海作了一番試探，朋友們多忠告他不要舍棄月間固定收入的職業，因為專靠寫作吃不飽飯。不得已，老舍又接了青島國立山東大學的聘書，做中文系教授。在山大他講授高級作文(代小說作法)、歐洲文藝思潮、外國文學史、文學概論等課程，余暇及假期從事寫作。

青島，這座美麗的海濱之城，每年夏季吸引著大批游人。這使老舍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文友，開闊視聽。1935年夏，他就與王統照、洪深、臧克家等人合作，為青島《民報》辦了個頗有影響的副刊《避暑錄話》。刊物共出十期，老舍就有九篇詩文發表在上面。青島的潔靜與安謐給老舍的文思提供了一個適宜的自然環境，他要做專業寫家的愿望更強烈了。于是，1936年暑假前夕，老舍再次辭掉教職，便埋頭黃縣路寓所的書案前，除了星期日或有點小病的時候，“天天總在寫”(老舍：《這幾個月的生活》)。他自稱為“重頭戲”的杰作《駱駝祥子》便產生在這時期。

從濟南到青島，老舍度過了他生活道路上較為安定的七年，也是他創作道路上一個碩果累累的黃金季節。三十年代前期，正逢中國社會和文壇的多事之秋，矛盾重重，斗爭頻仍。因為生活領域和文藝見解的限制與不同，老舍沒有直接參加當時的論爭，但他并沒有離開新文藝的行列，而是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友軍的一分子，勤奮地為中國新文藝發展做著自己獨特的貢獻。身居黃海之濱，心懷報國拯民之志，可說是老舍這時期生活創作的基本態度和核心思想。但是，對革命運動的隔膜、不理解，他的帶有溫和色彩的民主主義世界觀，又不能不影響著他的創作的思想高度，甚至產生某些失誤。時代和實踐要求作家邁出更大更迅速的步伐。老舍用行動做出了回答，他的大踏步前進的屐痕深深印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土壤上。

如果說《老張的哲學》等幾部作品，初步表現出老舍的創作個性，那么，進入三十年代至抗戰爆發前的老舍的創作，不僅數量增多，而且藝術風格臻于成熟，從而牢固地奠定了他在新文壇上的位置。

老舍在本時期的作品主要有六部長篇(《大明湖》〔在一、二八戰火中原稿被燒掉〕、 《貓城記》、 《離婚》、 《牛天賜傳》、 《文博士》、《駱駝祥子》);一生中的大多數中、短篇小說都寫于本時期;此外還出版了一本《老舍幽默詩文集》，散見于各種報刊上的雜文、詩歌、散文等也在數百篇以上。

從文學的體裁樣式看，由長篇而中篇和短篇，由小說而散文、雜文、詩歌及論著等，這種新的開拓，不僅顯示了老舍寫作的勤奮精神，而且表現出他作為藝術多面手的卓越本領和適應現實要求而作的可貴努力。如果進一步研讀這些作品，我們又會立刻感到，較之他的初期創作，在內容和藝術上有著十分明顯的進步。

首先，老舍在新文學史上描寫和反映市民生活，特別是成功塑造市民形象的獨特貢獻基本確立。

市民是中國城鎮社會中一個重要社會階層，反映這一題材的文藝作品，老舍的創作不屬唯一，也不是最早，但就取得的成就看，至今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超過他。他的特點是描寫面廣，逼真，開掘深刻，尤其對于中、下層市民命運和生活道路的關切與探討，更顯出老舍的現實主義特色。這期間，出現在老舍筆下的人物，不光是老張、孫八、趙姑父姑母、趙子曰、老馬父子等市井人物，處于城市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形象相繼走進他創作的視野，成為作品的主人公，從而構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市民形象系列。這里有洋車夫、娼妓、拳師、巡警、大兵、傭人、教員、藝人、小商、工匠、裱糊匠、革命者、跑堂的、政府機關中的小職員、失業知識分子以及各種類型的眾多的年老年輕的市民家庭婦女，等等;被諷刺鞭撻的人物形象范圍也更廣了，如洋奴博士、偵探、特務、土匪、強盜、車廠老板、政府官僚、封建遺老以及街面上的地頭蛇、土混混、賭徒、政客、漢奸之流，許多都是初期創作中沒有或少見的。老舍以愛憎分明的現實主義態度描寫了上述人物的生活，刻畫了他們的形象性格，讓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了舊中國社會這個潰爛著的機體的某些本質方面。

其次，與廣闊描繪市民生活畫面和塑造他們的形象緊密相聯，老舍本時期的創作在開掘現實生活底蘊上更前進了一步。這突出表現在作品傾向性更鮮明、社會批判的鋒芒尖銳了。早期作品，由于作家溫和的民主主義思想限制，由于以過分幽默的心態看待社會人生，對應該狠狠鞭笞的壞人欠缺無情，對理應肯定歌頌的新人物又去輕搔他們的癢癢肉，這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思想力量受到某些削弱。

老舍回國以后的作品有了明顯變化。這是因為黑暗的現實在作家心里投下了陰影，“笑是不能免強的”(老舍：《櫻海集·序》)，一個富有正義感和民本思想的作家，絕不會在丑惡與黑暗面前只看到笑料，他要為弱者申訴，為被損害者喊冤，替他們尋找出路，一些作品便減少或沒有了幽默。象《月牙兒》、《微神》、《生滅》等等，字字句句都飽含著控訴的血淚。以散文詩的筆調寫成的小說《月牙兒》寫母女相繼被逼淪為娼妓的遭遇，對社會提出的控訴令人顫慄。女兒不甘重復母親的道路，但怎么掙扎也跳不出這害人的陷井。她最后被警察抓進“感化院”，后又轉到監獄。作者借女主人公的口控訴道：“獄里是個好地方，它使人堅信人類的沒有起色;在我作夢的時候都見不到這樣丑惡的玩藝。自從我一進來，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經驗中，世界比這兒并強不了許多。”“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誰壞誰就有便宜。”

與《月牙兒》同樣主題和格調的是中篇小說《我這一輩子》和《駱駝祥子》。前者借一個巡警的坎坷經歷和遭遇，控訴了“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后者則通過一個車夫的苦斗失敗，批判了個人主義和把人當牲畜驅使榨取的舊制度。

上面提到的作品不但以嚴肅的筆調代被壓迫者傾訴苦難，而且從形象的具體描寫里提出了他們的出路問題——受苦人選擇個人奮斗方式企圖改變悲苦命運是一個時代錯誤。另一部分作品，如《黑白李》歌頌白李參加組織洋車工人的斗爭， 《哀啟》描寫車夫老馮勇于復仇的性格， 《且說屋里》贊頌了群眾“打倒漢奸”的集體行動等，都表現了老舍從正面對被壓迫者命運出路的探索。

