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的作用和禮與法的關系

先秦儒家基于上述思想，選擇了禮治作為實現和維護其理想社會的等級秩序的根本手段。禮是維護社會等級差異的差別性行為規范，其因貴賤、尊卑、長幼、親疏的等級差別而異，通過不同的內容，顯示不同人的特殊名位，維護等級秩序。“樂合同，禮別異”，表現和維護差異，是禮的作用和目的。荀子說：“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又說：“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的作用和目的說得很明白。

禮富差異，所以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依禮而行，自然能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等級秩序。如果賤用貴禮，卑用尊禮，則破壞了等級名分，稱為“僭越”，是對統治秩序的侵害。儒家對“非禮”的行為是非常痛恨的。魯國大夫季氏應用四佾之禮而“八佾舞于庭”，用了天子之禮，孔子以為不可容忍。類似的記載屢現于《論語》。禮是儒家維護其理想的等級社會秩序的最主要的行為規范。

所以，孔子說“立于禮”，又，“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人以禮方能在社會上立足。“恭而無禮則勞。”“恭”“慎”“勇”“直”諸德沒有禮的約束，均有弊害，必須視動以禮，禮是仁的標準。而“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禮是統治者統治人民和維系內部關系的關鍵。總之，“為國以禮”，禮是治國為政的根本手段。

孟子很簡明地指出禮對于維護統治的作用：“無禮義，則上下亂。”

荀子“隆禮”，對禮褒揚有加。他說，“禮者，人道之極也”。又，“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在治國上“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隕社稷也”。又，“禮之于正國家也，如權衡之于輕重也，如繩墨之于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而“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禮者，政之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又，“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等等。所以，荀子把禮視作“百王無變”的統治方法。

孔子、孟子、荀子基于上述認識，主張禮治。而在如何推行和實現禮治的問題上，引申出“德治”和“人治”的法律思想。禮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德治”和“人治”的出發點和歸宿。

先秦儒家的禮治，與先秦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法治”對立。但是儒家從來也沒有絕對地排斥法律和刑罰，只是反對“法治”取代“禮治”。而在禮與法、禮與刑關系上，以禮作為核心和主導。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作為“君子”，他對法律制度是非常關心的，雖然他認為“德禮”優于“政刑”，但并未完全否定“政刑”的作用。這反映在他的“德主刑輔”“寬猛相濟”思想中。而在禮與法關系中，禮指導法，法維護禮，主從分明，從維護“貴賤不愆”的禮治出發，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認為這是限制貴族特權之舉，是對等級秩序的破壞。對晉國鑄刑鼎公布法律，他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對于刑罰，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的正確運用，必須依靠禮的指導，而且，孔子主張法律制度必須體現和維護禮治的原則。《論語·子路》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隱，是父慈子孝的表現，是周禮“親親”原則的要求，而“親親”原則與法律公正的要求相比是更為重要的，應維護更重要的“直”。

孟子對人民力量的強大有相當深刻的認識，非常重視民心向背，所以他的“仁政”思想非常突出，反對法家崇尚刑罰暴力的“法治”主張，但是，他對法律作用的認識比之孔子有所發展。他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不是可有可無的了，“善”與“法”須互相配合，才能實現其各自的功用。又說：“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要求“下有法守”，并不反對公布成文法，而且認為是必要的。但是，禮與法的關系仍然是禮統法。《孟子·盡心下》中記載了孟子與學生的一個問答。學生問：假如舜為天子，皋陶（傳說他很正直）做法官，而舜的父親瞽瞍殺了人，舜怎么辦？孟子說，皋陶當然應該把瞽瞍抓起來，舜也不能命令皋陶釋放。瞽瞍是很不慈的父親，經常虐待舜，但舜是孝子，他肯定會放棄天子不做，把他的父親偷出來，背著跑到邊遠的地方，一起快活地過一輩子。孟子的回答某種意義上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其中心，是說明當法與“親親”發生矛盾時，應該維護“親親”這一禮治的原則。這一點，孔孟是完全一致的。

荀子處于戰國末期，“法治”思想日益發展，表現出不可遏止的完全取代禮治思想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荀子從儒家角度出發，調和禮治與法治的對立，其法律思想表現出儒法合流、禮法統一的特點，“治之經，禮與刑”，他“隆禮”而又“重法”，反映著儒家禮法關系認識的變化發展。荀子熔儒法兩家主張于一爐，主張禮刑分治，共同維護社會秩序。“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他重視法律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批判吸取了法家的許多觀點，法家韓非、李斯俱出自其門，絕不是偶然的。但荀子畢竟是儒家，終歸以禮治為主，教化為先。他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是統治者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法體現和維護禮治的原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義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棄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廢禮則刑罰繁，所以存禮是首要的。最后，荀子說：“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比較而言，禮在法上。盡管荀子使儒家的法律思想為之一變，但仍不失其儒家本色。荀子以禮為主、禮法統一的思想，為秦漢以后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封建法制打下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