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申不害

申不害 (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37年)，鄭國京地(今河南滎陽市京襄城村)人。是戰國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申子》一書，《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有兩篇，《漢書·藝文志》說有六篇，但都早已失傳。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多是一些零章斷句，比較完整的就只有唐朝魏征輯錄的《群書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 《大體篇》 了。

申不害的主要政治活動在韓國，韓昭侯八年 (公元前351年)被韓昭侯任為相國，當時的韓國山多平原少，水源不足，土質磽薄，生產條件很不好，在七國當中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隨著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的變化，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李悝、吳起相繼在魏國、楚國實行變法，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在爭奪霸權的活動中，都競相領先。韓國又介于齊、楚兩強之間，大有孤城落日之勢。申不害為了改變韓國的地位和處境，也提出了革新變法的主張。通過實行變法使韓國出現了 “國治兵強”的局面。

申不害的思想核心是“法與術”，比較起來尤重于“術”。故有“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 的說法。

在法的方面，申不害主張以立法、明法、任法、置法而不變，作為立國之本。所謂立法，就是說“君必有明法”。所謂明法，就是法紀必須是嚴明的。在申不害看來，凡是能夠貫徹法制的人，都是圣君。君主治理國家，依靠實行法治而不單憑個人的聰明智慧，依靠嚴明法術而不相信空洞的說教，這就成了任法不任人了。他不僅主張執法的人不能摒棄法紀，而只憑個人的智慧和好惡辦事，而且還認為“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不安，樂其法也。”關于“法”，韓非曾作過這樣的概括：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法加乎奸令者也。”所謂法，就是由官府公布的法令，讓人們記在心里，使人們知道： 獎賞是賞那些謹慎守法的人，懲罰是罰那些破壞法令的人。這樣立法、明法、任法、置法而不變，構成了申不害的法治思想。

在術的方面，韓非對申不害“術”的思想有過兩處解釋，一是在《難三》篇說： “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 故法奠如顯， 而術不欲見。”在這里， “術”成為一種隱蔽的統治方法和策略，即所謂權變之術。一是在《定法》篇中說：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按照這種解釋，“術”又是君王使用官吏的一種措施。從這種思想出發，申不害主張： “治不逾官，雖知不言。”各級官吏在其所管理的事務中，不能超越其職權，對職權范圍以外的事，即使知道，也不應有所議論。應該事有專職，職有專人，人有專責。這是注重事功，講求實效的傳統思想。

戰國時期，已實行驗合券契形式的“上計制度”。君主定期通過“上計”，對臣下進行考核。申不害主張： “為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這就是說，國君必須根據名實相符的原則，對臣下進行考核和督責。為了強調國君的地位和作用，申不害又以生動的比喻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 國君好像身體，臣下好像雙手。國君好像聲音，臣下好像回響。國君決定根本的方針，臣下承擔具體的任務。國君掌握綱要，臣下分理細目。國君掌權，臣下辦事。這樣就擺正了君臣關系，使國君居于中央，集權于手中。申不害的這種觀點，對于加強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對于后來法家也有承上啟下的影響。

刑名之學是申不害法術思想的哲學基礎。古代“刑”字也作“形”字用。刑名即形名。換句話來說，形即是實，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名就是客觀事物反映在人們頭腦中的抽象概念。刑名之學就是講名實關系的道理。在刑名問題上，申不害認為： “名自正也，事自定也。”事物的名是由它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事物的存在也是由它本身的條件決定的。申不害似乎不自覺地認識到了“實”決定“名” 的道理，思想上有了唯物主義萌芽。

申不害還努力對客觀現象的變化進行概括(盡管是直觀的表面的)，來作為“名隨實變”思想的依據。由此推論到政治方面，他認為： “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一個善于用法術治理國家的君王，在處理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物的關系時，應當名實相符，使“自名而正之”。同時，由于“實”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名”也要“隨事而定之也”。

申不害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戰國時代的社會大變革中，以法術思想和刑名之學作理論基礎，為建立封建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對以后的許多政治家是有很大影響的。自韓非以下，歷代政治家亦多從申子之學中吸取營養。曹操就是“操申、商之法術”的。王夫之也說： “申、商之言，何為之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王安石)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勞長之術也。”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政治界、思想界，多以“申商”、“申韓”并稱，這充分說明了申不害在我國思想界享有盛名，占有重要的地位。