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人物簡歷簡介,周立波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動蕩的童年和學生時代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出生于洞庭湖濱湖南省益陽縣鄧石橋清溪村一戶清寒的農民家庭。他原名紹儀，又叫菶梧、鳳翔。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學活動時，為了表示對自由的熱愛和追求，采用英語自由(Liberty)的譯音“立波”作為自己的筆名，以后正式取代了自己原來的名字。到延安后，才冠上姓，叫周立波。

周立波剛滿三歲的時候，發生了辛亥革命;革命失敗后，接著是連年的軍閥混戰。在他出生后的10年間，他的家鄉洞庭湖一帶，又連續發生三次大水災，農村經濟瀕于破產。周立波就在苦難、動亂的歲月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他在家鄉念完小學以后，1924年秋天到湖南省會長沙，考入省立第一中學。他讀書十分用功，每期都是“品學兼優”，名列第一、第二，因而得免學費。他除了學好規定的各門課程以外，還特別愛讀課外書籍。自己沒有錢買書，就常到市立圖書館借書看，最愛好的是史學和文學。從小學到中學，他不但讀過《孟子》、《莊子》、 《國語》、 《國策》，《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 《紅樓夢》、 《西廂記》、 《世說新語》、 《閱微草堂筆記》等許多古典名著，而且通讀過卷帙繁浩的《資治通鑒》，從祖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中汲取營養。1926年夏天，他結識了當時正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的進步學生周起應(即周揚，也是益陽人)。在周起應的影響下，他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也產生了興趣，到處找魯迅、郭沫若和“湖畔詩人”汪靜之等人的作品看，并和同學們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夜鐘社”，開始從事課余文學活動。

周立波在長沙求學的最后一個階段，正是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勝利進軍，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時候。同貧苦農民有著血肉般聯系的青年學生周立波，被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常常跟進步同學去校外參加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的集會和示威游行，多次聽過著名共產黨人郭亮、夏曦和革命教育家徐特立等人的講演，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的影響，思想越來越傾向進步。1927年“馬日事變”發生后，他回到益陽老家，在益陽縣第二學區高小擔任算術教員，因為在言行中流露了對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大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血腥罪行的不滿，被益陽縣偽團防局長追查。幸虧校長張尚斌是一位政治上比較開明的士紳，由他出面擔保，周立波才逃過了反動派的魔爪。1928年春天，周立波成親后不滿一個月，便離開苦難的家鄉，去了上海。后來他從事寫作時，曾用“張尚斌”作為自己的一個筆名，以表示對這位正直的小學校長的感謝和懷念。

二、活躍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壇

周立波到上海后，住在亭子間里，在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刻苦地堅持自學，特別努力自修英語，達到了能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程度。1929年秋，他考取了免費的上海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他念的是經濟學系，但感興趣的仍然是文學。這年11月29日，他以“小妮”的筆名，在上海《申報·本埠增刊》發表小散文《買菜》，這便是迄今所知他公開發表的處女作。接著，他又從英譯本轉譯了蘇聯作家皮爾尼阿克的短篇小說《北極光》，發表在1930年上半年出版的上海《摩登月刊》第1期，這也就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譯作。進勞大不久，他就參加了黨領導的進步群眾組織“革命互濟會”，常常跟一些進步同學去校外參加革命活動，以致于1930年“五一”前夕被開除學籍。為了維持生活，他和周起應合作，從英譯本轉譯了蘇聯作家顧米列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大學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將書稿賣給了上海現代書局，后于1932年出版。也就是從這部譯作開始，他使用“立波”二字作為自己的常用筆名。

1931年冬，周立波經一位同學介紹，到上海神州國光社當校對，他繼續與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朋友保持著聯系。1932年“一·二八”戰事發生后，他又因參加地下黨所領導的罷工斗爭而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被叛刑20個月，關在提籃橋西牢。刑期屆滿后，由于他堅決拒絕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委員會要他“自首坦白”的誘脅，又被押送偽蘇州反省院繼續囚禁8個月。無論在敵人的法庭上或監獄里，周立波始終保持著一位革命青年的崇高氣節，堅持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分子進行斗爭。經過兩年多獄中斗爭生活的考驗，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1934年8月出獄后，他于當年冬天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隨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并成為左聯黨團的成員之一，從此更積極地投入了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活動。

周立波加入左聯后，成了左聯后期的一名活躍分子。他常常和錢杏邨(即阿英)等一起到一些學校去，推動那里的左翼文藝活動;還分工領導黨小組和接濟出獄的同志，并參與審查和編輯左聯的內部刊物。當時，上海《時事新報》有個《每周文學》副刊，就是由他和左聯成員王淑明、徐懋庸編輯的。他經常為《每周文學》撰稿，并代表左聯黨團負責審稿。

