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后世和朝、日對理學的研究和評論·元代

元代的理學，在歷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一是經趙復、竇默、姚樞等傳播到原元統治下的北方;其二是于元仁宗時首次欽定為官學; 其三是理學和心學開始融合。元代的理學家主要代表有許衡、劉因和吳澄等人。人們常常認為，元代理學無多大發明和新見，其實也不盡然，他們也提出過一些有積極意義的觀點，對理學起了闡發和豐富作用。

①“道不遠于人”論。這是元代最有影響的理學家許衡的主張。許衡(1209—1281)，字仲平，號魯齋。官至國子監祭酒、集賢院大學士。主要著作編為《許魯齋集》、《許文正公遺書》。

許衡以“道”為世界本原。說“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一氣既分，天地定位”(《稽古千文》)。道在太極之前獨立存在，太極由之生，而后才有陰陽和天地物質世界。在此，把“道”置于絕對至尊至高的地位。又說“有理而后有是物”，“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后有形，無理則無形”(《遺書·語錄下》)。這些正是對程朱理學的承襲，并無新見。但許衡身顯廊廟，于理學強調承流宣化，“行于斯世”，反對空談玄虛，注重用世，尚治生，所以主張“道不遠于人”。他批評一些理學家“厭其卑近”，“深求隱僻之理”，“務為高遠難行之事”，“要知人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不過是“欺世而盜名”(《遺書·中庸直解》)。他主張“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之道，“故道不遠于人”，認為離開人間生活“高遠難行之事，則便不是道”(同上)，即主張道應體現在“民生日用”“鹽米細事”之中。從“道不遠于人”觀點出發，他提出有積極意義的“治生”論。“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茍生理不足，則于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治生又以務農為主，“治生者，農工商賈士君子當以務農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利，或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許魯齋年譜》)。認為以務農為主的治生，可促進學業，為官清正;又不歧視工商業，正當的工商業也是實際生活中的道。許衡這些主張，在理學中的積極意義應充分肯定。

②成毀代謝“理勢相因”和“人欲化而天理”論。這是劉因對理和欲提出的具有新意的見解。劉因(1247—1293)，字夢吉，號靜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以金朝遺血自居，屏居山野不肯仕元。主要著作編為《靜修文集》。

劉因雖曾受業于趙復，但不株守程朱門戶，在雜入心學觀點中，亦提出某些新見。如他對天理的論述，提出了天下事物所以“生生不息”有“氣機”為變化的原因以及“理勢相因”必然性和規律性相互作用和促進的觀點。他說：“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嘆邪!”(《靜修集·游高氏園記》)在這里，他把自然和社會中的事物的運動變化，稱之為成毀代謝的生生不息，包括生長、衰老、毀滅和更新全過程。在這全過程中，“氣機”是其動因。這“氣機”何以能成其動因，是由于“理”。“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圣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 (同上書，《宣化堂記》)。“理”是“造化”之本始，此理是“氣機”之使，還是歸之于“理”本，回到了理學。他提出了事物成毀代謝生生不息的“理勢相因”觀點是很有意義的，雖然言之不詳，然卻最早理勢對舉，認識到必然性與規律性的關系。是四百余年以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 中對之作較詳盡的闡發的先導。

劉因對理學家津津樂道的理欲之辨也有新意，他提出“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同上)。對理欲，程朱是絕對對立論，只有遏窒、滅絕人欲，天理才能存在。劉因卻提“化”人欲為天理。人欲可以轉化為天理，二者就不是絕對對立的了。然而如何“化”法呢?他認為“無待于外”(同上書，《讀藥漫記》)，而要自求本心，不暴其氣，涵養自守，使人欲化為天理，顯然是靠理學家提倡的內省反求的修養，其方法是否正確姑置不論，然其人欲可化為天理而言，無疑修正了程朱的二者對立論。

③理“在氣中”“為氣之主宰”和“外物格”“內知致”論。這是吳澄關于理氣論和格致論的命題。吳澄(1249—1333)，字幼清，號草廬。江西崇仁人。元初曾應召為國子司業等職，旋進旋退，以著述終，其師傳緒統為黃榦、饒魯、程若庸，屬朱熹之四傳，然其學不守門戶。元代理學和會朱陸，吳澄最具代表性。主要著作有《草廬全集》、《五經纂言》。

吳澄有氣為構成萬物的原始材料的觀點，曾說：“天地之物，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蒼蒼，但一氣爾”(《草廬全集·原理》)，“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有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草廬精語》，轉引自《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又與朱熹說太極即理不同，說“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同上)，認太極為氣，由于一氣之運轉而形成天地日月及一切事物。而氣之所以能運轉，是由于理之主宰。“理在氣中，原不相離。”太極(理)“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草廬精語》)。說理是氣之主宰，也未可斷言吳澄的理在氣之上，為氣之本，按此 “主宰”，實指使氣之運動變化遵循一定的規律而言。從這點看，吳澄之理氣論，顯然偏離了程朱的理本論。

吳澄又為調和朱熹的格物窮理和陸九淵的 “發明本心”，提出“外物格”“內知致”論。他不贊成分德性之知和聞見之知。說“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并指責朱熹“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立事于外”“流入于異端”。他主張“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