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徽派版畫、篆刻、雕塑與盆景·徽派雕塑

安徽的雕塑藝術具有久遠的歷史，出現了一些雕塑家。東晉大畫家戴逵不僅繪畫技藝精湛，還具有杰出的雕塑才能。他的佛像雕塑既審度外來法式，又表現出民族特色，“改梵為夏”，十分精妙，故爾唐代沙門道宣推尊戴逵為中國式佛像的創制者。他曾為會稽山陰靈寶寺雕刻佛像，主尊為丈六無量壽佛像，旁有脅侍。在制作這組雕塑時，戴逵隱于帷幕后，竊聽眾論褒貶，反復修改，費時三年方成，成為中國式佛像的杰作。戴逵在雕塑方面的成就，還表現在銅鑄佛像和夾纻行像的制作上。戴逵之子戴颙也是一位優秀的雕塑家。他從年輕時就隨同父親從事雕塑，得乃父真傳。南朝宋太子劉義符鑄丈六銅像于瓦官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治，戴颙看后認為非是面瘦，而是臂胛肥所致，減損臂胛，瘦患即除，由此可見其藝術感悟力的高超。降及明代，安徽又出了一位著名雕塑家，這就是歙縣人鄭約，他擅長減塑，當時聞其名而登門求塑者相踵于門。也善塑佛像，所塑皆神活逼真。

不過，安徽雕塑藝術的成就，主要還是通過民間雕塑體現出來。今巢縣紫微山下的王喬洞中，保存著隋唐時代的佛教造像，計有大觀音造像一尊，小佛像七百二十八座，此外還有虎、象、獅、麒麟等動物石刻多處。各種造像均是在天然的石灰巖壁上雕鑿，眾小佛排列齊整，刻工精細，千姿百態，有的雙手合十，有的手撫曲膝，有的正襟危坐，形像生動。大觀音像豐滿圓潤，腳踏蓮座，座下裝飾著大塊云紋。這是江淮平原上唯一的摩崖石窟，雕刻工作恐怕主要是由當地的工匠完成的。

安徽民間雕塑最為發達的地區，無疑當推皖南的徽州。明清時代，徽州的民間雕塑臻于鼎盛，有“四雕”之說，即指竹雕、磚雕、石雕、木雕。竹雕主要產于歙縣，一般是在筆筒上鐫刻花卉、人物或詩詞、銘文等，也有用竹根雕成器具雅玩的，皆為書房中擺設。木雕主要用于屋宇建筑的裝飾上。明代早、中期民居，木雕著力于屋架上的斗拱、平盤斗、叉手、墊木等處制作卷云、花卉，清代則著力于窗欄部位和天井邊廂隔扇。雕刻手法以浮雕為主，現存著名的雕刻珍品有潛口民居建筑群方文泰宅、大阜祠堂上的百馬圖、韶坑祠堂上的徽戲圖等。石雕多用于佛龕、蓮座、佛像、祠宇、牌坊和一般民居的欄板、勒腳，現存著名的代表作有元代興建的花山觀音廟白玉石觀音像，歙縣城內的許國石坊，殷家村的大司徒牌坊，羅田方氏宗祠坊，明布政使許士達墓的翁仲、石人、石馬等。

“徽州四雕”中最負盛名的，當推磚雕，這是可與漢畫像石相媲美的偉大藝術品。磚雕所用材料為水磨青磚，是一種精心燒制的建筑材料，質地非常細膩，適于雕刻。磚雕工藝由兩道工序組成。第一道為“打坯”，實際上就是構思和構圖，即在磚面上鑿出兩面的輪廓，確定其部位和層次，區分前、中、遠三景;第二道工序為“出細”，即在打坯階段完成的輪廓的基礎上進行精雕細刻，使人物和景物凸現出來。一般說來，磚雕大多用來裝飾民居大門上的門罩、門樓、照壁、門額和八字墻等。從雕刻手法上看，主要有平雕、浮雕(又分淺雕和高浮雕)和透雕三種。平雕是通過圖案的線條給人以立體感，浮雕和透雕則要雕出立體的形象。浮雕的形象能看見一部分，透雕的形象則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能看到，甚至圖案雕成多層。

隨著社會文化的變化，裝飾在民居上的雕刻日益趨向復雜精細。大體說來，明代雕刻古拙、粗獷、樸素，其手法一般是浮雕和一層淺圓雕，并借助于線刻造型，景與物前后緊貼，構圖缺乏透視變化，人物和圖案重復雷同，但強調對稱，富于裝飾趣味。入清以后，由于徽州商人的財力越來越雄厚，生活上不免日趨浮靡，再加上新安畫派和徽派木刻的藝術旨趣的浸染，住宅雕刻也日益失去拙樸的意味，越來越注重情節和構圖，追求細膩繁復，透雕的使用越來越多，層次也越來越深，追求雕飾使徽州民居上的磚雕作品失去了活潑的生氣。但是，由于圓雕形式日趨豐富，構圖與透視都能重視變化，內容也較注意情節性，此時還是出現了一批佳作。

磚雕圖案的取材多種多樣，尤以動物體裁為多，從中可以看到獅、龍、虎、麒麟、牛、羊、馬、豬、狗等數十種動物的生動形態。花卉體裁也較常見，常用的有梅、蘭、竹、菊，此外還有松、柏、牡丹、荷花、石榴、葡萄、柑桔、枇杷、桃等。以人物為體裁的雕刻作品也不鮮見，其中既有神話傳說、戲曲故事的描述，也有描摹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的作品，舉凡車騎出行、游藝表演、狩獵、放牧、砍柴、耕種、擔水、推車、撐船、收割以及兒童們的嬉戲場面，均可見到。常用的幾何性裝飾圖案，有萬字紋、云紋、回紋等。大部分雕刻體裁，都有象征性的吉祥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