《離婚》是本時期一部有影響的優秀現實主義作品。它在批判現實上和《月牙兒》等作品采取了不同角度。在這里展示在讀者面前的不是貧賤者的悲苦掙扎，而是發生在軍閥政府財政所里一群小職員、官吏中間的思想矛盾和生活糾葛。作者選擇的題材和人物給了他施展幽默才能以廣闊的天地。由于老舍見地的提高和有節制的使用幽默，這部作品獲得了很大成功，批判的鋒芒不唯在人物本身，而且指向更根本處。小說針對批判的對象——官僚兼土匪的所長、騙子兼科員的小趙、男性媒婆張大哥和浮沉在灰色生活中的老李、吳太極、邱先生等人組成一個財政機關——憤慨寫道：這些人物都成了社會中堅，靠他們為民族謀發展，簡直是笑話!而且作品中明顯暗示出，在這伙人背后“有個更大的東西，根本要不得”。什么更大的東西?從全書描寫告訴我們的便是產生和養育這伙人的有毒文化和社會。這個否定不再是個別壞人，而是帶根本性的，為他的初期創作中所少見。

再次，本時期作品描寫的手法及情節結構藝術臻于成熟，風格上老舍獨有的特色更鮮明突出了。他的突梯機智幽默中透著鋒棱的特點，他的以俗、白的北京語言描寫北京風物人情和塑造北京市民，特別是中、下層市民性格的獨到處，以及那種滲透在作品骨子里的特有的“北京味兒”，都得到鮮明體現和很好發揮，而初期創作中過分滑稽湊趣的毛病明顯得到糾正。這些優點和特點構成老舍風格的重要成分，也是讀者一接觸他的作品即能感覺到的。但如說這就是老舍創作風格的全部，那就未盡恰當。假使進一步從現實主義描寫的總目標和具體性上總結和考察，那么我們就會發現，與他多所描寫市民生活題材有關，老舍很少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或借助于能撞擊出火花的尖銳矛盾沖突來刻畫人物、表現主題，而是善于選取大量有濃厚生活氣息的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瑣事做生動描寫，從而表現出生活本身所蘊含的豐富內容和社會意義。從《離婚》、 《牛天賜傳》到《駱駝祥子》以及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說，都極其突出的表現了這一特色。

例如《離婚》這部被認為老舍“返歸幽默”而出色表現了老舍風格的作品，它的主題是巨大深刻的，但展現于我們面前的生活畫面卻何其平凡!這里寫的是灰色社會中一群灰色小人物的灰色生活。老李，一個大學畢業的科員，不滿意自己的舊式太太，整天生活在幻想的“詩意”追求中，對鄰居馬少奶奶害著“單相思”病。邱先生，倒獲得了“詩意”的外遇，但邱太太緊緊抓住他不放，先以離婚威嚇，終為吃飯問題不得不和丈夫和好，繼續著夫妻間“發瘧子的生活”。張大哥，夫妻好象是和美的，但也常常遭老婆的抱怨，這一人物的灰色和惰性思想意識簡直驚人!如作品中所寫的，他是那個灰色社會“謙卑和藹的化身”，“每根毫毛都是合著社會的意思長的”，是這個社會“常識的結晶，活物價表”，“與日用百科全書有同樣性質”。他迎合社會，甚至“罵一句人他都覺得有負于社會的法規”。他敷衍、妥協、懦弱、凡事找平衡，對現實生活(更不必說制度)不敢有半點頂著做的勇氣，甚至不敢有半點不合轍的念頭。他的最具性格的語言是“事要往長處看，話可得活著說”。作品就是這樣從這些灰色人物的生活瑣事及思想狀態的描寫里折射出豐富的批判主題，因而贏得評論界和讀者的好評。

不必諱言，老舍在本時期創作上取得重大成就同時，還存在著不足，甚至失誤，說明他前進中有過曲折。這主要表現在《貓城記》創作上。小說寫于1932年，它借對貓國社會的批判諷刺，影射中國社會的黑暗與國民性弱點，這是積極的方面;但由于作者生活環境和世界觀的限制，對革命實踐缺乏了解，對國事政治又極度失望、憤慨，因此在否定反動落后事物的同時，對于正在成長的革命事物也作了不應有的諷刺，產生了不好的效果。老舍說，《貓城記》是他創作中“最軟的一本”，當與這個描寫上的失誤有關。

總之，山東七年是老舍創作道路上的第一個高峰。在中國新文學大發展的三十年代，老舍作為文學新軍的重要一員，貢獻了自己豐富的精神產品。

最能代表老舍第一個創作豐收季節水平的是長篇小說《駱駝祥子》。這是作者積十幾年對洋車夫生活的觀察、經過認真搜集材料和構思后寫出的一部現實主義杰作。小說完成于1936年夏天，初發表在同年9月至翌年10月的《宇宙風》雜志上，1939年由人間書屋出版單行本。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洋車夫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已不乏見①，但能以較大規模篇幅，從一個人力車夫形象的塑造，既具體反映出他們的悲苦生活，又從較廣的背景上提出個體勞動者的命運出路問題，并對舊世界提出最有力控訴的，恐怕只有《駱駝祥子》一部作品當得起。

《駱駝祥子》成功的主要標志，在于它創造了祥子這一不朽的典型性格。

祥子出身鄉間，農村經濟破產，逼迫他流落城市以拉洋車為生。他自信靠著個人的足壯能干掙一輛“自己的車”，可以睜眼就有飯吃。為此，他不惜力氣，甚至豁出性命干，經過三年奮斗，終于實現了買車的“理想”，但一場匪亂，不僅車丟掉，性命也差一點送掉。體面、要強的祥子沒有灰心，要拉上“自己的車”的欲望頑強支持著他，點點滴滴的血汗錢又不斷充實著他的瓦罐。但還沒等湊足買車錢，又被孫偵探敲詐得精光。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祥子違心地答應了虎妞的婚事，靠著虎妞的私人體己，祥子總算拉上了“自己”的車。誰知虎妞又因難產喪了命，辦喪事不得不把車賣掉，祥子實現拉“自己”車的理想終于破滅，他走向了墮落道路。

小說沒什么復雜情節，它通過樸實的敘述，寫出了要強、體面、善良、忠厚的勞動者祥子的遭遇，寫出了他事業、理想的三起三落——買車，丟車;攢錢，丟錢;再買車，賣車——從而完成了祥子悲劇性格的創造。

