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泰山巖巖齊魯所瞻·名聞遐邇的考古文化

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歷史，但這種反映畢竟是朦朧的，而考古學的發展，卻可以為我們揭開上古文化的朦朧面紗，使我們的認識變得清晰、明確起來。

山東地區的考古工作賴這里豐富的史前文化遺址得以獨樹一幟。1981年，在山東沂源縣土門鄉騎馬鞍山的石灰巖隙中，發現了距今四五十萬年前的猿人化石，按照考古學習慣，他們被稱為“沂源人”。“沂源人”大體與“北京人”屬于同一個時代，這是目前所發現的齊魯大地上最早的人類。繼“沂源人”之后，舊石器時代的其他一些遺址也被發現，如新泰鳥珠臺溶洞、日照竹溪村和秦官莊、沂水縣諸葛公社范家旺村西南山山頂的南洼洞等處，都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1965年，也是在后來發現“沂源人”的同一座山上，發現了灰燼堆積物、刮削器、石片、石核以及野豬、野馬、野驢等哺乳動物的化石，這些遺址同在一處兩口都有人工擴大痕跡的溶洞中。據研究，其年代距今約二三萬年。

在舊、新石器時代之間，一般還有一個過渡階段，考古學上稱之為中石器時代。在大體上與中石器時代相當的歷史時期，今魯南的沂、沭兩河流域還有細石器文化存在。據統計，僅在沂河源頭到中游地區長約一百七十公里的狹長地帶內，除發現有猿人化石外，還有近百處舊石器、細石器地點。其中，“沂沭細石器文化”的發現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我國是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細石器文化遺存最豐富的國度，但在一個小區內，可望把舊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機地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中國史前文化比較完整的譜系的，還只有魯南地區。”(張學海：《從考古發現看山東在我國古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識》1987年第10期“山東專號”)可以想見，這里久已是人類勞動、生活的重要地區。從大約距今七千年前左右開始，這里進入了新石器時代，從那時直到殷商時代以前，他們活動的范圍擴大到了周圍的平原、丘陵地區。其發展可分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四個大致相互銜接的階段，而岳石文化時期甚至早在龍山時代的晚期，青銅器已經出現，社會已跨入文明的門檻。

北辛文化因其典型遺址位于滕州市官橋鎮的北辛村而得名，這里的文化延續了大約千余年左右。這種類型的文化是山東地區較早的新石器文化，由于這種文化剛被確認不久，其確切的分布范圍尚未踏查清楚，但它大致以泰山為中心，主要分布于汶、泗流域是沒問題的。從文化遺存分析，北辛時期的人們尚處在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到了大汶口文化時代，母系氏族社會便逐步讓位于父系氏族社會了。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圍較廣，汶、泗、沂、淄、濰、沭、彌諸河流域都有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它以今山東省為主，北達黃河以北，南到徐淮平原，東至山東半島，西抵河南中部。大汶口文化從距今六千年前開始，大體經過了近二千年的發展歷程，可分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各個方面都較前有了巨大進步。石質工具已通體磨光，并穿孔鑿柄，石器的類型也多樣化。從文化堆積看，早在北辛文化時期，人們已開始了定居生活。大汶口文化時期，人們已開始建造房屋，這些房屋雖仍有半地穴式建筑，但已有了在地面建造的遺跡。他們對居住條件的追求，表明他們的定居生活已十分穩定。他們以居址為中心，進行農業種植，飼養家畜，還從事漁獵活動。在個別遺址中，發現了專為儲糧建造的窖穴，墓葬中還常用豬頭、豬下顎骨、豬四肢等作為隨葬品，這都表明當時糧食生產已經有了剩余。生產的進步還表現在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上。這時期，陶器的制作技術有了巨大提高。陶器顏色多樣化，輪制法被發明，造型豐富別致，如觚形杯、釜形鼎、缽形鼎、大鏤孔高圈足豆、高柄杯等都是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器物。另外，一些遺址中出土的象牙雕筒、透雕篦梳、精雕細縷的玉石更體現了高超的鏤雕、鑲嵌技術。大汶口文化的進步預示原始社會走到了盡頭。這時期，人們的社會地位已經有了差別，因此，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不僅型制、大小已有區別，隨葬品更是多寡不一。一般認為，大汶口文化晚期，私有制已經產生，貧富分化也加劇起來。

社會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在一定歷史時期，相近地區的文化可能表現出大體一致的特征。然而，由于文化淵源不同，大體一致的文化特征可能因地域有別又表現出某些差異。龍山文化首先發現于山東章丘縣的龍山鎮，以后，許多省區都有類似的文化遺存發現。但各省區的龍山文化都各有特點。因此，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就被稱作“山東龍山文化”或“典型的龍山文化”。

