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學

自從司馬光撰成《資治通鑒》之后，這部卷帙浩繁的歷史巨著不僅對北宋統治階級治理國政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而更重要的則是促進了宋代史學和文化事業的空前發展。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經北宋至南宋，其影響范圍及規模進一步擴大，并相繼對后世歷史著述的體例、編撰等各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圍繞該書，當時和后世的學者文士，或者發揮、改纂、注釋，或者訂補、議論，形成了以司馬光和《資治通鑒》為中心內容的學術研究體系及學風建設，這便是所謂的“通鑒學”。(現今意義上的“通鑒學”一詞，在近人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述略》一文中已出現，謂“后賢之為《通鑒》學者，大都為胡注匡益”云云。本世紀四十年代末張煦侯專著有《通鑒學》一書。)今天，“通鑒學”在新時代的條件下獲得了更為迅速的發展。其表現特征，一是研究領域的擴大，不僅涉及司馬光和《通鑒》自身，還擴展到與之有關的各類人士和《通鑒》衍生的著作。二是研究的層次趨向深入，人們經過系統全面地研討和發掘，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指導下，將宏觀與微觀、古今中外治學方法結合一體，研究的成果已超出過去的時代。三是對“通鑒學”的研究以論文為主，輔以專著(包括論文集)，將司馬光和《通鑒》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發展及歷史背景結合起來，進行多視角、全方位的研究，又十分重視司馬光一生的思想和實踐活動，多發前人未覆之意。四是域外學界與大陸同步，港臺、日本同行亦花頗大精力窮探《通鑒》，使得該學科呈海內外回應之勢，這也為過去所未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