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鶚

王鶚，字百一，出生在曹州東明(今屬山東)有名的書香門第，其祖父名王立，父名王琛。王鶚出生時，有一只大鳥落到王家庭院中，當時有位同鄉先生張(yūn)見到這種情形，便對王鶚的父親說： “你的兒子有大名了，就叫鶚吧。”于是，王鶚便有了這樣的名字。王鶚小時聰明靈敏，悟性很強，日誦千余言，擅寫詞賦，從小便聞名鄉里。

金正大元年(1224)，王鶚中進士第一甲第一名，授以應奉翰林文字; 正大六年，被授以歸德府(府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判官，行亳州城父(今屬河南)令; 至大七年，改為同知申州，行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令。這一年，王鶚因母親死去，回鄉守孝。

這時，金已是內外交困，四面楚歌。末帝完顏守緒即位時，金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北部成吉思汗的鐵騎早已踏遍太行山，飲馬黃河; 窩闊臺繼承蒙古汗位后，于正大八年五月率兵分三路南下，圍困汴京; 金南部重與南宋開戰，遇到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金陷入了宋、蒙南北夾擊的困境; 金內部各地人民反抗金統治的起義不斷發生。哀宗決定出逃，開始到歸德，天興二年(1233)六月，又到蔡州。蔡州雖然遠離蒙軍，但與宋接壤，面臨南宋的威脅，且蔡州無險可守，形勢仍然不利。哀宗下詔尚書省，令人勸說恒山公武仙進兵。哀宗拿著詔書問誰能前往，主持軍政的左丞完顏仲德道： “前翰林應奉王鶚能行。”哀宗問： “就是那個朕即位時的狀元嗎?”立刻召見王鶚，后悔用之太晚。于是，下詔授王鶚尚書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

哀宗入蔡以后，看到蔡州守御困難，準備向西去，到南宋的四川擴展地盤。但此時南宋已與蒙古商定聯合滅金，蒙宋兩軍夾攻蔡州。蔡州被圍困整整3個月，城中糧盡。天興三年(1234)正月初九，蒙軍突入城中，哀宗自縊而死，文武百官有的戰死，有的被殺。就在王鶚生命受到威脅之時，蒙軍萬戶張柔早就聞知王鶚其名，救了王鶚，用車將他送出城，在保州找個地方安置下來。