一個體魄健壯、具有強烈生活欲望、又十分吃苦肯干的人，不招誰惹誰，靠賣力氣營生，但到頭來，既無力養家糊口，也不能獲得屬于自己的一件勞動工具，最后性格被扭曲，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尸，這究竟是誰之罪呢?正如作者在作品中以警策的語言所告訴我們的：“壞嘎嘎是由好人削成的”，“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來，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到野獸里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祥子的悲慘結局不因他天性懶散，前生命定，而是因為舊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使然!小說現實主義地描寫了祥子悲劇性格與環境的關系，對舊世界提出強烈控訴，對被壓迫者傾注了滿腔同情。

祥子的時代已經有先進政黨領導受苦群眾開始了砸地獄門的斗爭，他已有可能擺脫個人奮斗而另外選擇生活道路。因此，如果把祥子的悲劇造成原因僅僅歸之于客觀環境是不夠的，小說的描寫也沒有局限于此，它毫不同情于祥子以個人奮斗爭取好日子的行為，對盲目的個人主義予以堅決否定。祥子的悲慘結局表明，在舊中國，窮苦勞動者只想憑個人奮斗，憑要強、能干改變自己的屈辱地位是辦不到的。這原因一是在于黑暗勢力還很強大，個人與社會對抗力量不成比例，所以祥子無論怎樣“風里雨里的咬牙，從飯里茶里的自苦”，都不能改變其苦難生活的境域;二是在于祥子作為一個個體勞動者，他的思想和行動都是落后于時代的，其最高理想不過是做個“自由”車夫，買上自己的車是他奮斗的最大動力，所以，當這“理想”達不到時，對他來說，也就意味著失卻了全部生活意義，整個精神支柱也就垮了。自暴自棄，將就著活下去，或者墮落，或者死亡，也就成為他的必然歸宿。作者曾借助閱盡滄桑的老車夫老馬的口總結道：想獨自混好，“誰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誰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兒的打算獨自一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一個人能有什么蹦兒?看見過螞蚱吧?獨自一個兒也蹦得怪遠的，可是教個小孩子逮住，用線兒拴上，連飛也飛不起來。趕到成了群，打成陣，哼，一陣就把整頃的莊稼吃凈，誰也沒法兒治它們!”小說并在末尾指出祥子是一個“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里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很明顯，小說宣布了一個個體勞動者個人奮斗的失敗，而且朦朧指出，被壓迫者只有團結一致才能改變其地位。這是老舍探索勞動人民改變其被壓迫地位得出的新結論，也是他的創作思想前進的一個明顯表現。

祥子之外，小說還描寫了老馬祖孫倆、二強子、大個子車夫、小福子等被壓迫者的形象;同時也描繪了車廠老板劉四、偵緝隊孫偵探和巫婆夏四奶奶等壓迫者剝削者的嘴臉。他們是吃人的一伙，是舊制度的支持與維護者。作品現實主義地表現了他們與祥子等勞苦群眾的對立，從而揭露出反動階級的吸血本質。

小說描寫的虎妞是一個較復雜的形象。依其出身和思想特征，她無疑是屬于剝削階級的一分子。但作為一個女子，她的青春和愛情卻毀在劉四手中。她能違抗父命下嫁祥子也是一個不尋常舉動，而最后她畢竟移居小福子們住的大雜院，并死于愚昧與迷信的殘害，這些地方令人同情。這一人物設置不僅增加了作品的情趣波瀾(以至使同名話劇、電影改編者在自己的再創作中大大豐富了這一人物的性格行動)，而且烘托了祥子命運的悲劇性：他在事業上失敗，在婚姻上也是如此不幸，祥子太慘了!

《駱駝祥子》在藝術風格上的突出特點是不以情節故事取勝，不事技巧上的渲染，也不用多量的幽默吸引人，而只用樸實的敘述完成人物性格創造和主題表達。與此相適應，在語言上表現為質樸無華、干凈利落，散發著北京地方語言的鄉土味。小說結構單純、緊湊，線索清晰。如果說這部作品還存在不足的話，主要是在人物活動具體時代背景交待上顯得模糊，而對于阮明這個小政客的批判也失之浮淺。當然，這缺欠掩遮不了《駱駝祥子》放射出的現實主義思想藝術光輝。而且，當這部作品以連載方式陸續與讀者見面時，老舍克服前進中的不足，在生活與創作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步伐。

四、為祖國而戰 創作的鮮明時代特色

(武漢至紐約時期，1938—1949)

1937年，“七七”事變的炮聲在老舍生活史和創作道路上劃出了一個新階段。繼《駱駝祥子》之后，這時老舍正埋頭青島黃縣路寓所書案前，同時撰寫著《病夫》等兩部長篇小說。如狂暴的地震驟然可以把房屋夷為平地一樣，戰爭轟毀了作家常規的生活秩序。自幼在心靈中扎下根，而在長期的生活經歷中錘煉得愈來愈加鮮明自覺的愛國主義思想，象烈火一樣在老舍胸中燃燒起來。他不再按步就班寫小說，轉而給報刊寫抗日短文。在日特密布、漢奸到處活動的緊張氣氛下，老舍走出書齋，甚至不辭辛苦長途跋涉到萊陽作抗日演講。

事變后不久，作家王統照從上海到青島接眷。文友相見，敘舊不多，國事前途卻成為兩位作家共同議論和憂慮的話題。在王統照勸說下，老舍準備離青島南下，躲一下日寇進攻的炎威，但因夫人臨產，未便馬上成行。接著“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去上海的打算遂成泡影，迫不得已，老舍二次接了齊魯大學的聘書，在二女兒“雨”剛來到世間半月情況下，于8月15日匆匆把家搬回濟南齊魯大學園內。

國破，家無寧日。在形勢一天天緊迫情況下，齊魯大學的師生們紛紛離校，或暫避家鄉，或投奔抗日隊伍，偌大一個校園不久就只剩下聊聊幾戶教職工家屬和走后主人丟下的幾只狗。老舍說：“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了去”(《八方風雨》)。形勢發展告訴他，濟南不是久留之地。憂國，使他夜不能寐，思索著應當怎樣為國盡忠;為父為夫，又使他不能一跺腳出走了事。報國，顧家，這當兒沒有兩全之計。權衡輕重，老舍決定舍家出走，尋找抗日隊伍。11月15日，在國民黨守軍愚蠢地想以炸毀黃河洛口鐵橋阻擋日軍南侵的深夜里，老舍只身擠上奔向大武漢的列車。家，他丟了;他從英國到山東十余年中購置的全部圖書和收藏的許多珍貴字畫手跡以及正撰寫中的兩部長篇小說的手稿等，后來也一同隨著濟南陷落，全部丟失在被敵人占為傷兵醫院的齊大校園里。