從地層疊壓關系看，山東龍山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有明顯的繼承關系，二者的分布范圍也大體一致。山東龍山文化顯然是山東地區的東夷人創造的一種更高水平的文化。

龍山時代，山東地區的人們在工具制造上又有重要進步，石器磨制更加精細，而且還能制造石鐮和雙孔石刀等收割工具，還有大型的長方形五孔玉刀和制作精細的長條形玉錛。一些遺址中少量的銅制工具被發現更為引人注目。制陶業是這時期手工業發展的典型體現。此時，快輪提拉成型的制陶技術被普遍應用，制作出的陶器胎薄而均勻，器物造型規整，棱角清晰，富于轉折變化。代表龍山文化制陶工藝最高水平的黑陶高柄杯，質地細膩，薄似蛋殼，因而被稱為“蛋殼杯”。人們稱贊它“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此外，陶鬶作為一種三足炊具，在制作特點上也頗能作為山東龍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山東龍山文化的房屋建筑中已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墻技術，有的還出現了土臺方形的地面建筑形式和原始夯筑技術，石灰作為建筑材料也被應用，而且同時期的房屋建筑在整體上有了一定的布局。從這些情況看，人們共同居住在一起，生活有了一定的秩序。

在意識形態方面，禮制的形成是龍山時代進步的突出標志。《左傳》等史籍中多次提到“夷禮”，說明東夷人的禮俗直到春秋時代還有較大影響。孔子強調“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因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左傳》成公二年)。山東龍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工藝水平較高、但缺乏實用價值的器物，學者公認應屬當時的禮器。于禮器組合之外，葬具、葬式等等似也受著一定禮制的規范。實際上，禮制來源于氏族社會的原始習俗，有了穩定的定居生活，禮制的產生和逐步規范便是自然的了。在龍山文化時代以前，禮制已處于萌生階段，到了龍山時代已經形成。著名考古學家鄒衡認為，夏文化的禮制“可能是繼承虞禮而來”(《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166頁)。虞禮乃“有虞氏”之禮，亦即東方夷人之禮。

山東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水平之高，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面貌的揭示，使人們重新認識并評價東夷地區文明的發展狀況。值得提出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出現了圖像文字，著名古文學學家唐蘭先生認為它屬于遠古期的意符文字，雖然這種文字只發現了十九個，但卻閃爍著文明的火花。唐蘭在20世紀70年代曾撰文談到：大汶口文化是東夷集團的少昊文化遺存，少昊文化是奴隸社會初期的文化，中國已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唐蘭的這一觀點雖然還未得到普遍認同，但山東地區為中國遠古文明重要發祥地則是確鑿無疑的。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對周圍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和夏商文化有著重要的積極影響，因此這里又是探討、研究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產生問題的理想地區。

在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分布范圍內，繼之而起的是岳石文化。從個別遺址如泗水尹家城等遺址的較大規模發掘中，發現岳石文化層直接疊壓在典型龍山文化層上，可見二者有著一脈相承的發展關系。據測定，岳石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大致與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同步，約在夏朝的紀年范圍內。

岳石文化是最近才開始被認識并逐步確立的考古學文化。它以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山東平度東岳石村發現的遺址來命名。在已發掘的眾多遺址中，泗水尹家城遺址的岳石文化遺存較為豐富，其中出土石器達六百余件，約三倍于同遺址的龍山文化。石器原料有十余種，不同類型的石器已比較固定地采用不同質的石材，制作方法上也顯得簡單而實用。可以看出，岳石文化時期生產力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

通過對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層出土的動物標本鑒定，發現這一時期家畜類的比例較前顯著上升，合計超過了百分之六十，而龍山文化時期卻不到百分之四十。家畜中以豬最多，狗和牛的增長幅度最大。相反，野生動物的數量卻急劇減少。這可能是由于種植業的發展，原來茂密的森林植被受到破壞。野生動物喪失了棲息地，而家畜飼養正可作為它的補充。

岳石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銅器的出現。尹家城岳石文化堆積中共發現了十四件銅制品，這些銅器多數為銅、錫等合金的錫青銅，少數為鉛青銅，還有一件砷銅。器形有鏃、刀、錐和環等，這些銅器多數在冶鑄之后加以煅打。銅器數量雖然不多，而又均限于小件器物，但它可以確證此時期已步入了早期的青銅時代。

可能是與青銅制品的出現有關，岳石文化的制陶業進步不太顯著。不過，與以前相比，這時的陶制品仍有一定的特點，如輪制技術以及燒制火候并不低于龍山文化的陶器，顏色較為復雜，造型風格方面也有不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