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經濟改革家桑弘羊

桑弘羊 (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漢景帝五年出生于洛陽商人家庭。13歲時，進入京城長安，在宮中做了一名侍中，侍從漢武帝，掌車馬服物。元鼎二年 (公元前115年) 出任大農丞，掌會計事務。元封元年 (公元前110年) 升任搜粟都尉，管理全國糧政，并代行最高財政長官大農令 (太初元年改稱大司農)的職務，開始全面推行財政經濟改革，加強中央集權。天漢元年 (公元前100年) 正式擔任大司農。天漢三年因事貶為搜粟都尉，但大司農之位虛懸，他仍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后元二年 (公元前88年) 升任御史大夫。次年武帝病危時，受命托孤，輔佐幼主劉弗陵 (即漢昭帝) 即位。昭帝時繼續擔任御史大夫達7年之久。始元六年 (公元前81年)，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桑弘羊舌戰群儒，捍衛漢武帝以來的財政經濟政策。次年 (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卷入燕王劉旦與左將軍上官桀等人的謀反事件中，被大將軍霍光處死，終年73歲。

桑弘羊任職漢廷60年，正當西漢盛世，順應削平割據、抗擊匈奴、抑制豪強、中央集權、富國強兵的時代潮流，繼承管仲、商鞅等的財經思想和治國理論，全面改革了漢初以來的財政經濟政策，成為漢武帝新經濟政策的設計制定者和有力推行者，對于“變更制度”，發展經濟，鞏固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首先是倡議推行鹽鐵專賣政策。為了解決因大規模的抗擊匈奴戰爭而出現的經濟危機，桑弘羊提出了實行鹽鐵專賣，打擊富商大賈，“籠鹽鐵”，“官山?！?，把這兩個獲利最厚的行業收歸官營，以增加財政收入，富國足兵。鹽的專賣采取民制官收之法，鐵礦的開采、冶煉和鐵器鑄造則是由官吏督率刑徒及部分民夫、工匠進行，官府負責運銷，均平其價，專設鹽官、鐵官管理，直屬中央財政，從而剝奪了諸侯王和豪強大賈的特權和利益，為國家開辟了充裕的財源，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堪稱西漢政府的基本國策和新經濟政策的核心，中央集權的強有力的經濟支柱。

其次是確立五銖錢法，保持幣值穩定。漢初在 “弛山澤之禁”、開放鹽鐵私營的同時，下放了鑄錢權，導致錢如榆莢，既多且輕，物價高漲。文帝時，“吳 (吳王劉濞)鄧 (鄧通) 錢布天下”，豪強紛紛私鑄，幣制紊亂。景帝下詔禁私鑄，成效不著。武帝初年，“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御史大夫張湯建議更錢造幣，但因幣制屢變，市場混亂，最后張湯被迫自殺。桑弘羊吸取教訓，認為關鍵在于幣制統一，幣值穩定，“文如其重” (幣面值與實際重量一致); 而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集中鑄錢權。于是自元狩四年 (公元前113年)始，實行幣制改革，禁止郡國及私人鑄錢，新造五銖錢，統一貨幣。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屬鐘官、辨銅令、技巧令三官負責，故新錢又稱三官錢、上林錢，幣面五銖，與實際重量一致，輕重適宜，質量較好，便于流通，從而使幣制井然，幣值穩定。既滿足了流通的需要，又安定了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同時也從經濟上鞏固了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統一。

其三，創設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就是利用各地的貢賦收入為基礎，進行某些大宗商品的地區間遠程販運貿易，以調濟物資余缺的一種商業流通經營方式。在中央設均輸令、丞，直屬大司農，各地設均輸官，各郡國應繳貢物按當地市價折合一定數量的當地土特產品，繳給均輸官，均輸官則將其運往其他需要這些物資的地區去銷售，從而把貢物商品化，既免除了郡國的負擔，也因價差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更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相應地，“通委財而調緩急”，活躍了市場，調濟了余缺。于國于民，均為有利。

平準法是由官府吞吐物資，平抑物價，穩定市場。大司農置平準令、丞，掌管各種物資儲備，貴即賣之，賤則買之，調節商品價格，打擊商人的投機和壟斷行為，從而穩定市場物價，方便人民生活，自然也增加了國家的財源。平準與均輸相互為用，形成了官營商業的統一體系。

其四，推行酒類專賣。武帝后期，國力消耗，財政不充，桑弘羊采納少府建議，于天漢三年 (公元前98年) 實行“榷酤”，即酒類專賣。由政府控制酒的生產與流通，具體事務由各郡國的榷酤官負責，利潤則上繳國家財政，成為國家的一項新的財政收入來源。

其五，經營公田及實行邊疆屯田。當時，通過限制商人占田和沒收商人土地，使大農所掌管的公田數量大大增加了。桑弘羊對公田采取租佃方式“假” (租借)給貧民耕種，發展生產，增加財源;調整了生產關系，抑制了豪強大賈的土地兼并，加強了中央集權。

與此同時，隨著對匈奴戰爭的全面勝利，在西北邊境地區大量的公田通過大規模的屯田方式得以開辟出來。屯田分軍屯和民屯兩種類型，從朔方等邊郡到河西走廊，范圍很廣;各種配套制度逐步健全，水利事業和畜牧業也相應發展起來，使這里由荒涼的曠野變成了相當繁榮的農業開發區。屯田和邊疆開發不僅具有發展經濟和增加收入的純經濟意義，而且充實了邊防，具有軍事戰略意義，是聯結西域、北制匈奴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屯田的組織管理者，桑弘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六，通中西商路、斷匈奴右臂的對外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武帝初年，張騫通西域，開辟了中西交流的通道。隨后，桑弘羊建議在河西設郡，保持西域通道的暢通; 同時他結合屯田，通中西商路，加強邊疆民族貿易，“以末易其本，以虛易其實”;同時建議武帝駐兵西域，積極支持和保證西域用兵的供給，進而建立了一條鞏固的防御線和交通線，確保了商路的安寧，也實現了 “斷匈奴右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的戰略目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還與丞相等聯名提出了屯田輪臺 (塔里木盆地中心) 的建議，雖因種種原因被擱置下來，但卻在他死后得以實施，對漢代經營西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桑弘羊所推行的旨在富國強兵、加強集權的經濟改革政策，得到了雄才大略、英武有為的漢武帝的大力支持，直接促成了西漢王朝的全盛時代，并對整個封建社會產生了久遠而深刻的影響。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就稱其“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北魏農學家賈思勰更稱均輸法為 “益國利民，不朽之術”。至于后世的改革家劉晏、王安石等人更是推崇備至，效法其改革之義。明代思想家李贄把桑弘羊列為 “富國名臣”，認為其經濟政策是“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孫中山先生在 《建國方略》 中更是予以極高評價，認為“古今惟桑弘羊知金錢之為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國所行之新經濟政策，皆桑弘羊之遺意”?？傊?，桑弘羊堪稱我國封建時代參與和主持國家財政改革時間最長的著名理財家，創新頗多、成就巨大、影響久遠的一位地主階級改革家。

自然，桑弘羊的國家經濟干涉政策觸動了守舊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豪強大賈的利益，與儒家學派的經濟思想也明顯對立，因此不斷遭到他們的阻撓和反對，特別是漢武帝去世后，在鹽鐵會議上展開了激烈的爭鋒。這也是導致他最終被殺的內在動因，從而使這位理財家以歷史的悲劇結束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