武漢，這座有革命傳統的江城，在“七七”事變以后，仿佛一下變成了全國抗戰的心臟。11月18日，老舍提著一只小箱子來到這里，立即感受到它的抗戰的熱力。一向習慣于個人教書和安穩寫作生活的老舍，從此開始了置身在大時代抗戰斗爭的集體行列中，以一個驍勇的文化戰士的英姿不倦地戰斗了。

1938年夏天以前，老舍主要在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建和領導工作。同年7月，根據“文協”總會決議，他與老向等一起帶“文協”會章入川，而后便以山城重慶為中心開展抗戰文藝運動和創作活動。

1939年6月至12月，老舍作為“文協”代表，參加全國慰勞總會組織的北路慰問團，足跡遍及中原、西北八個省區，行程二萬華里，廣泛接觸了抗戰將士和群眾，途中兩次訪延安，革命領袖及解放區的新生活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1941年秋天，老舍應邀到昆明西南聯大講演，連續四天講述了抗戰文藝發展的成就。同期并在大理的華中大學作了同樣內容的報告。

1943年夏天后定居重慶北碚。同年秋，夫人胡絜青攜子女逃出淪陷區北平，歷五十余天跋涉之苦來到重慶，與老舍團聚。1944年初，老舍抱病開始百萬字長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寫作。

八年抗戰中，老舍四海為家，走到哪里寫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作為一個愛國的文化戰士，在本期他的貢獻大體可歸為下述兩個方面：一是積極參加領導和組織全民抗戰文藝隊伍和文藝運動，結成一座抗戰的“筆陣”;二是成績卓著的抗戰文藝創作實踐。

隨著全民抗戰浪潮的涌起，中國新文藝發展到以建立抗戰救國為最高宗旨的抗戰文藝新階段。熱烈的抗戰文藝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達到高潮。老舍，由于他的赤誠的愛國之心，他的活動家的才能，他的無黨無派的特殊身分，很快使他成為抗戰文藝運動最負有聲望的優秀組織領導者之一。從1938年春“文協”成立，他即被選為常委兼總務部主任，直到抗戰勝利，他一直是這一組織的實際領導人。他對“文協”的盡責和忘我精神感動了無數愛國文藝家，誠如與他一道在“文協”工作的梅林所說：“在昂奮與陰暗的時代空氣中，瘧疾式的時代空氣中，他行走著，前進著，忠誠的，任勞任怨地，做著他所能做的事情”。“他是一架橋，使千萬人踏著他的背脊從此岸渡彼岸的橋。而他在重荷之下緊緊的咬著他的牙齒。”(《老舍先生二三事》)

老舍高度重視抗戰文藝的建設。他鄙薄某些在國家民族遭到危難時還嚷叫著要到峨眉山去做莎士比亞及托爾斯泰的所謂文藝家，斥責那些“心中沒有國家，沒有民族，只有自己，與自己那點鬧著玩的藝術”的資產階級藝術至上主義者，鼓動“藝術家也要殺上前去”(《藝術家也要殺上前去》)!他愛護和扶植抗戰文藝的成長，闡述它的特征和發展，回答某些懷疑論調，認為這種文藝的出現，不是哪一個人提倡的結果，而是因為現實需要，自“九一八”之后即已出現了;這種文藝緊密服務于抗戰，決非遷就，而是“盡職”，是新文藝的“正路”。他說：“我相信中國的作家們走的路是對的……為正義而寫，為抗戰而寫……我以后還是要這樣寫的。”(《走向真理之路》)這些話，不但說明老舍對抗戰文藝的充分肯定，而且如此自覺鼓吹，更表明了他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想增加了新的決定性因素。

抗戰勝利了，老舍與萬民同慶。但同時他敏銳地看到新的社會矛盾，看到國民黨達官顯貴怎樣在乘勝劫奪，他痛心，憤懣。在1945年10月舉行的“文協”易名會上，老舍以充滿感情的語言激動地說，如果我們也象阿Q革命不過是拿點東西那樣對待抗戰的勝利，那實在是“慘勝”!當國民黨蓄意挑起新的內戰時，老舍立即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譴責戰爭狂人：“誰想用武力爭取政權，誰便是中國的禍害”，“發動內戰的，不論說得怎樣有理，我們也不能相信他。”(《我說》)

1946年3月，老舍帶著向美國人民宣傳中國新文藝的使命，與曹禺一起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他在一次講演中說，中國人民已丟掉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把能幫助鄰人們撲滅戰火看成是極大的光榮。講學一年屆滿后，曹禺先行回國，而老舍為撰寫小說并幫助譯者把《四世同堂》、 《鼓書藝人》等書譯成英文滯留下來。

在抗戰文藝創作實踐上，老舍是當時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艱苦抗戰的生活不但磨練了這位赤心愛國者的堅韌意志，而且使他那支機智敏捷的筆，更加放射出時代的光芒。他在本時期的主要作品有《四世同堂》、 《火葬》、 《蛻》(未完)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主要收編在《火車集》、《貧血集》中。多幕劇有《殘霧》、 《張自忠》、 《國家至上》(與宋之的合作)、 《面子問題》、 《大地龍蛇》、 《歸去來兮》、 《誰先到了重慶》、 《王老虎》(與趙清閣、肖亦五合作)、 《桃李春風》(與趙清閣合作)等。詩歌有長詩《劍北篇》及其他新舊體詩幾十首。通俗文藝作品，包括新京劇、鼓詞、相聲、墜子、新拴娃娃、新三字經、洋片詞等是他本時期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還有不下幾十萬字的散文、雜文、論文、講演詞等。這個簡單統計表明，即使在十分艱難的環境條件下——顛沛流離，言論不自由，因缺乏營養而造成的長年頭昏與貧血癥——老舍也始終沒停止過手中的筆。