作為左聯的一名新的理論戰士，周立波以濃厚的興趣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事文學批評工作。一方面，他圍繞新的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問題.以張一柯、立波等筆名，在上海的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來闡釋有關文學與社會生活、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的關系、藝術思維的特點和典型形象的創造等基本理論問題。另一方面，他發表了一些研究當前文壇的創作傾向和評論作家作品的文章，對魯迅的《阿Q正傳》和雜文、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著名作品，以及沙汀、艾蕪、蕭軍、蕭紅、舒群、羅烽、荒煤、宋之的、端木蕻良等新起作家的優秀作品，進行了熱情的評介。他贊揚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的、進步的文藝戰士“這些默默的做著的人，在創造真正的中國新文化”(《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而對那些描寫風花雪月的文學、 “鴛鴦蝴蝶”派的麻醉品，則持鮮明的批判態度。他稱阿Q的形象為新文學第一個“偉大的典型”(《文學中的典型人物》)，還把自己發表在《讀書生活》半月刊的論文《替阿Q辯護》的剪報寄給魯迅，向魯迅寫信請教：阿Q有無模托兒?魯迅是怎樣熟悉阿Q那樣的雇農生活的?魯迅很快復信回答了周立波所提出的問題(見魯迅1935年12月13日日記： “得立波信，即復。” )。

在從事文學理論批評工作中，周立波還比較廣泛地接觸了外國文學。他不但對歌德、巴爾扎克、左拉、普希金、托爾斯泰、馬克·吐溫、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肖伯納、馬查多等世界著名作家及其創作進行了一番研究，發表了許多紀念性和評介性的文章，而且對西方現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詹姆斯·喬易斯等的作品，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評論。他還向讀者介紹了日本、西班牙、波蘭等國進步文學的發展現狀。和這同時，他陸續翻譯了一些外國文學名著，并因此贏得青年翻譯家的美譽。這些譯作，包括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馳名的跳蛙》，洛巴多(巴西作家)的短篇小說《貴客》，普希金的中篇小說《杜布羅夫斯基》(又名《復仇艷遇》)，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上部)，以及基希的報告文學集《秘密的中國》等。其中尤以后二者在我國產生的影響較大，并對周立波本人以后的小說和報告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周立波登上左翼文壇之后，還以雅歌、立波等筆名，寫下了《農家的冬夜》、《竹林》、 《當》等最早一批記述自己青年時期生活的情真意摯的散文，創作了一些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為救亡圖存而大聲疾呼的雜文和詩歌。1935年“一二·九”愛國運動發生后，他發表《辟胡適之謬》一文，對誣蔑北平愛國學生運動，為國民黨媚日賣國政策張目的胡適進行了嚴正的抨擊。他發表在《文學》月刊上的戰斗詩篇《“飲馬長城窟”》，在這家刊物舉辦的“我最歡喜的一首新詩”活動中，被讀者推薦為優秀作品之一。

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新形勢下，周立波積極投入了黨所領導的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12月，他參與簽名發表由馬相伯等領銜的《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緊接著，他在《時事新報·每周文學》發表《關于“國防文學”》一文，繼周揚之后，再次提出“建立嶄新的‘國防文學’”的主張，在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隨后，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力圖根據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政策，以及我國革命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來闡釋“國防文學”的性質、內容和任務，常常有他自己的獨到的見解。但當左翼文藝隊伍內部圍繞“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展開熱烈的論爭時，周立波由于忙于翻譯《被開墾的處女地》，沒有再寫更多的文章參與爭論。

1936年春左聯自動解散后，周立波于當年6月參加了“中國文藝家協會”，并參與《文學界》月刊和《光明》半月刊的編輯工作。10月，魯迅在上海逝世，周立波發表《無可言喻的悲哀》一文(載《光明》第1卷第10號)，對這位“東方文學的大師”、 “中國反封建反帝斗爭的最強韌的驍將”，表示深切的哀悼。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后，全國人民掀起抗戰的高潮。接著，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抗日戰爭，周立波參加了由郭沫若發起組織的“文藝界戰時服務團”的活動。當年9月，他根據黨的指示，與周揚、李初黎、艾思奇等一起，撤離了上海。

上海十年，是周立波早期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的重要階段。建國后，他把自己參加左聯后寫作的一批文學論文，結集成《亭子間里》，在1963年出版。他在《后記》中寫道： “左聯是我熱愛的一個文學團體”， “它的富有朝氣的活動在五四以后的中國革命文藝運動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而青年時代的周立波，也正是在左聯的旗幟下，在與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和民族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中，成了我國“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中的一名后起之秀。

