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五

今天，我們對乾嘉學派進行總結，既要肯定它在整理古典文獻方面的貢獻，承認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寶貴遺產; 又要揚棄它各種煩瑣學風和脫離實際的流弊。潑臟水不能連孩子也潑掉，要批判地加以繼承，這才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學術實踐中，我們只要不是泥古不化、抱殘守缺，對乾嘉學者的學術成果有選擇地加以利用，它們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然會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優秀的傳統文化將煥發出無限生機。

另外，考據學自身也有待于更新。就這一課題，葉舒憲在《書城雜志》1994年第1期撰文，表述了以下認識：“盡管從總體上看，乾嘉學者式的淵博和小學功力已經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時代的學人自有超越前賢的優越之處，那就是新材料、新視野和新方法。上一世紀末在河南安陽發現的殷墟甲骨卜辭，可以說是新材料為考據學提示新方法的典型例證。王國維先生根據甲骨文字的釋讀成果，提出了古史研究的 ‘二重證據 (紙上材料、地下材料) 法’，為‘山重水復疑無路’ 的傳統考據學辟出了 ‘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人類學“三重證據法”與考據學的更新》)

王氏“二重證據法”的價值不僅在于為古史研究開拓了新天地，而且還在于為沿續千年的考據方法帶來生機。愈來愈多的學者不再固守非六經正史不足征的封閉式治學思路，開始自覺地搜尋文獻之外的材料、視角和途徑。除了直接來自地下的古文字材料之外，還有沒有足以使考據學刮目相看的材料和旁證途徑呢?人們帶著這個問題，自覺不自覺地摸索著、嘗試著第三重證據的可能性。在建國之前的學術界，超越二重證據的研究實踐已經積累了豐碩的成果。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所收首篇論文《釋祖妣》，以人類婚姻進化的普遍規則的視角去考察古史傳說和祖妣概念的發生和演變，顯然是恩格斯人類學思想的啟發所致，三重證據的特色一目了然，在當時具有開創意義。聞一多先生便是受此文的啟發而研究中國上古宗教文化的核心問題——社與高禖，寫下了著名的《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使考據學與人類學的結緣，引起了學術界更為廣泛的關注，考據的對象從六經和正史擴展到《楚辭》、《詩經》等文學作品，乃至神話傳說等正統文人所不道的 “怪力亂神”方面。唯其如此，作為人類學下屬分支學科的民俗學和神話學在現代中國學壇上才格外引人注目。從神話學出發研究古史，有衛聚賢 《古史研究》(1936)、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1939)、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3)等著作問世;從神話出發研究文學，則以聞一多《神話與詩》和鄭振鐸《湯禱篇》最為突出。就其方法論意義而言，就在于將民俗和神話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經史文獻和地下材料并重的高度，獲得三重論證的考據學新格局，預示著考據學方法和視界的又一次突破性變革。

正面提出“三重”乃至“多重證據法”的方法原則，至今仍是一個有待于理論升華的問題，這也是當前考據學研究相對滯后的主要表現。現代中國民族學的開創者凌純聲在運用人類學方法研究《楚辭》時曾說：“研究古代歷史文化，應用人類學上的新材料，以今證古乃是時代使然的趨勢。”(《國殤禮魂與馘首祭梟》)強調了當代國際學術的走向。然而，由于國學傳統的森嚴壁壘加上庸俗社會學的唯我獨尊的痼疾，已經威脅到學術的生存和更新發展的進程。為了把本國本民族的東西置于人類文化總格局中加以探討，學術界除了要為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多種新理論和方法大聲疾呼、鳴鑼開道之外，更應該切實地總結晚清以來前輩學者更新傳統考據學的得失經驗，從更高的起點上去尋求熔鑄古今、貫通中西的學術途徑。因此，學術界有必要在考據學與人類學相溝通的問題上形成共識，以促成考據學理論體系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