時代推動著作家前進;作家迎著時代的風浪搏擊，具有新的充滿時代氣息的作品便伴隨著產生了。如果把老舍這一時期的創作與他抗戰前的作品比較，我們會發現變化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創作思想的明確性。我們知道，老舍是抱著寫著玩玩的態度開始創作生涯的，抗戰時期則發生了明顯變化。“抗戰需要文藝，文藝必須抗戰”，抗戰之于文藝，正如抗戰需要槍炮一樣不可缺少，這是老舍對文藝與抗戰關系的基本認識與態度。他對抗戰文藝的積極鼓吹和積極進行創作實踐，都是從這一明確認識出發的。他認為，文藝參加抗戰，不僅是文藝本身的要求，而首先應當是文藝家個人作為一個國民應盡的起碼責任。否則，既失掉了一個國民的資格，就根本沒有文藝可談了。文藝家的生命和武器就是他的筆，他應當象戰士用槍、農民用鋤頭一樣，在抗戰中發揮作用。抗戰開始后，老舍中止寫小說，轉而寫抗日短文，寫通俗文藝，寫劇本和詩歌，抗戰后期又回歸到小說領域，無不是從這樣的明確目的出發的。他在文藝目的性上這種認識的提高，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決定的：一是一貫的愛國主義思想到抗戰時期達到更熾烈更自覺的高度;二是走出狹窄的書齋生活，投身于民族解放戰爭實踐，受到了教育和鍛煉;三是在抗戰過程中有機會并主動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的影響教育。

其二是與明確的創作思想相聯系，老舍在創作方法上又有了明顯提高。因此在塑造人物性格、描寫事件進程和人物命運上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點。這首先表現在對于所描寫的人物形象有新的追求，即努力塑造抗戰英雄和群眾的形象，如《蛻》描寫了厲樹人、曲時人等愛國學生群象， 《張自忠》集中描寫了抗戰愛國將領張自忠的形象， 《火葬》描寫了石隊長等游擊戰士的形象， 《四世同堂》中有市民中進步青年的代表祁瑞全，短篇小說《小木頭人》則借童話形式歌頌了在抗戰中成長的小英雄的性格。所有這些，作為文學形象雖然還欠豐滿，但卻標志了老舍創作上的可貴追求。同時，對于曾經出現在作者筆下的一些人物，描寫上也有不少新的處理。這表現在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對人物性格靜止的刻畫和人物命運總以“絕望型”為多，因此常帶給人一種低沉、壓抑感覺的弱點，動的發展的觀點鮮明，作品的樂觀基調和亮色明顯加強了。如《四世同堂》，由于作家對戰爭發展有正確的預見，能夠作到把人物置于大時代背景上從動的發展的觀點加以刻畫和塑造，所以小說寫的雖然依舊是不止一次出現在作者筆下的市民形象群，甚至仍然寫他們的軟弱或死亡或各種的屬于本階層人物才有的思想行為，但作品給人的不再是沉悶、壓抑感，而是讓人感到字里行間激蕩著一種勝利樂觀色調。

其三，正因為上述兩方面的進步，使得老舍本時期創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鮮明時代特色。眾所周知，對時代生活面影及時代思潮表現和透視的欠缺，是老舍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創作中一個不小的弱點，它曾經損傷作家的創作達到更高的思想藝術成就。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一個藝術家如果看不見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實質的內在價值就會大大降低。”(《沒有地址的信》)抗戰時期的老舍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

抗戰是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展開的一場殊死搏斗，戰爭是歷史在這一階段的主音、主要矛盾表現。老舍曾說，在刀光血影里有大時代的真面目。他緊緊抓住了這個主音，把筆墨集中在描寫抗戰大時代的主潮上，圍繞這個中心，老舍從多方面描繪著抗戰的大時代。《火葬》直接描寫淪陷區文城一支游擊隊如何打擊敵偽力量， 《四世同堂》圍繞淪陷區北平市民的遭遇和斗爭展開畫卷， 《張自忠》歌頌抗戰將領為國捐軀， 《國家至上》表現民族團結抗戰到底的主題， 《劍北篇》以頌揚祖國山川和人民的頑強意志去激勵人們的抗敵救國情懷，《殘霧》又著重鞭撻了抗戰陣營中的陰暗面，引起人們的警醒。就是一篇短文，一段鼓詞，一首小詩，也無不滲透著抗戰時代的精神，這是他以前創作中所缺乏的。

其四，適應文藝服務于抗戰的需要，老舍不畏艱途，不怕譏笑，在藝術樣式上做了多方面探索和努力。他的藝術“多面手”的才能正是在這時期內顯露出來的。有人為老舍舍棄駕輕就熟的小說不寫惋惜，老舍卻大不以為然。他說抗戰需要劇本，需要通俗文藝，而這種文藝樣式也最快最易在群眾中起到宣傳抗戰的效果，所以他要努力去學去創作，高雅也好，俗氣也好，他不去管。解放后他在通俗文藝方面取得成績，在戲劇方面為劇壇增輝，都是這時期打下的基礎。

《四世同堂》是老舍在抗戰后期至解放戰爭時期完成的一部百萬字長篇巨著，小說分《惶惑》、 《偷生》、 《饑荒》三部。它在整個中華民族浴血抗戰的背景上，以被日寇占領的北平市民生活遭遇為題材，用融合著喜劇格調和悲劇色彩的筆墨，細致地寫下一部善良人民在侵略者屠刀下生活的屈辱史、悲憤史，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災難和深沉悲劇。

這部作品保持和發揚了作者早期創作的優點和特色，如他的機智和幽默中藏著諷刺的特點，長于用北京口語寫北京市民生活，特別是中下層市民生活命運的題材，善于從看來瑣碎平凡的生活場景中開掘生活底蘊和包含的社會內容，等等。由于作家不再是孤立地、靜止地描寫、贊賞或批評、諷刺，而是讓這里的一切人、事、物統統都與抗戰發生了有機關聯，涂上了戰爭色彩，亦即由于作者把早經熟悉的一切，都安放在激烈的抗戰進程中來描寫，開掘、錘煉這些“老相識”的新意義，而不僅僅把眼光局限在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條小胡同的遭遇上，就使作品閃爍出時代的火花，彈奏出抗戰的音響。時代感強，正是這部作品不同于老舍早期創作的一大特點。

