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領導集團內部關系的原則和要求
1.道不同,不與為謀的總原則
孔子認為君臣上下級關系都有要以仁為基礎,要求君臣要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標,否則,“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以實行仁政為目標的,在君臣關系上并不主張絕對的無條件的愚忠。君臣之間、上下級之間有相互選擇的前提和條件,為此“君使臣之禮,臣事君之忠”(《論語·八佾》)。孟子進一步指出:“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心腹;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在君臣上下級關系上,上級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則,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子·離婁下》)。上級的德行和對下級的尊重與體察,是下屬忠于職守的重要條件。儒家不主張絕對無條件的愚忠,“無罪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下》),荀子直接指出:“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荀子·王霸》)
2.犯而不欺的事上原則
孔子主張上級應當慎重聽取和認真對待下級的不同意見,下級對上級也應講實話,講真話,據實反映情況,反對弄虛作假,寧可得罪上司,也不講假話,“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尤其是領導者,一是要勤,二是要公,“居之無倦,行之以公”(《論語·顏淵》)。在職時,要不知疲倦地為國家盡職盡責,說話辦事要公正無私,不為迎合上司,明知是錯也不堅持原則,茍且偷安。在上下級之間或領導班子內部,要顧全大局,講風格,講團結,但不隨波逐流,態度溫和但不放棄原則,做到和而不同,堅持從政原則,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為己任”(《論語·泰伯》), “君子之仕也,從其義也”(《論語·微子》)。孟子也指出:“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總之,在領導集團內部,上下級之間要維護和堅持正確的人際關系。
3.同心同德,誠信待人的人際關系原則
誠信待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原則,《易經》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經·系辭上》),同心才能相互信任。道同就是共同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奮斗與獻身,待人要誠懇、誠實、誠信,“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守誠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人之相交,也應公正誠信,誠摯的友誼光明正大,清白如水,“君子之交如水,小人之交如醴”(《禮記·表記》)。小人之交如甜美的酒一樣醉人,表面花言巧語,內心卻心懷詭計。領導者切忌亂許愿,說大話,吹牛皮,因為“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故君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己怨”(《禮記·表記》)。與其開空頭支票,不能兌現受人責罵,不如一開始就不輕易許諾,答應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小人則不然,他們胡吹瞎說,慷慨陳詞,根本不能兌現,所以說“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禮記·表記》)。君子之交如水,不是冷漠,而是誠信、坦然,說到做到,小人說得雖好,實際上都是騙局。
4.與人為善,待人以恭
人與人相處,尤其是領導集團內部,要處處與人為善。“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孔子也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取人之長,與人為善。有人請教孟子如何與人交往,他說:恭也。(《孟子·萬章下》)不論官職多高,待人應恭敬謙禮。
與人交往或議事,發表意見要注意對象、時機與環境,孔子說:“言未及而言之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之謂之瞽。”(《論語·季氏》)談意見時機不成熟,是為急躁,該講不講就是隱瞞,不看環境、條件就貿然開口,就像瞎子一樣。
為人處世,不要背后亂議論,不言人之短,“言人之不善,當后患何”(《孟子·離婁下》)?領導者不要隨便議論,背后說三道四、揭人之短,這會給自己帶來不良的影響。
5.尊賢容眾,團結和諧
尊賢就是尊重才高德厚的人,容眾就是容人之才、之能、之短、之過、之怨。孔子要求人們:“君子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論語·子張》)尊敬賢德之人,寬容有一般缺點的人,鼓勵能干的,幫助能力差的人,做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有了錯誤,主動承擔責任,與人相處時,一要堅持原則,二要公平正直對待能力差的人,“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禮記·表記》)。
孔子主張德治仁政,同時也提出教刑相輔的原則,主張重視教育塑造人,認為人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孔子不認為人性善或性惡,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人的天性沒有很大的差別,經過教育與改造,人與人的差別就不大了。在教與刑的關系上,孔子并不反對刑罰,而是主張以教為主,先教而后刑,反對不教而誅,他說:“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對百姓先進行教育勸誡,對執迷不悟,作奸犯科者,必須給予懲罰。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的許多思想,至今仍鼓舞著人們,如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向群眾學習的觀點,不斷完善自己等。他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他人“誨人不倦”,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主張將學習與思考,學習與創新,學習與交流,學習與實踐結合起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 “學而時習之”,并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結合新的實踐,探索概括新的知識經驗,所謂“溫故而知新”。
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方面,也有許多符合教育規律的主張。他主張“有教無類”,其沖破統治階級對教育的壟斷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教學方法上,孔子提出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因材施教,進行啟發式、討論式、談話式的教學方法。“不慎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孔子主張啟發誘導學生的積極思維,調動學生學習知識的積極性、主動性、趣味性,他說:“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論語·雍也》)只教學生求知識,不如啟發學生喜歡求知識,最好是引導學生將求知作為一種樂趣,根據不同學生的基礎天賦因材施教,“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
總之,孔子的思想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全面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文明,對世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應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傳承和發揚其積極的基本的方面。當然,像歷史上一切先進學說一樣,《論語》不免有其局限的一面。如在政治上主張“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邦有道則現,邦無道則隱”。這些反映了當時沒落階級無可奈何花落去,回避現實的心態,我們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鑒別,吸取其合理優秀的部分,并賦之以時代的內涵,使之發揚光大,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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