三、抗日戰爭時期的小說和報告文學創作

周立波撤離上海后，原來打算到延安去。但到達西安時，八路軍辦事處安排他和舒群去華北前線做記者，并由他兼任來華訪問的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的翻譯。1937年10月到12月，他和舒群陪同史沫特萊從西安經太原到達當時設在五臺山下南茹村的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先后會見了八路軍太原辦事處黨代表周恩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和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隨后，又跟隨八路軍總部從五臺南移到晉南的洪洞。這次戰地旅行，周立波完全變成了一名軍人，他學會了騎馬、跑路和夜行軍，步行了三分之一的山西省。他深深愛上了這種戎馬倥傯的軍事生活，曾經打算投筆從戎，去做一名游擊隊員，但這個愿望未能實現。當他送走史沫特萊后，八路軍總部又派他陪同前來根據地考察的美軍情報官伊凡斯·卡爾遜去晉察冀邊區訪問。從1937年12月末到1938年2月中旬，在五十多天中，他們通過敵人的兩道封鎖線，走了兩千五百里，游歷了晉東北、晉察冀邊區和晉西北廣大地區，先后訪問了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賀龍、徐海東、陳賡、王震等八路軍著名將領。訪問歸來后，朱德接見了他，要他多寫些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主張和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他旋即離開晉南去武漢寫作。在武漢，他把自己兩次訪問華北前線和邊區的所見所聞，寫成《從河北歸來》、《娘子關前》、《東冶頭一瞥》和《徐海東將軍》、《聶榮臻同志》等20多篇散文報告文學作品，并整理了《晉北途中》、 《晉西旅程記》等戰地旅行日記，分別結集成《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戰地日記》兩書，于1938年6月由設在漢口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和上海雜志公司出版。這兩部作品，及時地向全世界和中國人民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方針政策，宣傳了敵后軍民英勇抗戰的勝利及其偉大意義，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法西斯暴行，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漢口《全民周刊》曾發表書評，贊揚《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是一部描寫“戰斗與自由的中國”，可以幫助人們“堅固必勝的意志與抗戰的決心”的好書。(羅之揚《<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在武漢，他還擔任過蘇聯塔斯社記者瓦里耶夫的英文翻譯，陪同他去江西、皖南一帶，訪問了國民黨前線顧祝同司令部和我新四軍軍部。

1938年11月上旬，長沙“文夕(11月12日)大火”前夕，周立波受當時正在長沙的周恩來的指派，同廖沫沙、歐陽山、草明等一起，去湘西沅陵恢復我黨領導的《抗戰日報》(仍以田漢的名義主編);報紙于1939年元旦前夕復刊。當年5月，他又奉調去桂林參加《救亡日報》的編輯工作。臨行前，他以《抗戰日報》記者的身份，走訪了湘西各地，后來據此寫成《湘西行》、《霧里的湘西》和《湘西苗民的過去和風俗》等散文報告文學作品，分別在桂林、延安的刊物發表。到桂林后，周立波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籌委會委員，他一邊辦報，一邊繼續翻譯蘇聯報告文學集《白海運河》。但這部40萬字的譯稿在將要出版時不幸毀于日寇的炸彈，以致未能傳世。1939年11月，周立波又奉調去延安工作，于年底到達陜北。

延安，是周立波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被分配在魯迅藝術文學院，擔任文學系教員，兼任編譯處長。1940年1月，當選為陜甘寧邊區文協執行委員; 2月，被增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當時，由于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邊區開始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最艱難的歲月。周立波住在橋兒溝的窯洞里，與邊區軍民一道，過著艱苦的生活，以滿腔熱情從事培養文藝接班人的教學工作。他擔負的課程是“名著選讀”。為了備好課，他夜以繼日，伏在昏黃的棉籽油燈光下，寫下了十多萬字的講課提綱。他給學員們講《紅樓夢》、《阿Q正傳》等中國名著，但講得最多的還是歌德、巴爾扎克、司湯達、莫泊桑、梅里美、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等西歐和俄國的著名作家以及高爾基、綏拉菲摩維奇、法捷耶夫、涅維洛夫等蘇聯作家的代表作品。他既注意吸收“五四”以來我國文學界對這些作家已有的研究成果，更注重以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具體地分析具體作品，把個人的審美感受和深入的理論分析結合起來，找出每部作品彼此不同的思想傾向和藝術特色，條理清晰而又娓娓動聽地介紹給學員們。周立波講授“名著選讀”的聲譽在魯藝迅速地傳開了，每當他給文學系講課時，一些外系的學員也紛紛前來聽講和參加討論，總是把窯洞前面的坪地擠得滿滿堂堂。他遺留下來的一部分《講授提綱》，1982年在《外國文學研究》季刊披露以后，引起了許多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者的興趣，有的專家稱贊它是“我國近代文藝理論研究的極為重要的一個文獻，更是一件彌足珍貴的美學的瑰寶”。(徐遲《讀周立波遺稿有感》)

