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的法律才是好法律

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zhí)衡空欲慕公平。

機云筆舌臨文健，沈宋章篇發(fā)詠清。自笑觀光輝下闕……

——（唐）薛昭緯《華州榜寄諸門生》

進入春秋時期以后，隨著社會結(jié)構(gòu)和階級關(guān)系的變動，新興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迫切要求廢除舊貴族的法律特權(quán)，擺脫宗法等級制度的束縛，“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于是，楚、晉、宋、鄭等國相繼制定或公布成文法，打破了舊貴族對法律的壟斷，增加了法律的公開性與透明度。

楚國在春秋時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時作《仆區(qū)法》。仆區(qū)之法猶近世的窩藏法。第二次是楚莊王時作《茆門法》（茆，同茅）。依照《茆門法》規(guī)定，諸侯、大夫、公子入朝時，車不得進入宮門，以保障國君的安全。

晉國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晉文公稱霸時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作被廬之法”；第二次是趙盾（即趙宣子）為晉國執(zhí)政時制定的《常法》，包括了行政法、刑法和民事法律的內(nèi)容；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書，主要內(nèi)容是修訂官吏的爵秩；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并予以公布的“刑書”。這是繼鄭國公布成文法之后，晉國開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宋國也于公元前564年，由宋平公命司寇樂遄制作“刑器”，即在器物上制作了成文“刑書”。

鄭國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鄭簡公三十年，即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鄭國執(zhí)政子產(chǎn)鑒于當時社會關(guān)系的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因而“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這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第二次是鄭獻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鄭國執(zhí)政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竹刑，為鄭國鄧析所作。他把法律條文寫在竹簡上，所以史稱竹刑。竹刑的出現(xiàn)，在法律發(fā)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則便于攜帶和流傳。

鄭國子產(chǎn)鑄刑書，將法律條文公之于眾，晉國奴隸主舊貴族保守勢力的代表叔向首先站出來反對，他給子產(chǎn)寫信說：“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征于書，而檄幸以成之。”“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征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可見，叔向站在舊貴族的保守立場上反對公布成文法，要求堅持奴隸制的分封制、井田制和宗法等級制，保護奴隸主貴族的司法特權(quán)。而子產(chǎn)站在堅持改革的立場上，指出鑄刑書是為了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闡明了只有公布成文法，才能維護鄭國的統(tǒng)治。

晉國也有子產(chǎn)的贊成者，那就是趙氏。

公元前513年，荀寅在趙鞅的協(xié)助下，收繳民間鐵器，準備上繳給國家。這時候荀寅聲稱是奉了正卿魏舒之命，將所搜集的鑌鐵480斤熔化，熔鑄成鼎，將當年范宣子時代所制定的法度立于鼎上。

這時晉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國家法律明文昭于天下，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相當于以法律的形式宣布至少是在晉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時代已成為歷史，成為過去。這件事尚未完成，已在當時引起社會各界的轟動，造成世人喋喋不休議論的同時，也遭到了春秋士大夫的強烈聲討，這是對周禮的一次巨大挑戰(zhàn)、顛覆甚至是踐踏。

士鞅是實際操控者，荀寅是執(zhí)行者，而趙鞅似乎只是背黑鍋的傻小子，遭到以孔子為首的一批儒家先賢的唾罵。還是太史蔡墨明察秋毫，感慨道：“范氏、中行氏就快滅亡了吧！荀寅作為下軍將，卻違背執(zhí)政之命，擅自制作刑器，還拿它作為國法，這是矯命！范鞅，篡改國法，在國內(nèi)必然走向窮途末路。趙氏大概要受牽連，因為趙鞅也參與了，可他是被逼的，但愿他廣行善事，多施仁義，或許能夠幸免！”

執(zhí)政魏舒在國都聽聞三卿做出如此驚天舉動，急忙下令命荀寅停工，荀寅置若罔聞，并慫恿著趙鞅勇往直前，趙鞅已是騎虎難下，只能硬著頭皮跟著荀寅繼續(xù)鬧革命。

鑄鼎完工后，荀寅、趙鞅還朝，魏舒對于手下人如此僭越甚為不滿，召集諸卿組織朝會商討事件的可行性。結(jié)果范鞅是主謀；趙鞅、荀寅為參與者；韓氏與趙氏相善；荀躒默不作聲。魏舒作為正卿、一個國家執(zhí)政是那樣的尷尬與無助。

鑄刑鼎一事在晉國影響極其深遠，標志著晉國執(zhí)政官權(quán)威的嚴重下滑，國家離心力的加劇。當晉侯不再是一國之重心，正卿尚且可取而代之。如今正卿的權(quán)威也必須受到士鞅法律的監(jiān)視與鉗制，晉國的向心力受到更為嚴重的削弱。

其實，如果將這件事情看成政治活動，那么最不幸的還是趙鞅，他為士鞅背黑鍋，正在為他的年輕氣盛付出代價，受到如此不白之冤至今也沒有被平反。后世的附會，以當代思想將“鑄刑鼎”之壯舉歸“功”于趙鞅，表明其進步性——打腫臉充胖子。

鑄造刑鼎后，趙鞅（趙簡子）繼續(xù)深化改革。

經(jīng)濟上，趙簡子革新畝制，調(diào)整賦稅。春秋末年，適當擴大畝制有利于農(nóng)業(yè)和地主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為畝”的舊經(jīng)界。在政治上，趙簡子禮賢下士，選賢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鐸、傅便、郵無恤、史黯、竇犨等人。軍事上，趙簡子獎勵軍功，以功釋奴。公元前493年，趙簡子率軍迎戰(zhàn)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鄭國軍隊，誓師時宣布，“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這個命令的頒布，大大鼓舞了晉軍的士氣，對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這些改革極大地增強了趙氏的力量，其頂峰就是侯馬盟誓。公元前490年（晉定公二十一年），以趙鞅為首的趙、韓、魏、智四卿聯(lián)合滅了范、中行氏二家。侯馬盟誓便是趙鞅在返回絳都后，為了鞏固聯(lián)合陣線，壯大發(fā)展自己實力，削弱分化敵營力量，而與自己的宗族成員、同盟諸卿，以及從敵方（范、中行、邯鄲趙氏）跑過來的投誠者共同舉行的宗教儀式，其歷史遺存便是侯馬盟誓遺址和侯馬盟書。

這個盟書基本上代表了春秋法律發(fā)展的最高水平，在這份盟約中，趙簡子公開承認了奴隸轉(zhuǎn)變?yōu)樽杂擅竦倪^程，并且規(guī)定了各種刑罰的適用范圍和使用對象。可以說，從這份盟書開始，就奠定了趙國在戰(zhàn)國稱雄的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