《四世同堂》展現的是北京西城一條狹窄小胡同——小羊圈胡同幾家居民的生活遭遇和矛盾糾葛。它的故事以祁、冠兩家為主，輔以錢家和其他雜院的貧苦居民。第一部《惶惑》，人物活動及心理變化，緊緊扣住了“七七”事變到南京陷落的背景。抗戰發生，象夢一樣作了亡國奴的小羊圈居民，處在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迷惑之中。第二部《偷生》，人物活動則被安放在從南京失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背景上展開。小羊圈居民一部分從“惶惑”變為“偷生”，一部分則在屈辱生活中開始覺醒，認識到刀架在脖子上的偷生，等待著的就只是滅亡，要生存，必須尋求生的新路——斗爭。第三部《饑荒》，背景是由英、美對日宣戰到抗戰勝利。敵寇作瘋狂掙扎，在占領區加緊搜刮，制造饑荒，以延緩其滅亡的命運。小羊圈居民被逼到死亡邊緣，事情向相反方面轉化，覺悟者的斗爭更自覺，那些“偷生”者也開始改變忍辱懦弱的生活態度，決心找日本侵略者“算賬”。他們終于迎來了勝利。由于作品描寫扣緊了時代，因此小說中再現的人物在物質、精神上的種種磨難，包括惶惑、憂慮、眼淚、饑寒、死亡、反抗，柴米油鹽，婚喪嫁娶，育兒生女，就都具有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和典型意義。

與作品所顯示的濃重抗戰氣氛緊密相聯，在人物塑造上也表現出老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重大進步。早期創作中孤立、靜止地描寫人物的弱點被克服了，小說中，不管是變壞的人物，或是向進步方面轉化的人物，都不僅是個人或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有經濟的社會的根由可尋，他們都是在時代風云中各自顯示出自己性格的發展變化的。因此，我們從這些形象中所看到的就不只是孤立的好人或壞人，而是通過他們看到更深的社會本質了。

老舍是寫市民生活題材最有成就的作家。 《四世同堂》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特長，而且有了新的提高。老舍在早期創作中多以一、二市民人物為中心，再穿插幾個次要人物展開故事。 《四世同堂》不然，它描寫的生活畫面廣，雖以小羊圈幾戶居民為描寫基點，但筆墨所到幾乎遍及北京城，諸如家庭、街頭、廣場、戲院、古廟、學校、商店、妓院、公園、監獄、刑場、大使館、日偽機關，乃至城郊鄉村……從這些畫面里，我們看到了亡城北京社會的各個方面。

《四世同堂》描寫的人物一百幾十個，重要的也不下三、四十人。他們身份各異，面目不同，從事著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種營生。如從政治的分野看，他們分屬于善惡兩個營壘;若以經濟地位分，除卻日偽漢奸分子不算，小說所描繪的龐大市民形象系列，主要又可劃為兩組：一組是家中有米下鍋的小康之家，如祁家、錢家等，他們多半有固定收入的職業，如教員、司機、科員、商人等。這部分人因受封建傳統熏陶較深及小康經濟地位影響，安分，少非分之想，但多數因循守舊，市民意識重;另一組人則主要是城鎮的流氓無產者，連小商也夠不上的個體攤販和個體勞動者。他們處在城市社會的最底層，靠出賣力氣或從事被認為是最下賤職業的唱戲、剃頭等，以掙碗飯吃，小羊圈中四、六、九號大雜院的人大多是這一類。對于同處在一個社會層的這兩個系列的人物，小說表現的重點是有差別的，如對祁老人等，主要是批評他們守舊、怯懦、茍安、自私、敷衍、狹隘等思想弱點;對剃頭匠孫七、唱戲的小文及拉車的小崔、劉棚匠等處于最貧賤地位的人，則主要提出勞動者的命運和出路問題。這種對市民群眾地位層次準確而清晰的描寫，反映了作家思想認識的明顯提高。

在《四世同堂》所提供的市民形象系列里，性格最鮮明閃光的是祁老人。這是一位善良忠厚的長者，但幾十年市民社會生活及封建文化的影響，在他腦子里積下許多塵垢。老人足不出戶，所見狹窄，卻事事頑固、自信。一場危及國家民族命運的大火已燒到家門口，老人對付的辦法是準備下三個月的糧食和咸菜，關起門等災難過去。他富有同情心，但常為自私絆住，因此當錢家遭難，他打算邁步去錢家表示安慰的一霎那，轉念到會連累祁家而改變了主意。他還頗有些門第觀念，瞧不起同階層而住在大雜院里的人家。老人晚年逢上充滿刀光血影的抗戰年月，奴役和壓迫、痛苦和死亡的殘酷現實破壞了他的“四世同堂”家庭，也狠狠撞擊了他的濃厚市民意識。他用家法懲罰當漢奸的孫子瑞豐，最后明白了瑞全出走的正確道路，特別小妞子死于敵人制造的饑荒時，老人發怒了，他要找日本人去算帳。老人性格的這種發展變化和鮮明時代感，是老舍早期小說中所提供的同類形象中所少見的。

祁瑞宣是小說中塑造的又一個鮮明可感的人物。祁老人的三個孫子在激烈的民族矛盾面前走了三條截然不同的路。瑞全，一個青年學生，接受愛國教育，受舊意識羈縛不多，勇敢走上了抗日道路;老二瑞豐貪圖安逸，淺薄、無聊，受盅惑當了漢奸;處在長子長孫位置上的瑞宣就不那么單純。義務，叫他丟不開家中老小一走了事;新教育又使他清楚明白一個男兒在這時應該怎樣報效國家。他在激烈的內心矛盾中痛苦地生活著，終于在時代推動下，擺脫市民精神枷鎖，與老三瑞全走到一個行列中。抗戰的大時代培育了瑞宣的性格，使他成為新時期具有新思想素質的市民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代表。

在老舍創作道路上， 《四世同堂》可以說是他在較高層次上找見自我的重要作品。它還存在不足，主要表現在對于作為地下抗日分子的錢默吟和祁瑞全等性格描寫或者有些失真，或者缺乏血肉。但這些形象并不是作品描寫的重點，因而即使不夠成功，也掩遮不住這部巨著的現實主義思想藝術的光輝。

與《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一同完成于美國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是另一部顯示了老舍創作進步的重要作品。它在抗戰的背景上，以平淡無奇的筆墨，不但再現了舊社會藝人的普遍悲慘遭遇，而且令人信服地描寫了藝人們在革命文藝工作者幫助下思想品格的提高、作藝方向的明確和對于新時代的向往追求。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文藝工作者孟良的形象，這是老舍筆下第一個成功的革命者形象。作品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力量，表現出老舍從黑暗世界跨到光明的新時代前夕創作思想上的重大變化，因此具有重要意義。

五、沐浴在陽光里 為新中國譜寫贊歌

(新北京時期，1950—1966)