周立波在魯藝，除了和何其芳、陳荒煤、嚴文井等文學系教員、作家組織了一個文學社團——“草葉社”，編輯、出版雙月刊《草葉》以外，還開始寫作短篇小說。1941年春天，他主動要求去延安附近的碾莊鄉住了50多天，一面參加鄉政府的一些群眾工作，一面寫小說。他借居在一戶姓劉的農民的窯洞里，把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西牢的一段斗爭生活，寫成了人物和故事互相連貫的一組短篇小說： 《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紀念》。從碾莊回到魯藝，他又把房東老劉家母牛生小牛的生活故事，寫成短篇小說《牛》。這就是這位著名小說家創作的第一批短篇，它們分別發表于當年延安《解放日報》、《草葉》、《谷雨》和重慶《新華日報》等報刊。這些作品，把三十年代上海帝國主義監獄里革命囚徒的斗爭生活和抗日民主根據地農民的新生活，帶進了文學。作家滿懷著對生活、對勞動人民、對共產主義前途的無限熱愛，以樸素自然、生動幽默的藝術筆觸，刻畫了優秀的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小劉、老鄭和陜北新農民張啟南等的性格形象。無論從作品的題材、主題、人物形象或表現形式來看，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正像周立波本人在魯藝講授“名著選讀”時所殷切期望的那樣，使小說創作開始走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狹窄的小巷”，而走到了“農民、工人、兵士，甚至獄中囚徒”及其斗爭生活的“大野”，突破了“知識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講授提綱〈不走正路的安德倫〉》)這樣的作品出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也就顯得更加可貴。其中尤以《麻雀》等一組反映獄中生活的短篇(1955年結集為《鐵門里》出版)，問世后一直得到讀者和文學界的好評。老作家沙汀認為： “它的藝術特點一直保存在立波以后的長短篇小說中：語言生動、樸素、幽默，極少雕琢痕跡。通過一只麻雀，作者為我們展現了那些為革命遭受禁錮的人們的心靈：他們堅強，樂觀，對于黑暗勢力報以最輕蔑的嘲笑。這也可說是立波同志自己的寫照。” (《安息吧，立波同志》)這說明，周立波一開始小說創作，便堅實地走上了革命現實主義的道路，并顯示了自己的才華。自然，由于他早期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較深，這個時期的小說也不可免地在形式上存在歐化的傾向。同時，由于他還沒有和邊區農民真正結合起來，對這些“呼吸于新天地里的新人”的心理、語言都還不很熟悉，因而在短篇小說《牛》里仍然流露出某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其語言也少有勞動人民語言的氣質和風采。

1942年夏，周立波在魯藝和林藍結婚。

從這年春天開始，延安開展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5月，周立波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在會上發表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講話》，受到深刻的啟示和教育。他對照《講話》的精神，認真檢查了過去在文學創作和教學工作中存在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以及“為異國情調所迷誤，看不起土香、土色的東西”的嚴重缺點。他決心按照毛澤東同志指引的方向，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到火熱的斗爭中去，鍛煉和提高自己， “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以便真正成為“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1944年2月，他被調到延安《解放日報》社擔任副刊部副部長，主編文藝副刊。當年冬，他主動請纓，參加了由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去華南開辟抗日民主根據地。他被安排在司令部擔任秘書，于當年11月隨部隊離開延安，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南征。

南下支隊沖破敵偽頑的層層封鎖、圍困和堵截，渡過黃河與長江，越過高山和平原，一直挺進到粵北;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又奉命北返，于當年10月回到中原。前后歷時將近一年，征程達一萬五千多里，被稱為我軍的第二次“長征”。周立波始終和指戰員一起，一個被包，一雙草鞋，出沒于槍林彈雨之間，用兩條腿走過七個省的戰場，經受了各種艱難驚險的考驗，被南下支隊一位首長譽為“鋼鐵的文藝戰士”。在南下途中，他利用行軍、作戰的間隙，蹲在墻根下，靠在石頭上，堅持寫日記，忠實地記錄了這次戰斗歷程中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情景，成為他后來寫作報告文學和短篇小說《湘江一夜》的珍貴素材。部隊回師中原后，他被分配在中原軍區《七七日報》社工作，任副社長。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周立波離開部隊，先后去武漢、北平、承德、赤峰等地，擔任軍事調處執行部和執行小組我方代表翻譯。在這段時間里，他利用工作之余，整理自己隨軍南下途中所積累的素材，先后寫成《出發》、 《徒涉》、《王震將軍記》、《王首道同志和別的幾個領導者》和《李先念將軍印象記》等14篇散文報告文學作品，結集成《南下記》，于1948年2月由哈爾濱光華書店出版。

