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性之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福州(今屬福建)一戶姓鄭的人家新添了一個嬰兒。許是父親希望他將來成為誠實的人吧，為他取名自誠，字行之。

自誠剛到上學的年紀便被送到書齋去讀書了。依山帶水的福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就是在這景致如畫的地方，自誠開始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熟讀四書五經，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存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念。稍長以后，他又博覽群書，諸子百家之言，史通列傳之記，使他幼稚的頭腦走向成熟。前代的榮辱成敗，功過得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時的他，也似乎慨然要以天下為己任了。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他選定了唐代的名臣魏征作為自己的榜樣。魏征以國事為重，不計個人安危，多次犯顏直諫唐太宗，先后上奏章200余道，幫助太宗匡正過失，從而出現光照史冊的“貞觀之治”，而魏征也以“可明得失”的“人鏡”而流芳千古。尤其是魏征的“忠臣良臣論”更令年輕的自誠折服，他內心早已定下了要做“敢諫直言，利國安民”的良臣，而不做“惟上言是聽，使君陷昏惡，國家敗亡”的所謂忠臣的決心。

鄭自誠抱著報國利民的志向投身科舉考試，但初次應舉便名落孫山。當他終于如愿以償，榮登狀元寶座時，光陰已經走到了嘉定元年(1208)，這時他已經36歲，真可謂大器晚成了。為了紀念自己的這段不平常的歲月，他為自己起了個號：毅齋。

按照宋代制度，及第進士立即任命為官員。鄭自誠也不例外。他走馬上任的第一個官職是贛州(州治贛縣，今江西贛州)知府，后來又改知建寧(府治甌寧、建安，今福建建甌)。

這時的南宋政局更加腐敗無能，理宗皇帝僅僅只是個傀儡，朝政完全把持在宰相史彌遠手中。史彌遠一伙飛揚跋扈，氣焰熏天，排斥異己。官場上各級官吏，有的貪酷成性，大撈錢財，中飽私囊; 有的惟上是從，阿諛奉承，投機鉆營; 有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社會上，則是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方興未艾。

此情此景，令欲以天下為己任的鄭自誠痛心疾首。他不顧自己官輕言微，憤然上疏，對當時狀況一一進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認為當前首要的任務是大開言路，廣泛聽取眾人意見。他指出，任何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的，皇帝也不例外，皇帝身居深宮，對民間的事不能親自看到，必須經常聽取各方面意見，才不會與外界隔絕。他又說，臣子總是愛護君主的，一旦廣開言路，必會有眾多的人提意見，就像放開閘的水一樣奔涌而來。其中雖然會有說得多的，言辭激烈難以接受的，但這是好事情，皇上應該虛心，耐心地聽取，真心地接受。這樣，那些讒媚欺諂的勾當就不敢趁虛而入了。

然而，在史彌遠一伙的把持下，鄭自誠的奏章不僅未被采用，反而被懷疑為有攻擊、影射之意，鄭自誠也險遭毒手。幸虧他兩袖清風，光明磊落，深為世人所敬仰。因此，當權者雖對他的清正直言所惱，但也一時找不到下手之處，只好將他閑置一邊。在史彌遠倒臺前的日子里，他一直在館閣中任些閑職，搞點兒御制、文集之類的東西。

鄭自誠雖長期受到冷落，但他在混沌的官場中始終保持著自己耿直、清廉的性格，絲毫不肯曲媚取寵。這種信念隨著日月的推移，不僅不動搖，反而更堅定了。為此，他特取《禮記·中庸》中“天命之謂性”的句意，為自己取名“性之”，意即天賦的不可變的本質，來表現他剛正的氣節。

直到端平元年(1234)史彌遠死去，40多歲的理宗才開始親政。他知道史彌遠當政時的所作所為很不得人心，因此，在史彌遠死后不到半月，便下詔改年號，以示更化。為了標榜自己欲有一番作為，理宗還提拔了一大批名流，以裝飾門面。鄭性之也被任命為吏部侍郎，不久，改任左諫議大夫。

這時，鄭性之已是60多歲的老人了，他不顧年邁體衰，繼續向理宗開誠進言，希望理宗以堯舜為榜樣，使國家得到善治，行堯舜之道，為子孫后代創太平之業; 建議理宗明詔百辟，去除陳舊腐化的東西，整肅朝綱，不能將權力都委任于一個人，以免出現趨炎附勢，影響政治的清明。

當時，由于史彌遠集團的倒臺，許多官吏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互相攻擊。其中有些是狗咬狗，有的則是直言驅惡，朝廷內外，抨擊之聲鼎沸。針對這種情況，鄭性之又說，現在臺臣們相互攻擊詆毀，陛下應該借鑒古今天下安危之變，明君子小人之別，凡事以事實為依據，使是非分明，公正處理。他還一再對理宗說，古來忠君上疏，難免言辭激烈，否則難以使君王動心，皇帝應先看它是否符合國情，是否是治國之道，有益國民。假如真能糾正弊端，安國利民，即便言辭激烈，也沒什么妨礙，應該虛心接受。如果真的因此而天下大治，那么，激烈的言辭也自會平靜下去，國家卻可以強盛了。

也許是鄭性之的一片赤誠忠心感動了理宗，他的建議雖未被采納，不久卻被升為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職位如同宰相。

此時金已滅亡，蒙古對南宋構成強大的威脅，多次騷擾邊鎮，搶劫財物，殺戳人口，南宋的半壁江山有些站立不穩了。根據宋的實力及宋、蒙力量的對比，鄭性之提出了“于沖要之處增設防衛”的堅守方針，西守潼關，北依黃河天險，在襄陽、四川加派守軍，多蓄糧草和兵器，以保國內之安。他的建議得到抗蒙名將孟珙的實施。

然而，這時的理宗日趨昏聵，重用了以真德秀為首的所謂“道學家”執掌朝政，把三綱五常當成“扶持宇宙之棟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整天談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空話。士大夫們不問世事，紛紛鉆研理學。而鄭性之、孟珙這樣留心政事，保衛邊境的官員則被斥為“俗吏”、“粗才”。南宋朝政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寶祐二年(1254)，82歲的鄭性之滿懷憂憤地離開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