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布新中國誕生的時候，老舍正在美國住院治療腿疾。在美期間，他無時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這種思念之切使他每天吃飯如同吃藥一樣，過著度日如年的苦日子。這時國內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它使僑居國外的中國人有幾種選擇：繼續停留在所在國;去香港或臺灣;返回解放了的大陸。老舍的抉擇很果斷，當他輾轉得知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國人民邀他回國共商大事的信息后，便立即束裝就道，恨不能一步跨到共和國的懷抱里來。在五星紅旗升起在天安門后的第十三天，老舍從舊金山上船，經檀香山、日本、菲律賓、香港、仁川，于12月9日到達大沽口。盡管北國已是寒冬時令，但心潮逐浪，故國家園，使老舍抑制不住激動的淚水。“啊，我是剛入了國門，卻感到家一樣的溫暖!在抗戰中，不論我在哪里，‘招待’我的總是國民黨的特務。他們給我的是恐怖與壓迫，他們使我覺得我是個小賊。現在，我才又還原為人，在人的社會里活著。”(老舍：《從三藩市到天津》)

1950年，夫人胡絜青攜四個子女由重慶回到北京，老舍合家團圓，結束了在舊中國顛沛流離的苦難歷程，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舊中國，老舍把一腔愛國熱情化為文學形象，熔鑄在作品里。但因為社會制度的腐敗和政治的黑暗，對于“政治”他始終抱著“游離”的態度，決不與弄權的軍閥政客為伍。到了新中國，老舍仿佛變了另一個人，他以空前的政治熱情積極投入各項社會活動和運動，無條件擁護黨的領導，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是“時代所需要的工作”。他先后擔任了多種領導職務：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中朝友協副會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中國曲協和劇協的理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聯主席， 《北京文藝》主編，等等。假使說，為了謀生，教書和寫作是老舍在舊中國時代的基本職業，那么為了替人民辦事，給新中國建設添磚加瓦，寫作和參加管理國家大事，則構成他在新中國生活的主要內容。

對外文化交流是新中國開展對外關系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一個滿族作家，老舍不僅在團結國內各民族文藝家、作家方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而且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曾先后出國或率代表團到蘇、捷、朝、印、日等國訪問。特別在1953年，他參加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結束訪問活動后又主動留在前線體驗生活，和志愿軍指戰員一起生活好幾個月，回國后寫出歌頌志愿軍英雄的新作《無名高地有了名》。1965年，他率領中國作家訪問團出訪日本，對中日文化交流產生了深遠影響，被日本友人稱作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跡”。

作為一個作家，老舍的主要貢獻還在于他為新時代的讀者提供了多量優質的精神產品。“晚年逢盛世”。觸目皆是的新生事物鼓蕩了老舍極大的創作熱情，他以同輩作家少有的干勁和勤奮，為新中國譜寫贊歌。除創作《無名高地有了名》、 《正紅旗下》 (未完)兩部小說和大量的詩歌、散文、雜文外，完成劇作二十多個(已發表的二十三個)，多幕劇《龍須溝》、《茶館》成為當代話劇創作的優秀劇目，并且獲得了世界的聲譽。因為他創作上的成就和勤奮，還在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就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而后又被譽為新中國文藝隊伍里的勞動模范。

如果說，解放前老舍創作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小說方面，那么解放后，他的才能除用在參加管理國家大事上外，主要則表現在戲劇創作上，對通俗文藝創作也做出了一定貢獻。不寫小說而選擇戲劇，對于老舍來說是舍輕車熟路，而硬去爬坡。舍易求難，何苦呢?老舍回答說：“以一部分勞動人民現有的文化水平來講，閱讀小說也許多少還有困難。可是，看戲就不那么麻煩。這就是我近來不大寫小說，而愛寫劇本的另一原因。”(《老舍劇作選·序》)還在1950年春節，在中國文聯為老舍回國舉行的歡迎會上，老舍就曾明確表示，以后決不能只想個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而要根據人民的需要來決定自己的行動。這些話充分說明了老舍創作的人民立場。

老舍解放后的劇作形式多樣，有獨幕劇，也有多幕劇;有曲劇(《柳樹井》)，有京劇(《十五貫》等)，有歌劇和童話劇(《大家評理》、 《寶船》等)，成就最大的還是話劇，如《方珍珠》、 《龍須溝》、 《春華秋實》、 《青年突擊隊》、 《西望長安》、 《茶館》、 《女店員》、 《全家福》、《神拳》等，這些劇作不管是寫歷史題材或現實題材，大都塑造了鮮明的形象，表現了時代生活的矛盾和斗爭，在現實中發生了積極影響。

1951年問世的話劇《龍須溝》，是老舍歸國后繼《方珍珠》創作的第二部劇作。它寫的是北京人稱為“龍須溝”的一條臭溝兩岸人民生活的變化，從而反映出解放不久，北京下層市民迅速結束了苦難時代，開始了新生活。劇本成功地刻劃了程瘋子等令人難忘的形象，有力地歌頌了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本質。

《茶館》完成于1957年。它以一個茶館的盛衰變遷為中心線索，把從清末至抗戰勝利的半個世紀舊中國社會演變濃縮在三幕劇中，形象地告訴人們，舊制度是如何一代接一代“玩完”的。這是一曲舊時代復滅的葬歌，同時是一首沒文字標示的新時代一定要到來的預言詩。 《茶館》的戲劇沖突安排、人物性格創造、爐火純青的戲劇語言等都表現了老舍話劇創作的杰出成就和獨特風格。 《茶館》是當代話劇的經典作品。1980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帶著這個劇目出訪歐洲，被譽為東方舞臺上的一個“奇跡”。1983年又到日本演出，轟動一時，表明了這一杰作跨越時空的強大藝術生命力。

老舍的劇作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內容。 《方珍珠》描寫舊藝人獲得新生， 《柳樹井》配合了新婚姻法宣傳， 《春華秋實》反映了三反五反運動， 《青年突擊隊》則寫的是青年建筑工人的生活， 《西望長安》諷刺了國家機關里的官僚主義，《全家福》、 《女店員》等則以新時代的市民、警察及婦女形象作為主人公， 《神拳》、 《茶館》寫的是歷史題材，但反帝反封建和愛國思想都給人以很深的現實教育。老舍這些革命現實主義傾向鮮明的劇作，以它馨郁的色香形成自己獨具的藝術風格，成為新中國戲劇百花園中令人贊賞的藝術花朵。

四十年前，老舍的親密朋友羅常培先生針對國民黨對文藝工作者的迫害寫過這樣一段憤慨的話：“如果社會上和文藝界還讓老舍繼續貧血，以致他‘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到他創作三十年的時候我們還看不見他那本未完成的‘杰作’脫稿，那不是他自己的責任，而是社會和文藝界的責任!”(《我與老舍》)老舍回國后沐浴在陽光里，他食飽，力足，才美得以施展，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們不但看到他那描寫義和團的‘杰作’《神拳》問世，而且看到更勝一籌的杰作《茶館》、 《正紅旗下》等。但是，正當老舍以橫溢的才華和“昂昂爭上游”的忘年精神譜寫新篇章時，一場意想不到的劫難襲來，他因慘遭迫害致死，時為1966年8月24日。

1978年6月3日，為悼念這位獲得崇高世界聲譽的人民藝術家，恢復他被玷污的名字，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文化部等單位聯合主辦，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了老舍骨灰安放儀式，緬懷他為中國新文藝事業發展作出的卓著貢獻，贊揚他追求進步、擁護黨、熱愛革命領袖、積極獻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高貴品質。

老舍一生光明磊落，熱愛祖國，勤奮筆耕，為人民留下數以千萬字計的優秀精神產品，人民將永遠懷念他，中國文藝史的篇頁上將永遠大寫著他的名字。老舍不朽!