《南下記》和以前出版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戰地日記》，是周立波抗日時期的主要報告文學作品，1962年曾合編為《戰場三記》再版。它們在我國現代報告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些作品，因為“成于動蕩時期倉忙之際，不免粗糙” (周立波《南下記·后記》)，但它們卻真實地記錄了一個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時代跳動的脈搏。在將近20萬字的篇幅里，既有關于中華兒女浴血奮戰，抗擊敵寇的英雄事跡的大量記載，也有對敵人的殘暴嘴臉和漢奸的丑惡面目的深刻揭露。字里行間，充滿著血肉和硝煙烽火交織的戰斗氣氛，貫注著作家愛祖國、愛人民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作品的形式靈活多樣，有散文，有通訊，有特寫，有日記，還有對友人抒發情懷的書信。文筆一般都簡潔、流利，無論是敘事、抒情或者是寫人、狀物，都能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無所矯飾地娓娓道來，具有一種樸素、自然、嚴謹的風格，使讀者感到十分親切、真實。周立波早年喜歡詩歌，他的詩歌具有散文化的傾向，而他的散文報告文學作品又洋溢著濃郁的詩意。他善于借物抒懷，每每記下一事、攝取一景，便由此展開深邃的聯想，盡情地抒發自己強烈的愛憎。當他向讀者介紹了窯工出身的徐海東將軍八次負傷，又連續吐了兩個禮拜的血，仍然抱病指揮戰事的動人事跡以后，他從車窗之外南方春野綻開的梅花遐想開去，無限深情地表示，要“憑著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還在雪中的北方的戰士，祝福我們的英勇的窯工”。(《徐海東將軍》)而當他寫到南下支隊戰士張振海為掩護同志，撲在敵人打過來的炮彈上面壯烈犧牲的情景時，他的眼前又浮現了那位戰士“染血的衣角”，仿佛看到了那“留在人間的血衣的影子，漸漸地擴大，升騰，變成照耀一切的圣潔的光輝，好象黎明時節平原之上升起的太陽的萬道金光一樣”。(《平原上》)較之前兩部報告文學集，《南下記》的許多篇章寫得更為流暢和充實。在周立波的筆下，那冰凌閃亮、浪濤呼嘯的黃河的雄姿，那月光、星光和雪光交映成清輝的太行山麓的雪景，無不充滿詩情畫意。特別是《王震將軍記》，把我軍這位既富于大將的風度而又分外平易可親的杰出將領的精神風貌，描繪得栩栩如生，血肉豐滿，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人物特寫。周立波在散文報告文學上的成就，無疑地為他在小說創作上的成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四、參加東北土改和創作《暴風驟雨》

1946年秋，周立波調冀熱遼區黨委，擔任《民聲報》副社長。當時，蔣介石公開撕毀《停戰協定》，背信棄義地大舉進攻解放區。中共中央東北局根據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和《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動員大批干部下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當年10月，周立波隨一支工作隊去北滿，參加松江省尚志縣元寶鉦的土改運動，后來又擔任了那里的區委副書記、書記。

在土地改革中，周立波發揚了我黨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堅持和農民群眾同甘共苦。每天，吃的都是苞米渣子和咸菜;隆冬，北滿氣候溫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他頂風冒雪，照常和工作隊員一起下村屯進行訪貧問苦，扎根串連。通過共同的生活和斗爭，他和元寶的貧苦農民很快建立了親密的感情。每天，從早到晚，他和工作隊的住房，總是擠滿了穿靰鞡鞋的農民積極分子和村屯干部，他們把周立波當成自己人，都愿意跟他談自己苦難的身世和對斗爭的要求。晚上，周立波還常常去參加農民群眾的“嘮嗑會”，同老鄉們盤腿坐在小小的熱坑上，聽大伙無拘無束地談嘮。話題從斗爭地主到拾掇莊稼，從村屯變遷到個人遭遇，天上地下，無不涉及。通過這種“嘮嗑會”，他不但向群眾學習了豐富的社會知識、生產知識，了解了當地許多風土人情，而且學會了不少生動活潑的方言土語。這些，都為他以后創作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準備了素材。

周立波在元寶工作了半年，當初并沒有想到要寫小說。但是，土地改革中那些驚心動魄的斗爭場面和各種人物的面影，卻深深地鏤刻在他的腦海里。1948年5月，他離開元寶到哈爾濱，在中共松江省委宣傳部主編《松江農民》報。他一面編報，一面回味元寶鎮的斗爭生活，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決心寫作一部反映土地改革運動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進入創作過程以后，他感到生活素材還不夠，便又帶著上卷初稿到省委進行土地改革的重點村——五常縣周家崗，繼續深入生活;后來，還訪問過拉林、葦河的村屯和呼蘭縣的長嶺區，了解面上土改的情況。在周家崗，他深入發掘了“七斗惡霸地主王把頭”這一典型事件的全過程，后來經過集中概括，把它演化成了小說中“三斗地主韓老六”的典型情節。同時，他目睹了一幕震撼自己心靈的悲壯劇——農民積極分子、共產黨員溫鳳山為了抓捕一個逃亡地主，被狡猾的敵人用冷槍打死。現實生活中的這位農民英雄，也成了他塑造小說中的農會主任趙玉林形象的主要模特兒。《暴風驟雨》共38萬字，分上、下兩卷，先后于1947年10月和1948年12月脫稿，由東北書店于1948年4月和1949年5月出版。