多年以后，忽必烈在漠北潛藩時期，同大批中原漢族士大夫取得了密切的聯系，他的周圍漸漸形成了一個漢儒幕僚集團。忽必烈仍然派人訪求遺逸之士，當他聽說王鶚后，專門派人去迎他。王鶚到達忽必烈的藩邸時，見到許多使者站立迎候，甚為感動，感到忽必烈同其他蒙古貴族不一樣。忽必烈得到王鶚后，每天召對，詢問古今興亡的道理。而王鶚也盡心盡力，為忽必烈進講《孝經》、《書》、《易》等，并講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常常到夜里。忽必烈很欣賞王鶚的才學，對他說： “我現在雖然不能立行君之言，但總會有實行的那天。”一年過去了。一天，王鶚請求還鄉，忽必烈應允，并賜馬。雖然王鶚不在藩府，但忽必烈仍派人詢問，還讓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拜王鶚為師，學習“治道”。不久，忽必烈又讓王鶚遷到大都居住，賜給他一所住宅。有一天，王鶚求見忽必烈，有些難為情地說： “天兵攻克蔡州時，金主自縊而死，有些遺臣將他葬在汝水之旁。我為金主舊臣，又為其所愛，想去葬處祭奠。”忽必烈想了想，同意王鶚去。當王鶚到汝水旁，葬哀宗的地方已為河水所沒。想起哀宗勵精圖治，整頓朝綱，親自督軍作戰，卻落得國破人亡的下場，沒有能夠把亡國之君的罪名洗掉，王鶚不免失聲痛哭，對著河水擺了祭具、牲酒。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繼承蒙古汗位，授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蒙古族習慣以十二生肖做紀年，自成吉思汗起，雖建國號為大蒙古國，但一直沒有年號。忽必烈即汗位后，采納了王鶚和其他謀臣儒士的建議，宣布建元“中統”，采用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年號紀年。接著，忽必烈采用“漢法”，命人考定前代典式，參照當時的實際情況，逐漸確定了國家機構和職官制度，意在按中原原有的封建格式來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當時的制誥典章，都是由王鶚等人裁定。中統二年，王鶚上奏忽必烈： “自古以來，帝王的興廢與得失之所以可以考察，是因為有歷史記載。我蒙古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沒有不臣服的，是太祖皇帝(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奠定了基礎，如果不及時將太祖的功績記錄下來，恐怕日久就要被遺忘。應該設置專門機構，編纂太祖實錄，同時還要附修遼、金二史。”王鶚提出的建議得到了忽必烈的贊許。接著，王鶚又提出： “唐太宗始定天下，設置弘文館學士18人; 宋太宗時設內外學士院，使史冊輝煌一時，號稱“文治”。我們堂堂國朝，難道沒有唐、宋時的英才嗎?我們也應該設立翰林學士院。”深受漢文化影響、一直重視漢族統治階級統治秩序的忽必烈，立刻下詔設立翰林學士院，王鶚還推薦了李冶、李昶、王磐、高鳴等儒士為學士，同時設館撰修實錄及遼、金二史、忽必烈根據王鶚的奏請，詔令右丞相史天澤、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但由于義例未定，遲延時久，未能成書，只有王鶚根據張柔所得的金朝《實錄》修成《金史》稿，現已佚。后來，元順帝至正年間修成遼、金、宋三史。那時，王鶚已于地下70多年了。王鶚還勸忽必烈設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負責管理學校，使蒙古貴族逐步重視文化教育。

中統年間，忽必烈重用王文統。王文統本是江淮大都督李的謀士，其女嫁與李為妻。忽必烈聽說王文統理財有術，便詔見他，并任他為平章政事。當時，有人揭發李有謀反之意，王鶚便同儒士姚樞、許衡等人告誡忽必烈： “王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宜居相位。”忽必烈此時正在外作戰，無暇兼顧內政，未予理睬王鶚等人之語。王文統趁機派兒子王蕘送密信給李，信里有“期以甲子”之約。謀叛之事暴露后，忽必烈召集王鶚、姚樞等文臣問如何處治王文統，王鶚等人都說當處以死罪。于是，王文統父子一并被處死。后來，忽必烈重用寵臣阿合馬。阿合馬官至平章政事，日益驕橫，許多官員都是他的爪牙。忽必烈認為丞相非同一般官員，要肩挑國家重任，于是，召集王鶚等儒臣廷議可以任丞相之人。當時阿合馬欲趁機謀取相位，有的大臣趨炎附勢，幫助阿合馬，也有的畏懼阿合馬的權勢，默不作聲。王鶚非常氣憤，將筆擲到一旁，大聲說道： “我已到衰老之年，無以報國，但不能做誤國之事，讓我推薦阿合馬為相，我不能! 我不能插驢尾。”說罷，拂袖而起。由于王鶚的抵制，阿合馬謀取相位之計未能得逞。

至元元年(1264)，王鶚被加封為資善大夫。至元五年，王鶚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向忽必烈上奏，請求辭官。忽必烈看到王鶚年歲已高，上朝不便，同意了他的請求，并下詔王鶚的俸祿如舊發放，直到終生。朝廷如遇有大事，忽必烈仍派人到王鶚府上詢問計策。至元八年，忽必烈采用王鶚、劉秉忠的建議，改蒙古國號為“大元”，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表示國家廣袤無疆。至元十年，84歲高齡的王鶚離開了人世。忽必烈深為痛惜，詔謚“文康”。

王鶚為一方儒士，注重治學，一生究心《樂》、《易》，寫文章從不雕飾。他強調，寫文章應以理為先，分章析句是經生舉子所為，不能算是真才實學。王鶚著有《論語集議》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共40卷，集成《應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