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根本旨趣—開出“民主與科學”·三期發展

新儒家不但消解了民主科學與儒家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而且在儒家文化內部發現了民主科學的要求，同時還替民主科學內在地要求了儒學。現在就當具體地實現(在理論上)儒學第三期發展的使命：“一、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序”)

新儒家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道德而無學統與政統，但要開出學統與政統，首先必須肯定道統，恢復儒家的“形上智慧”，重新確立儒家的“倫理精神象征”，這是儒學第三期發展的首要前提。新儒家堅持應本內圣之學解決外王問題，由返本而開新，內圣為本，外王為末。發展民主科學，只能從中國文化的立場來進行，“直下返至中國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腳跟。在此，他們再一次抬高中國文化，“中國人文精神，自一方言之，確較單純之科學精神、民主自由之精神為高”(《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新儒家對中國近代以否定傳統文化接納民主科學的態度進行了嚴厲批評，“中國人此數十年之科學文化運動，與政治社會之民主自由運動者，恒欲徹底推翻否定中國文化之傳統，此未嘗不由于彼等之感到中國文化精神陶養下之中國人，恒不能真如西方人之貢獻其生命精神于科學與民主自由之運動。然彼等不知中國文化歷史終不能截斷，支持西方科學精神、民主自由精神之文化精神背景，吾人亦不能驟然具備”(同上)。唐君毅的歷史反省是深刻的，牟宗三則以人的生命的學問角度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由于人們只以外在對象為學問，忘了生命的學問，結果，“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盲爽發狂，而陷于漆黑一團之境。在這樣的生命狀態下，我們憑什么要求科學? 我們憑什么要求民主建國? 然而追求科學真理，要求民主建國，卻是民族盡性之大業。而‘盡性’是生命上的事，是靠一種生命學問來恢宏其內容的。我們的思想界并未在這里建立其綱維，以端正學術之方向，清醒并凝聚我們的民族生命的”(《生命的學問》)。牟宗三等人肯定道統，重建道德的形上學，就是恢宏生命學問，為科學和民主建立綱維，端正學術方向的。

道統既立，“返本”功成，當開“新外王”，即把儒家的道德精神落實到民主科學的事業上。而要在中國發展民主科學，當先問中國文化為什么長期沒有發展出民主科學，這樣才能對癥下藥，藥到病除。上文新儒家在回答儒學如何可能開出民主科學時，從中西文化發展方向的不同已基本上解答了這個問題。牟宗三在《中國文化的特質》中對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認為體現在科學民主背后的基本精神是“分解的盡理之精神”;而中國文化則是“綜和的盡理之精神”，因之形成“仁智合一而以仁為籠罩者”的文化系統。在此文化系統中，智的直覺形態特別彰著，而智的知性形態卻未發展。然而“知性方面的邏輯數學科學與客觀實踐方面的國家政治法律(近代化的)雖不是最高境界中的事，它是中間架構性的東西，然而在人間實踐過程中實現價值上，實現道德理性上，這中間架構性的東西卻是不可少的。而中國文化生命在以往的發展卻正少了這中間一層”(《歷史哲學》)，因而轉不出民主科學。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就是要補足這中間一層。

怎樣補足呢? 新儒家主張“坎陷”和“暫忘”，而反對“加添法”，或由內圣直接開出外王。新儒家認為，加添法把其他文化的理想加入到中國文化中，以擴大中國文化的理想，是沒有注意中國文化自身要求之伸展方向。實際上，新儒家是要維護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地位。若由內圣直接推出外王，中國以前儒者就是這樣講內圣外王的：“以為正心誠意即可直接涵外王，以為盡心盡性盡倫盡制即可直接推出外王，以為圣君賢相一心妙用之神治即可涵外王之極致：此為外王之‘直接形態’。這個直接形態的外王是不夠的。”(同上)因為從人間之實現道德理性上說，若“知性”轉不出，道德理性亦封閉于個人之道德實踐中而通不出來，亦有窒息之虞;若客觀實踐方面的民主政治轉不出，道德理性亦不能廣被地積極地實現出來，人間有睡眠停滯之虞。既然直接的推出不夠，就必須間接的曲折一下，以充分實現。“積極的外王，外王之充分地實現、客觀地實現，必須經過一個曲折……建立一個政道，一個制度，而為間接的實現：此為外王之間接形態。亦如向上透所呈露之仁智合一之心須要再向下曲折一下而轉出‘知性’來，以備道德理性(即仁智合一心性)之更進一步地實現。”“道德理性之積極的實現，在知識與實踐兩方面，卻需要一層曲折。”(同上)道德理性之曲折，牟宗三又稱為“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此指道德理性經過自我否定，“從動態轉為靜態，從無對轉為有對，從踐履上的直貫轉為理解上的橫列”(《政道與治道》)。從“無執”轉為“有執”，以德性主體轉出知性主體，以成就科學。蔡仁厚曾解釋“坎陷”：“在中國，知識之學的開出，仍須通過良知(德性之知)。良知當然肯定知識之學的價值，因此良知亦必然能夠自覺地坎陷它自己，而轉為認識心。這亦就是說，良知要做一步‘自我打開’的工作，使自己開為兩層：一層是道德心(德性主體)，亦即良知自己;一層是認識心(知性主體)，這是良知自覺地坎陷自己而轉出來的。”(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牟宗三這樣就“曲折”“坎陷”出了民主科學。

但《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則不是兩層打開的坎陷，而是兼使其身的“暫忘”：中國人要具備科學精神和民主政治精神，就不僅要自覺為“道德的主體”，還要自覺為“認識的主體”、“實用活動的主體”和“政治的主體”，這就只能“兼使其自身”，“而此道德的主體之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為一認識的主體時，此道德主體，須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即此道德之主體，須暫退歸于此認識之主體之后，成為認識主體的支持者。直俟此認識的主體，完成其認識之任務后，然后再施其價值判斷，從事道德之實踐，并引發其實用之活動。此時人之道德的主體，乃升進為能主宰其自身之進退，并主宰認識的主體自身之進退，因而更能完成其為自作主宰之道德的主體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這不但成就了科學，而且實現人的最大之仁，兼涵仁與智。道德的主體同樣要求樹立政治的主體，民主政治從而實現。由此可見，民主科學都是從道德理性中開顯出來的，卻是儒家內在目的所要求的。儒學不是消極地“適應”、“湊合”現代化，而是積極地盡責任，促進、實現它，所以“儒家之于現代化，不能看成個‘適應’的問題，而應看成‘實現’的問題”(《時代與感受》)。

民主科學在儒學里得到了實現，在新外王中，民主與科學之間又是怎樣的關系呢? 牟宗三進一步探討了這個問題，“民主政治乃‘新外王’的第一義，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義、形式條件，事功得靠此解決，此處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科學是‘新外王’的材質條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內容。科學的精神即是事功的精神”(《時代與感受》)。民主政治是形式，科學是內容，在形式與內容之間，牟宗三更重視形式，“科學知識是新外王中的一個材質條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這個新外王中的材質條件才能充分實現。否則，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條件而孤離地講中性的科學，亦不足稱為真正的現代化。一般人只從科技的基層面去了解現代化，殊不知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關鍵不在科學，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攝的自由、平等、人權運動，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之所在”(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