《暴風驟雨》以松花江畔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作背景，完整地反映了東北土地改革的過程。上卷寫的是1946年黨中央發布《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后到1947年9月全國土地會議前這一段時期的土改運動;下卷寫的是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以后土改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小說相當成功地刻畫了一系列性格鮮明、具有不同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真實地表現了農村各個階級的面貌、心理和它們之間的斗爭。上卷以趙玉林作為中心人物，著重寫了他的悲慘身世，他從覺醒、斗爭到最后為革命而英勇獻身的戰斗歷程，突出地表現了他勤勞樸實、勇敢倔強、大公無私、勇于自我犧牲的高貴品質。下卷以趙玉林的繼任者、青年農民郭全海作為中心人物，著重寫了他在復雜的階級斗爭中鍛煉成長的過程，表現了他的勇敢精明和機靈正派，以及新婚后立即帶頭報名參軍，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英雄氣概。在老一輩農民中，車把式老孫頭是作家寫得最豐滿的一個人物形象。他既殘留著落后自私、見風使舵的缺點，又由衷地擁護革命，渴望著翻身解放，加上他那豐富的生活知識，開朗、詼諧的性格，使他成了一個十分風趣可愛的人物。他在哪里出現，哪里就熱鬧起來。這是周立波創造的一個性格復雜而又真實可信的典型形象。此外，作為播火種者的工作隊長肖祥以及其他一些人物形象，也刻畫的比較成功。小說通過這些人物的遭際、命運和斗爭，揭示了廣大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己起來，打翻統治農村幾千年的封建勢力，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 “其勢如暴風驟雨”，不可阻擋這一民主革命的重大歷史主題。《暴風驟雨》在藝術表現上也很有特色。周立波從參加延安文藝整風以后，在創作上就執著地追求革命的思想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決心

“采取中國的和外國的各種形式的長處，創造自己的新形式”(《思想、生活和形式》)。在創作《暴風驟雨》時，他除了借鑒西方文學、特別是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成功經驗以外，更注意學習和發揚我國小說創作的優良傳統，進一步探索適合于表現當代人民的新生活的新的民族形式。全書結構單純，故事集中，脈絡清楚，很少冗長、沉悶的敘述，無論環境的描寫或人物的刻畫，都很注意細節的真實。作家出色地運用了我國傳統的白描手法，通過一系列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于特征的細節與語言，生動有力地展示了各個人物彼此不同的思想風貌和性格特點， “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他還常常在劍拔弩張的斗爭中，用飽含幽默情趣的筆觸，穿插一、二輕松的場面和細節，使讀者感到興味盎然。同時，他嘗試著用東北農民的語言來表現農民自己的生活和斗爭，也獲得了成功。小說的語匯豐富，語言清新活潑，特別是許多人物的對話富于個性，使人聞其聲如見其人。所有這些，都使《暴風驟雨》呈現出一種單純、明快、樸實、雋永的風格，生活氣息濃郁，地方色彩鮮明，既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又表現了作家的藝術個性，為廣大讀者所喜愛。作品不足的地方是：對當時的革命形勢著墨太少，因而不能不影響到作品概括時代的深廣度;上、下卷之間銜接不夠緊湊，下卷的結構稍嫌松散，某些情節和細節剪裁不嚴;主要人物趙玉林被表現得過于單純，等。但瑕不掩瑜， 《暴風驟雨》的整個思想藝術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949年夏，它作為東北解放區的優秀作品之一，被推薦給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后來，它又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三等獎，被譽為“偉大的中國人民現代文學中的一部杰作”(B·盧德曼： 《〈暴風驟雨〉俄譯本第一版前言》)。建國后出版的幾部現代文學史，一致認為，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一樣，是我國最早出現的反映土地改革運動的代表作品，是革命現實主義的成功之作，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這部長篇小說在我國曾多次再版，在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匈牙利和日本等好些國家，都有它的譯本或節譯本，一直得到國內外讀者的好評。1961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把林藍據周立波原著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暴風驟雨》攝制成影片，更擴大了小說在群眾中的影響。

周立波在東北，還擔任過東北文協《文學戰線》月刊的主編和沈陽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研究室主任。1947年6月，發表了描寫我軍一名偵察員的傳奇故事的短篇小說《金戒指》。1949年1月，他的第一部文學論文集《思想·文學短論》在哈爾濱出版。同年7月，他到北平參加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協前身)委員，和鄭振鐸同為文協研究部的負責人。文代會后，他被調到中央文化部編審處工作。

五、為革命文學事業奮斗到最后一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立波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參加了多方面的文學活動。開國不久，他和劉白羽分別擔任了中蘇合拍彩色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勝利》的文學顧問，并應邀訪問了蘇聯。1951年，這兩部影片同獲斯大林文藝獎金一等獎。周立波將授予自己的獎金捐獻給文藝界，為支持抗美援朝而購買“魯迅號”飛機。這一年，他被調到中央文學研究所工作，兼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1952年2月，又調《人民文學》編輯部，任執行編委。3月，《暴風驟雨》被授予斯大林文學獎金(2萬5千盧布)，他將獎金全部捐獻給中國人民志愿軍指戰員購買書報。10月，他率領中國文藝代表團去烏蘭巴托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舉辦的“中蒙友好旬”活動，歸國后發表了散文《在金色的秋天里》。1953年3月上旬，他還參加了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吊唁斯大林逝世。返回北京后，他把自己兩次訪蘇所寫作的14篇散文，編成《蘇聯札記》出版。