1984年4月于南開園

注釋

附錄一 老舍主要著作目錄

小說

《老張的哲學》(長篇),原載《小說月報》第17卷7號至12號,

1926年7月至12月;商務印書館(上海)1928年1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趙子曰》(長篇),原載《小說月報》第18卷3號至11號,1927年3月至11月;商務印書館(上海),1928年4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1卷。

《二馬》(長篇),原載《小說月報》第20卷5號至12號,1929年5月至12月;商務印書館(上海),1931年4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1卷。

《小坡的生日》(長篇),原載《小說月報》第22卷1號至4號,1931年1月至4月;生活書店1934年7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貓城記》(長篇), 《現代》雜志第1卷4期至第2卷6期,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現代書局(上海)1933年8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離婚》(長篇),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上海)1933年8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2卷。

《牛天賜傳》(長篇),原載《論語》半月刊第49期至74期,1934年9月16日至1935年10月16日;人間書屋(上海) 1936年3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2卷。

《駱駝祥子》(長篇),原載《宇宙風》雜志第25期至48期,1936年9月16日至1937年10月1日;人間書屋(上海)1939年3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文博士》(長篇),原載《論語》半月刊第98期至115期,1936年10月16日至1937年7月,題名《選民》;作者書社(香港).1940年11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3卷。

《火葬》(長篇),原載《文藝先鋒》月刊第4卷1期至6期,1944年1月20日至6月20日;晨光出版公司(上海)1944年5月渝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3卷。《四世同堂》 (三卷本長篇)

第一卷《惶惑》,原載重慶《掃蕩報》1944年11月10日至1945年9月2日;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上海)1946年1月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卷《偷生》,原載重慶《世界日報》194 5年5月1日至12月15日;晨光出版公司(上海)1946年11月分上、下冊初版;收入《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部《饑荒》,原載上海《小說》第4卷1期至6期,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香港) 1975年1月1版;收入《老舍文集》第5卷。

(《四世同堂》,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分上、下兩冊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時分三冊出版。北京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該書縮寫本,系由該書英文節譯本《黃色風暴》中轉譯過來的,它比原中文版本多十三章,即《饑荒》問世時刪去的十三章。)

《鼓書藝人》(長篇),中文原稿遺失,《收獲》1980年2期所載,系馬小彌根據美國出版的郭鏡秋(Helena Kuo)譯本《The Drum Singers》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

《正紅旗下》(未完長篇),原載《人民文學》1979年第3至5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趕集》(短篇小說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上海)1934年9月初版。

《櫻海集》(短篇小說集),人間書屋(上海)1935年8月初版。

《蛤藻集》(短篇小說集),開明書店1936年11月初版。

《火車集》(短篇小說集),上海雜志公司1939年8月初版。

《貧血集》(短篇小說集),文聿出版社(重慶)1944年3月初版。

《老舍短篇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10月1版。

《老舍小說集外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3月初版。內包括未完長篇《蛻》和未收編過集子的短篇小說十四篇。

戲劇

《殘霧》(四幕話劇),原載《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第3卷8、9期合刊至4卷1期,1939年8月至1940年1月;商務印書館1940年4月初版;收入《老舍劇作全集》第1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版。

《國家至上》(四幕話劇,與宋之的合著),原載《抗戰文藝》第6卷1期至2期,1940年3月30日和5月15日;南方印書館1943年7月初版;收入《老舍劇作全集》第3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版。

《龍須溝》(三幕話劇),原載《北京文藝》第1卷1期至3期,

1950年9月至11月;北京大眾書店1951年初版;收入《老舍劇作全集》第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版。

《茶館》(三幕話劇),原載《收獲》創刊號1957年7月;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收入《老舍劇作全集》第2卷。

《全家福》(三幕話劇),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

《神拳》(四幕六場話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63年5月初版;收入《老舍劇作全集》第3卷。

《老舍劇作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9月1版。

其他

《老舍論創作》(創作、經驗、論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版,增訂本1982年8月出版,比原版本增補38篇。

《老舍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1版。本書主要收錄老舍自述生活經歷文章47篇及附錄羅常培、黃苗子等回憶老舍生活文章4篇。

《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4月1版。

《老舍曲藝文選》,中國曲藝出版社1982年12月1版。

《老舍新詩選》,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年8月1版。

《老舍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0年出版第1卷,已陸續出版了7卷,以后各卷陸續出版。這個文集按原版收編老舍一生的主要文學著述,按小說、戲劇、曲藝、詩歌、散文、論著等體裁和寫作發表年代先后編次。

附錄二 老舍研究資料部分目錄

創作研究

朱自清《<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 《朱自清文集》第2卷,開明書店1953年版。此文曾發表于1929年2月天津《大公報》上。

李長之《貓城記》(書評),天津《國聞周報》1934年第11卷2期。

常風《論老舍的<離婚>》,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01期,1934年9月20日。又見《棄余集》,藝文社1944年6月版。

趙少侯《論老舍的幽默與寫實藝術》(評《離婚》),天津《大公報》,1935年9月30日。

許杰《論<駱駝祥子>》, 《文學新輯》第1輯194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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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震文《應該怎樣評價老舍的<貓城記>》,《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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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常培《我與老舍——為老舍創作二十周年作》,昆明《揚蕩報》1944年4月19日。又見《中國人與中國文》,開明書店1945年版。

王行之《老舍夫人談老舍》,見《老舍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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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廣燦 吳懷斌編《老舍研究資料》(上、下),十月文藝出版社即出。

①如胡適、沈嚴默的同名詩《人力車夫》,魯迅的小說《一件小事》,郁達夫的小說《薄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