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法律·儒學法律思想的基本內涵·“為政以德”的德治觀

“德”的觀念起源于西周，它的內涵極其豐富，幾乎包羅一切美好的品行，是一個融信仰、道德、行政方式、統治政策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一開始便是對統治者的要求和自律的標準，要求統治者對天、祖要誠，對己要嚴;與人為善，對治下之民要愛護，以“保民”為己任。這樣，才能有資格享受天命、統治人間。儒家在繼承西周之“德”的基礎上，又對之進行了補充和改造，一是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眾支持的最關鍵途徑，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兩個方面;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它高于君主的權力，高于國家及法律，是區分“仁君”與“暴君”的準繩，是治理國家的圭臬。當然，象周公一樣，儒家主張德治，并非完全否認刑罰的功用，而是視刑罰為德治的輔助手段，刑治是德治的補充。

(1)以德去刑。

儒家認為最有效的統治手段莫過于以道德禮義來化民向善?？鬃訌娬{對百姓“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期望通過“德治”來達到“勝殘去殺”的目的，實現“無訟”的理想，所以他說：“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叛)矣。”(《論語·雍也》)認為預防犯罪最好的辦法就是實施道德教化，這與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論是針鋒相對的?？鬃邮莻€教育家，與功利薰心的政客不同，他更多地是從思想領域去追尋犯罪產生的根源，并將犯罪預防歸結為思想馴化和引導問題。在這一點上，孟子與孔子并無什么不同，所以他也主張“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孟子提倡的“仁政”要求的是“以德服人”，若通過刑罰威嚇來預防犯罪，那叫“以力服人”，與“仁政”的宗旨是背道而馳的。荀子是性惡論者，但他也認為人性是可以改變的，而“化性起偽”的方法既可以是教化，也可以是刑罰。荀子在這個問題上吸收了法家的一些觀點，使之更能迎合統治者的口味和現實需要。

(2)德刑并用。

我們說儒家不重刑罰，主要是與法家相較而言。其實，儒家從未說過刑罰對治理國家來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恰恰相反，他們同樣認為刑罰必不可少，是推行“德治”的可靠保障。鄭國的執政子產臨終前告誡他的繼任荀子大叔說，“以寬服民”的德化其實是很難實現的，所以主要應該以“猛”來屈民，以刑殺來預防犯罪。子大叔執政后，不忍猛而行寬，以致“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子大叔這才遵循子產遺教，改弦更張，興兵攻擊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鬃勇牭酱耸潞?，額首稱快，道：“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在這里，孔子寬猛相濟、德刑并用的主張坦露無遺。孟子也認為：“德善不是以為政，德法不是以自行?！?《孟子·離婁上》)道德與法律各有各的功用，不應偏廢其一，而應結合起來進行運用。荀子則將“明禮義以化之”與“重刑罰以禁之”相提并論，并歸納為“治之經、禮與刑”(《荀子·成相》)。當然，儒家深知德刑并用的必要性，但也重視兩者后果的不同，即德治對人心的影響是積極的，而刑罰則是消極的。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儒家更青睞于德治。

(3)先教后刑。

儒家倡“仁”，而暴虐的苛政就是“不仁”，酷刑濫殺更與“仁”的宗旨背道而馳，所以，刑殺雖然不能少，但首要的問題乃是實施教化。孔子提出“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只有在實施了道德教化之后，在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采用刑殺的手段。有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相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 ‘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阶右愿?，孔子慨然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荀子·宵坐》)不孝本來是孔子最痛恨的行為，但若未先施教化而殺之，則是“殺不辜”。儒家教化的內容，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重在心靈的改造，要求人們嚴以律己。安貧樂道，與世無爭。“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教化成功了，人們自然不再犯罪，刑罰也就可閑置不用。所以，先教后刑最終的目標仍是以德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