新中國成立后，周立波繼續堅持深入工廠農村，和新時代的群眾相結合。從1951年到1954年，他三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并參加了大修高爐的工程。后來，他據此創作了長篇小說《鐵水奔流》，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約有18萬字，著重刻畫了幾個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藝術形象，其中又以鉗工李大貴的形象較為成功。《鐵水奔流》是建國初期為數不多的描寫重工業建設的作品中較優秀的一部，但由于作家對工業建設這個極其陌生復雜的領域和工人、技術人員的生活、心理等，都不象對農村和農民那樣熟悉，因而這部小說也不如《暴風驟雨》那樣具有強烈吸引讀者的藝術魅力。

從這以后，周立波仍然致力于創作反映農民生活的作品。1955年冬，他攜帶全家從北京遷回家鄉湖南，在益陽市郊區桃花侖鄉安家落戶，建立長期的生活和創作根據地。他先后擔任過大海壙鄉互助合作委員會副主任和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助農民辦起了一個鳳鶴初級社，并積極參加高級社的建社、整社工作。1956年1月，他和巴金應邀去柏林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回國后立即返回益陽桃花侖鄉繼續辦社。他和家鄉農民朝夕相處，建立了魚水般親密的關系。1956年，他即開始構思創作反映湖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于1957年和1959年陸續完成了小說的正篇和續篇，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7月和1960年4月先后出版。

《山鄉巨變》共有42萬多字，描寫了湖南一個僻靜的山村清溪鄉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所發生的異常深刻的變化。從小說所反映的歷史內容及其典型意義看，可以說是《暴風驟雨》的續篇。周立波用自己的這兩部長篇小說，在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上，藝術地概括了我國億萬農民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所走的主要戰斗歷程。這是他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貢獻。當周立波寫作《山鄉巨變》時，農村工作中“左”傾錯誤思潮已經泛濫開來，他不能不受到某些影響，但他采取了比較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沒有一味迎合“左”的時俗和潮流。他在小說中，相當真實和深刻地表現了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兩重性，細膩地描繪了他們在農村所有制的急遽變革面前種種矛盾、困惑的心理，以及走上集體化道路的艱難步伐。《山鄉巨變》在藝術上也作了新的追求，并獲得了更大的成就。他吸取《暴風驟雨》的創作經驗，更加注意向中國的傳統藝術學習，有意識地汲取《水滸》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結構靈活、著重人物刻畫等方面的優點，并把它們和西方文學注重環境、生活和人物心理的細致描寫的長處結合起來，加以融會貫通。同時，他更加得心應手地采用了湖南農民許多富于表現力的方言土語，經過錘煉加工溶進自己的作品里。這就使《山鄉巨變》形成了一種比《暴風驟雨》更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更加疑煉含蓄、清新雋永、細膩明快的獨特風格，它“有某些外國古典作品之細致而去其繁冗，有某些中國古典作品之簡練而避其粗疏，結合兩者之所長，而發揮了新的創造。” (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小說以淺淡秀麗、婉約多姿的筆觸，勾勒出了一幅幅富于南國山鄉的詩情畫意的風景畫和風俗畫，塑造了鄧秀梅、李月輝、劉雨生、亭面糊、菊咬金等一批具有鮮明個性和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亭面糊的形象最有藝術光彩，是周立波繼老孫頭之后精心創造的又一個老一輩農民的藝術典型。《山鄉巨變》的問世，標志著周立波的個人風格已臻于成熟的境界。正如茅盾所指出的： “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創作沿著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 一條是個人風格; 確切地說，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他善于吸收舊傳統的優點而不受它的拘束。” (《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自然， 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藝術風格也有所變化，如果說，前者常常是以那種轟轟烈烈的生活場面，烈火狂飆般的英雄人物的動人事跡而震撼讀者的心靈，那么，后者卻更多地是以色彩淡雅、詩意濃郁、風趣盎然的日常生活畫面，以及對人物心靈深處的微妙活動的細致刻畫而引人入勝。也就是說，前者偏重于“陽剛之美”，而后者卻偏重于“陰柔之美”。作品風格特色的這種變化，既與它們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有關，更與作家審美趣味的追求有關。但原來充沛于《暴風驟雨》中的那種雄渾的氣勢和剛健的筆力，到了《山鄉巨變》卻逐漸地減弱了，這不能不說是得中有失，美中不足。在寫作長篇小說的同時，周立波還陸續創作、發表了《蓋滿爹》、《禾場上》、《山那面人家》、《張滿貞》、《卜春秀》等20多篇短篇小說，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社會主義農村的新人新貌。這些短篇中的一些佼佼者，其藝術上精致完美的程度，甚至連他的長篇也有所不及。此外，周立波在這個時期還寫作了一批散文、詩歌，悉心研究過《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寫出了一些很有學術價值的論文。他的以上作品和論著，分別收入《周立波選集》(1959)、《禾場上》(1960)、《卜春秀》(1964)和《文學淺論》(1959)等書出版。

