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地位·獨秀一枝·取守異術

西漢王朝建立伊始，漢朝的君臣們就熱切地關心如何建立和鞏固西漢的政權。漢初思想家陸賈認為，天下可在馬上得之，但卻不能在馬上治之。“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得《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誠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因。’”(《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據陸賈之意，秦的短命是由于“秦任刑法不變”。奪天下可用法家思想，但治天下就決不能僅用法家思想，而應“文武并用”，“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漢高祖劉邦初不好儒，曾摘儒生的儒冠小便，但在陸賈等人的影響之下，對儒學已稍有好感。漢五年，劉邦殺了項羽后，包圍了魯城曲阜，城中儒生依然講誦，學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高祖入城之后，就以太牢祭孔子。從此之后，諸侯卿相到曲阜，都要來拜謁孔子廟堂，然后從政。

陸賈著《新語》

西漢思想家陸賈，主要活動年代在公元前206至前179年。在西漢王朝建立過程中以及在消滅諸呂、鞏固西漢政權斗爭中，均有所貢獻。前后兩次出使南越，獲得成功，并注意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通達時變。

陸賈奉劉邦之命，退而著文十二篇，上呈劉邦，“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陸賈認為，秦朝滅亡的原因就是因為廢棄仁義，過多地依賴了“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所以他對法家片面地崇尚法的思想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說：“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新語·無為》)要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就必須使他們浸潤于道德仁義之中。要達此目的，就不能依賴于刑罰，而必須依靠教化。他說：“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 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同上)

但陸賈并不因此而一味地反對刑罰，而只是反對單純地依靠刑罰。因為法令只能用以誅罰惡行，而不能用來勸民向善。這是法令的局限性。要驅民之善只有行仁義。所以，法令不能代替仁義。仁義是維系人際關系并使之成為群體的內在的道德心理基礎。他說：“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仁義是貫穿于《春秋》、《詩》、《書》的基本思想，陸賈認為“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所以，他的結論是，“仁者道之紀，義者圣之學”。(以上見《新語·道基》)必須以仁義為本，“故圣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同上)。仁義才是萬世不變的治國的指導思想。

但陸賈的仁義思想顯然是充滿著黃老思想成分。在《新語·無為》篇中，他說：“夫道莫大于無為。”他所謂的“無為”就是不要“舉措暴眾”，反對“用刑太極”，就是要用道德教化去浸潤百姓，要“上之化下”、移風易俗。他說：“是以君子之為治也，決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論于巷，老幼不愁于庭。”(《新語·至德》)陸賈的無為之道就是仁義。他本人也分明說過“仁者道之紀”這樣的話。所以無為之道就是行仁政，行仁義也就是無為之道。陸賈提出的“仁義”、“無為”思想，成了漢初統治思想的基礎。

漢初統治者采取與民休養的政策，此一時期黃老之學盛行。曹參為齊相時，采納蓋公的黃老之學，為政“貴清靜而民自定”。他相齊九年，齊國大治，人稱“賢相”。漢惠帝二年舉為相，仍不遺余力地奉行“無為”政策。以后，惠帝、呂后、景帝、竇太后以及丞相王陵、陳平、周勃都崇尚黃老，大體上遵循著曹參的無為政策。所以漢初儒者不受重用。司馬遷曾說：“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史記·儒林傳》)在此應該提到的是，秦始皇所定下的“挾書令”，已于惠帝四年(前191)被取消。

漢初的與民休養的無為政策反映了人民大眾在長期戰亂之后向往社會安定、發展生產的普遍要求。事實上，正是在無為政策的推動之下，漢初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各種社會矛盾也在逐步加深，分裂的危險也在逐步擴大。無為的政策不應再繼續下去了。賈誼看到了實行無為政策之后所帶來的新問題。他說：“今也平居則茈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 ‘無為’，可為長太息此也。”(《新書·孽產子》)“無為”政策帶來的問題是“不敬”、“無等”、“冒其上”等，這顯然是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因此，賈誼主張要“有為”。

賈誼尚儒術

賈誼和陸賈一樣，立足漢朝當時的形勢，從總結秦王朝滅亡的原因出發，提出了治國的方針、政策。

賈誼著《過秦論》，分析了秦朝滅亡的種種原因，歸結到一點，就是秦朝統治者不懂得“取與守不同術也”。攻是兼并戰爭，必須用詐力;但守即維護政權，卻必須實施仁義。而秦朝統治者在奪取天下之后仍以嚴刑峻法作為維護其政權的基本國策，這是其所以速滅的根本原因。他說：“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鞏固政權，必須施行仁義。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其“仁義不施”。

陸賈認為，行仁義與倚仗堅甲利兵是正相反對的。但賈誼則認為，仁義與權勢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說：“仁義厚恩，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新書·制不定》)在賈誼看來，權勢法制是治國的根本。根本牢固之后，方可以而且也必須實施仁義。可見，行仁義必須以權勢法制為基礎。雖然二者之間有區別，但它們有“芒刃”和“斤斧”的關系，所以二者不可偏廢，相即相離。

在陸賈的思想中，仁義是與無為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仁義就是無為。所以陸賈的儒家思想帶有濃厚的黃老之學的色彩。而賈誼卻把仁義和禮義制度聯系起來。在儒家思想中，仁義本和禮儀制度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系。可知，賈誼更接近于以儒家思想來作為經國之大道。他認為，禮是治國的大本。他說：“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新書·禮》)以禮義治國，就可以達到“民和親”的結果。他所謂的“禮義”之治，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同上)。至此可見，賈誼完全希望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來為漢代王朝建立起尊卑上下、貴賤有等的社會秩序。

賈誼認為，要區別人的尊卑貴賤，就必須依靠等級、勢力、衣服、號令等這些外在的標志。他說：“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新書·等齊》)如取消這些外部標志，在遠處就無法區別某人的社會等級。于是就有人從近處加以辨認。但又有幾人敢于靠近皇帝、侯王去進行辨認呢? 這樣，在下面的人就會懷疑在上的人的真假，如此等等。社會就會陷于混亂。如果外在標志分明，則等級分明。這樣，“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系。于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逾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新書·服疑》)。于此可見，賈誼是企圖用一整套的禮儀規范，從形式上來區分貴賤尊卑，從而加強君權的絕對權威。

賈誼企圖用儒家思想來改變西漢初年以來奉行的與民休養的政策。當其時漢文帝很賞識賈誼的才能，召為博士，一年內超升為太中大夫。賈誼銳意改革，請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民、興禮樂。漢文帝雖有意征用賈誼，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學”，再加之大臣周勃、灌嬰等人的排擠。于是，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后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 ，賈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余，亦死，時年三十三歲。

賈誼的銳意改革雖未成功，但他表彰儒家思想的行徑畢竟預示著漢朝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學術文化發展的趨勢。由陸賈而賈誼，國家思想政治儒學化的進程在不斷地推進。這一進程完成于董仲舒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