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現代儒學·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中國的“文藝復興”

梁漱溟于中學時代開始接觸宋明儒學的思想，其理解受譚嗣同影響。民國初年樹立佛教信仰后，他把儒學和西學同視為經世之學。進入北大后，受新青年派的刺激，立志昌明佛學和儒學。1920年、1921年，先后在北京大學和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后整理成書出版。此書是當時文化論戰中惟一一部系統討論文化問題的論著，也是現代儒學史上的第一部著作。

文化論戰使一些人認識到中國的現實政治問題是文化問題，只有由文化問題入手才能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梁漱溟更由此進一步認為：如果中國文化不能夠成為世界文化，它就無資格存在下去;如果它能存在下去，就不應只適用于中國，而且還應成為世界性文化。梁漱溟在書中對中西印三個文化系統的歷史和哲學根據作了全面分析，并且指出它們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和次序。他構造了一個直系演進的文化發展觀和判定文化特征的原理。在他看來，文化是“意欲”活動的后果。意欲的屬性是奮斗欲求，在奮斗中它要遇到三種障礙：物質世界、“他心”、因果法則。這三種障礙形成三個人生問題，后來被梁漱溟表述為人對物的問題、人對人的問題、人對自己生命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由其重要性的強弱使世界文化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歷史上，西方、中國、印度三方文化分別代表了這三個問題所引發的文化，因此它們均可以在世界文化發展的相應階段成為世界性的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乃是世界第一時期的文化，并且是極為發達的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第一期出現則是“早熟”現象。

這種三段論直至晚年仍為梁漱溟堅持。雖然這個框架是主觀的，是一個在唯識佛學的基礎上構造出來的直系演進的文化史觀，但正是這種進化色彩的文化觀使梁漱溟看到了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歷史上的光明前途，也正是這種文化觀使他冷靜地考察了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的缺失。梁漱溟對西方文化的成就即科學與民主給予積極的肯定。他說：“這兩種精神完全是對的，只能為無條件的承認。”“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遠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遠不配談學術。”中國人所以要“全盤承受”科學民主是因為中國人所持人生態度，屬于第二階段，沒有產生出第一階段應造就的文明成果。但是，歷史已不允許中國人再返回頭去走第一條路，因為世界的文化發展已有了新的轉機。人類已由“物質不滿足時代”轉入“精神不安寧時代”。西方近代歷史創造了發達的物質文明和民主社會，但它的路也就走到了頭。這時，理智計算的方法開始給西方社會帶來苦痛。他們一味向外追求，卻拋荒了自己、喪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麗，內里生活卻貧乏至于零!梁漱溟從經濟和哲學方面考察了西方近來發生的新動向，認為西方人現在開始轉入的新道路正是孔子一直倡導的人生之路。世界文化開始把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放在第一位了。正是在這一轉機之中，以儒家人生哲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適逢其運會!他從幾個方面預測了世界文化的未來趨勢：在物質生活方面，人類將由生產本位的經濟變為消費本位的經濟，并增進工作興趣，向著藝術創造發展;在社會生活方面，人類將廢止統馭式的法律，代之以孔孟的禮樂，走尚情誼尚禮讓的路;在精神生活方面，人們將造就一種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學。這三方面的發展趨勢都證明孔子的人生哲學將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中國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