周立波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連任第一、二、三屆全國文聯委員和第一、二屆中國作協理事。從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擔任湖南省文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周立波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在這一伙丑類的反革命淫威面前，他堅持真理，表現了共產黨人不屈的斗爭精神。粉碎“四人幫”以后，周立波及其作品得到平反昭雪，他以新的戰斗姿態重返文壇，撰寫了紀念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散文和回憶錄，發表了記載八路軍南下支隊英雄事跡的日記體報告文學《萬里征塵》，還寫作、發表了短篇小說《湘江一夜》，被評選為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之一， 獲一等獎。1978年，他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由于長期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周立波的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摧殘，不幸于1979年9月26日病逝于北京。終年71歲。

在我國現代、當代文學史上，周立波是以他的小說創作而蜚聲中外的。但如前所述，他在散文報告文學、文藝理論、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 都有所貢獻。在我國的革命文苑，他既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又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他那廣博深蘊的中外文學素養，給他的創作影響很大。同時，從三十年代登上左翼文壇，到七十年代末長辭人間，在整整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中，他一直是自覺地拿手中的筆作武器，為黨和人民的利益而戰斗。正象周揚所指出的：“在各個歷史階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步伐始終是和中國革命同一步調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巨大規模及其所具有的宏偉氣勢。如果說他的作品還有某些粗獷之處，精雕細刻不夠，但整個作品的氣勢和熱情就足以補償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動精致、引人入勝的描繪。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象就是合為一體的。”正是在這一點上， “立波首先是一個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然后才是一個作家”。(《懷念立波》)集戰士、作家、學者的品格于一身，自覺投身時代的激流，深深扎根人民生活的沃土，堅決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 “數十年如一日，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貢獻給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事業……為我國的文學事業作出了優異的成績。”(《周立波悼詞》)這就是黨和人民對周立波的崇高評價。

注釋

附錄一 周立波主要作品集目錄

《戰地日記》(報告文學集),1938年6月25日由設在漢口的上海雜志公司出版。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報告文學集),漢口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6月出版。

《南下記》(報告文學集),1948年2月哈爾濱光華書店出版。

《暴風驟雨》(上、下卷,長篇小說),東北書店分別于1948年4月和1949年5月出版。

《蘇聯札記》(散文集),1953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鐵水奔流》(長篇小說),作家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鐵門里》(短篇小說集),工人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

《山鄉巨變》(正篇、續篇,長篇小說),作家出版社分別于1958年7月和1960年4月出版。

《周立波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收1938年至1959年的短篇小說12篇,散文特寫23篇,文藝論文9篇。

《亭子間里》(文學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4月出版。收1935年至1937年寫作的論文15篇。

《周立波短篇小說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2月出版。收短篇小說32篇。

《山那面人家》(短篇小說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收反映湖南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23篇。

《周立波選集》,共分7卷,包括其三部長篇小說,主要的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作品和文學論文,以及主要翻譯作品。湖南人民出版社從1983年3月開始陸續出版。

《周立波文集》,共分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從1981年10月開始陸續出版。

附錄二 周立波研究的部分論文和年譜傳記目錄

蔡天心《從<暴風驟雨>里看東北農村新人物底成長》,載1950年3月15日《東北文藝》第1卷第2期。

B·盧得曼(蘇)《<暴風驟雨>俄譯本第1版前言》,蘇聯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1951年版《暴風驟雨》俄文本。

陳涌《<暴風驟雨>》,載《文藝報》1952年第11·12號合刊。

劉錫誠《談<暴風驟雨>及其評價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4期。

谷受民 趙煥然《工人讀<鐵水奔流>》,載《文藝學習》1955年第7期。

黃秋耘《試談<鐵水奔流>的人物形象》,載1955年11月19日《光明日報》。

《人民文學》編輯部編《評<山鄉巨變>》,作家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共收評論文章9篇。

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載《文藝報》1961年第2期。

朱寨《<山鄉巨變>的藝術成就》,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

唐弢《風格一例——試談<山那面人家>》,載《人民文學》1959年7月號。

宋遂良《秀麗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楊——漫談周立波和柳青的藝術風格》,載《文藝報》1979年第2期。

胡光凡《革命現實主義的爛漫山花——周立波農村題材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載《文學評論》1981年第4期。

馮健男《周立波小說的真善美》,載《文藝研究》1981年第4期。

林藍《戰士與作家——<周立波文集>編后記》,載《人民文學》1981年第11期。

北京語言學院《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編寫《周立波》,載《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版。

胡光凡 李華盛《周立波傳略》 (上,下),載《新文學史料》 1982年第1、2期。

莊漢新《周立波創作年譜》,載《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和1982年第1期。

胡光凡 李華盛《周立波生平年表》,載《求索》1982年第2、3、4、5期。

李華盛 胡光凡編《周立波研究資料》,《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莊漢新《周立波生平與創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